青岛大学纳春英教授《隋唐平民服饰研究》是在其博士论文《隋唐服饰研究——以平民日常服饰为中心的考察》基础上，经过十年坚持不懈地修改、补充、完善，受到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于2023年由人民出版出版。该书是她《唐代服饰时尚》（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之后第二本以服饰为主题的研究专著。目前已有2篇书评文章，充分肯定其“总体史”“自下而上”研究视角的创新价值以及对隋唐服饰史研究的贡献。笔者认为，该书“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念和研究方法值得进一步分析，选择平民和表征其身份属性的服饰两个维度的互文性、整体性研究所凸显的七大特点，可谓隋唐历史研究的再次转向，也是中国古代服饰史研究一个方法论和目的论创新之作。

《隋唐平民服饰研究》书封

一、“自下而上”历史观念和研究方法

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以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拉斐尔·萨缪尔(Raphael Samuel)等为代表的英国史学家掀起了一种社会史研究新思潮。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围绕人类历史创造的主体与客体及其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吸收其他社会科学的新观念和新方法来研究英国历史，于70年代逐渐形成了新社会史学派。他们批判性超越法国传统总体史思想（如年鉴学派）和英国社会史研究传统（如屈威廉“排除了政治的人民史”和托马斯“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史研究），构建了“自下而上”揭橥社会形成与发展之间普遍联系及其存在意义的综合与全方位分析与研究历史的新方法，真实而全面揭示普通大众或下层民众日常生活（劳动和日常生活条件、生活方式的特点、物质和精神文化）的历史，反映下层广大人民群体作为社会发展推动力量的历史贡献。纳春英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从整体史出发，改变以前只从文化或社会生活角度研究服饰的碎片化研究方法，采取“自下而上”研究视角，以考古学和文献学为基础，重点梳理隋唐平民服饰材质、构成、装置成本和禁忌及其历史演变脉络，尝试建构隋唐平民的历史。她的研究具有多重意义：一是将平民群体服饰及其变化作为观察隋唐社会历史的一个重要视角，更新了隋唐历史的方法论，提出了一个新颖的研究范式，因为“下层历史代表了一种抉择，因为它通过关注大众或人民的生活、活动和经历，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精英或统治阶级身上吸引开来。”二是这种整体性的“自下而上”视野在传统厚重的“自上而下”中国历史研究范式下，自然而然地有了相互结合的意愿与习惯性行动，呈现出一种多视角的研究路径，尝试展现平民通过服饰参与并贡献于唐代服饰文化发展和社会生活建设“微”与“著”的史学观念与历史实践。三是“自下而上”历史观念和整体史学观念指导下的平民关注既是作者选择的一种研究方法，也是作者作为一名隋唐史研究专家关注且主动选取的一个独特研究领域。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研究传统让作者研究隋唐平民服饰时应然确然地提到了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与分析方法，如“剥削阶级”（14页），再如对平民生存艰难（275页）之同情，这些出于阶级的分析也为整个研究注入了新活力，也试图让那些普通人民被历史抹去的声音应该被听见、让他们的历史作用和贡献被认识。如作者所言，“其实平民的存在对历史时期的社会物质的增加和生产技术的提高，都产生过直接而积极的推动作用。”（第3-4页）

二、“自下而上”整体考察平民服饰之新见

隋唐时期，作为社会秩序和等级制度表征的服饰经历了北朝胡汉交融复杂形态之后迎来了整体性制度回归与统合，平民服饰在这一时期文化融合大背景下如何研究？平民作为少见于史载的下层群体，其整体或个体生活形态被淹没于浩瀚史海之中，作者选择这一处于隋唐社会金字塔等级结构下端的群体，通过服饰管窥其生存状态和社会环境，既有创新性学术意义，更有史料阙如和论述进路选择的挑战。显然，作者回应了这些挑战，以透物见人见精神和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整体观念与“自下而上”观察视角，通过莫高窟供养人透视隋代平民服饰、将唐代平民女子日常服饰与袒露女装分类讨论、唐代平民男子服饰分唐初期和中晚期进行讨论。在这些通论基础上重点探讨平民礼服、服饰材质和色彩、平民置装成本、服饰禁忌等“微观”话题，最后触及平民的真实生活层面，并剖析平民男女艰难生存状态的根由。纵览全书，既有隋唐时期的通透感，也有平视普通百姓过程中的深描与聚焦。

莫高窟唐代壁画

笔者将全书总结为以下七个方面的主要特点：

第一，在资料搜集上，“竭泽而渔”。研究隋唐服饰，考古资料实证颇为重要。作者采用了大量考古实物与图像资料，引用古籍、著作、论文等共计160余种。有了如此丰富的资料作基础，其立论言之有据，再加上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成果令独著印象深刻，正如杜文玉教授所说：“纳春英的这部书不是一时的著作，而是长期的持续的研究结晶，据我所知前后持续的时间不下十年，作者在这一期间陆续发表了不少阶段性的研究成果，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参考和借鉴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这一点从此书的绪论中可以获知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杜文玉《序》）由于作者在搜集资料时文献材料与考古资料并重，因而“图文并茂”成了本书的一个显著特点。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作者注重实证主义的治学方法。作者指出，“服饰在古代社会承载的社会功能极其强大，与之发生联系的不仅有社会生活、各种制度，还包括经济、法律、国际影响等各个方面，这就需要研究者在具体研究中，既要看到其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变化发展，还要发掘其与社会其他方面所发生的联系、所起的作用以及所承担的功能等等。”（《绪论》，第3页）可见，作者的思路是“从总体史的视域出发，力求在主干清晰的情况下，多角度、多侧面研究隋唐服饰”（杜文玉《序》），而其研究方法，则是实证主义的治学方法，这是在传统考据法基础上又借鉴了西方兰克学派的治学精神而形成的治学方法。

第三，在章节结构方面，布局合理，重点突出。全书共分十章，分别为“隋平民服饰研究”、“唐代平民女子日常服饰研究”、“唐代女装袒露现象研究”、“初盛唐平民男子服饰研究”、“中晚唐平民男子日常服饰”、“隋唐平民礼服研究”、“隋唐平民服饰材质与色材研究”、“隋唐平民置装成本研究”、“隋唐平民服饰禁忌研究”、“唐代平民的生存状态与服饰研究”。在这十章中，研究隋唐平民服饰造型占了五章（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可谓重点突出；而其他五章，涉及平民服饰的材质、置装成本、礼服以及唐代女装袒露现象的历史背景与成因，可谓结构合理。

第四，注重礼服研究，也是本书一大特点。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礼在古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从大的类型来分，礼分为吉礼、宾礼、凶礼等。作者在第六章专设“随唐平民礼服研究”，从“平民冠礼礼服”“平民婚礼礼服”“平民凶礼礼服”三个方面对隋唐平民在成人礼、婚礼、丧礼（凶礼）等不同礼仪场合的礼服进行了研究，指出隋唐平民礼服主要分三大场合穿着：冠礼礼服（包括笄礼礼服）、婚礼礼服和丧礼（包括殓服）礼服。

第五，“平民服饰置装成本研究”，立意新颖。在这一领域，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麻布、葛布、绢帛等的价格方面，而对这些原材料制成之服饰的价格研究极少。鉴于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极少，可资借鉴者不多，这方面的研究便成为有一定难度的课题，具有创新性，正如杜文玉教授所说：“棉花种植在唐代并不普遍，但在敦煌、西域地区已有种植，各种棉布的价格也见于敦煌文书，根据这些记载与正仓院实物记账的记载，此书详细地研究了唐代棉布制作的各类衣物的价格。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一章在研究平民服饰成本时不是笼统地说价值若干，而是分别就服饰的各部分进行了研究，如头部、上身、下身、脚等部位不同的衣饰和鞋袜的价格情况，不仅增加了研究难度，而切还提高了研究的学术价值。”（杜文玉《序》）

第六，对“唐代女装袒露现象”研究，结论允当。作者对“唐代女装袒露现象”研究，从“唐代女装的裸露问题”“唐代女装裸露的流变过程”“唐代女装裸露的原因”三方面对“唐代女装袒露现象”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其结论是“唐代女性的裸露是中国服饰史上的极端事件之一，也是唐代女装的标志之一……所有溯因追源的工作都不应忽视南北朝以来女性不惜以妒妇形象出现的平权努力，以及佛教《大云经》中佛陀将化女身救世的预言和武氏为其政治野心所做的平权努力。”（第85—86页）弥补了我们以往认为“唐代女装裸露与唐代开放相关”的单一而局限的认识。

第七，对隋唐平民服饰禁忌的研究，与以往比有所突破。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服妖”方面，从民俗禁忌的角度研究不多。作者认为中国古代“禁忌”来源宽泛而不确定，或源于上古先民的生存方式，或源于日常生活的技术局限，或源于法律禁制，或源于儒家礼制约束，这一切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平民服饰。此书“从平民礼服中的禁忌、丧服中的禁忌、日常服饰中的禁忌（包括时间禁忌、方向禁忌、颜色禁忌、贵色禁忌）、女子头部禁忌、男子头部禁忌、足部禁忌等方面，对隋唐时期平民服饰禁忌的各个方面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这方面已经大大地超约了前人。”（杜文玉《序》）

三、不仅仅“自下而上”：服饰史研究的一些反思

前述本书的七大特点亮点及其对隋唐史、服饰史研究的贡献之后，笔者不揣冒昧，提出一些值得反思和商榷的地方，并简述个人浅见。

（一）概念界定与材料选取之间存在一定的间隙。作者将“平民”概念限定为与官员和权贵相对的群体，包括隋唐社会中一切没有官职、爵位和封号之人，也包括富裕农户、大商人和耕读传家读书人在内的富裕阶层。特别强调不包括贵族的侍女、佣仆、宫廷和贵族家养的伎乐、方外的比丘、道士、道姑及娼妓等（第14页）。除了文献记载的官方性之外，隋唐墓葬及其陪葬物皆为国家丧葬制度界定下按照墓主人官秩位序安排的官方组合性系统配置，从“事死如事生”儒家丧葬伦理仪轨或文化记忆（纪念）传承功能来看，所有俑像器用皆为墓主人服务系统成员或元素，构成广义上仆从侍卫体系和个人化的生活服务系统，有直接或间接的人身附属关系（尚需进一步研究）。按照作者“平民”概念，这批俑像所代表的、以服务墓主人为目标的个人化辅助系统显然不属于作者界定的平民序列，但作者却多处使用墓葬资料。如湖南湘阴县大业六年墓巾帕罩头的女侍俑（21页）、唐墓壁画宫女图（第69页懿德太子和永泰公主墓）与女伎乐（执失奉节墓，78页）等不属于平民的“侍女”或宫女为何又能作为证据呢？北齐墓葬侍卫、武士（27-28页）和唐墓壁画出行图中马夫驼夫（98页）也能成为例证呢？甚至还有被作者排除在外的僧侣（123页）呢？

（二）细节或个案讨论有待进一步深入。作者敏锐地发现隋代贵族女性披袄子的时尚（42页）源于北朝夷族风俗，一直延续至宋，西域、中亚也有将皮裘做袄子的现象。作者特别强调袄子多为穿在身上，只有外披于身上的才称“披袄子”。姜伯勤认为这种披衣的穿着方式来源于西亚和中亚的风格。也有人认为披襖子来源于汉代袍服，承载了一部分宫廷隐晦生活礼制化的功能，属于中原王朝的宫廷秘辛。显然，作者仅仅关注到这个独特现象，并未进一步深究。其实这一特殊服饰内涵和渊源极为丰富或复杂。笔者曾有文章讨论过北朝至隋唐墓葬中俑像所披两袖空垂袍服的草原游牧和波斯渊源，应是一种身份地位象征，而非平民服饰。而且披袍不仅仅限于女性，北朝至隋唐墓中大量男子俑像披袍，款式和功能呈现出由族性、礼性向装饰性和符号性演变的时段性轨迹。

（三）平民服饰与时代共振的胡汉交融元素有待进一步挖掘。作者认为隋代平民女子服饰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后出现了新变化，如上衣下裳等细节变化明显，她强调隋平民女子服饰对朝鲜半岛服饰的影响（第33-34页）。还应该探讨的是隋唐平民服饰中继承北朝以来既有胡汉杂糅传统（北齐或北周）以及体现隋唐大一统创新性服饰文化底层特征，或者随着时代变化新来的异域元素，如是否存在像马夫驼夫一样将袍服下摆挽至腰带处的装束，或者便于劳作将裤腿扎起来或挽起来的装束（见于湖北湖南一带隋唐墓，可做参考），这些异于传统儒家“衣冠整齐”礼仪的奇装异服渊源何在？隋唐男子通用的幞头、窄袖圆领或翻领（单翻领或双翻领）与靴子套装如何随着胡汉交融潮流而变化乃至被定型？广义的胡服，还是狭义的胡服？

（四）其他一些细节问题。本书的个别用语也值得商榷。如说丧礼时有“哀子哀孙”一词，倒没有大的问题。但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在办丧事时，相訇把丧主的直系亲属称作“孝子孝孙”，因而从准确性来说，似可更改为好。

上述四点反思可谓“瑕不掩瑜”，因为历史研究具有当时性和相对性，解决了自己预设问题的同时也总会提出一些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或方面。总之，本书材料宏富，视角新颖，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自下而上”历史观念和研究方法在隋唐服饰史领域的一次有益探索，而且“就内容的广度与深度而言，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以往的论著，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杜文玉《序》）杜先生的评语，可谓中允！

（杨瑾，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维慎，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