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政权“各言应历数，人谓迁图新”，各方都意识到了自己政权正统与僭伪的问题。三国时期辨伪正是三家汉人政权之间的争吵，而西晋灭亡后，是一种不同民族、诸多政权并立的局面，正统之争的问题。已不是汉家政权之间的争斗，而是在奉行同一种文化的前提下，入主中原的“五胡”政权与汉族政权之间的争斗，华夷之辨成为争正统的新内容。

而最终的结果，是入主中原的夷族“假中国礼乐文章”，接过传统文化的旗帜，在汉族士大夫地主阶层的导引下，再造中华正统，使中国文化以几千年从未间断的形式发展下来。中华正统之争与再造的积极意义，即在于此。

1、 　东晋偏安之后，北方各族政权建立，面临两个问题：

一是北方汉族人民在文化心理状态上严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传统观念，进行顽强的心理抵触。

二是江左东晋政权以正统王朝作号召，打着“克复神州”，“中兴晋室”的旗号，造成一种卷土重来的气氛，使中原晋民的故国之思保持着长久的持续力。

少数民族政权虽据华夏中土，却得不到华夏正统的称号，征服不了中原人心。刘渊以摧枯拉朽之势而摧乱晋，却一直受到“晋人未必同我”——《晋书·刘元海载记》——的困扰。

石虎时代，还顾虑赵人“不忘中国而不戴己”，几乎所有的少数民族统治者都认识到，无论如何他们统治下的汉民有着正统王朝的政治观念，必须在文化心理上同汉民协调起来，树立正统王朝的旗帜，“擅中华之称”，才能长治久安。

从东晋初年开始，中华正统之争大体上经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十六国前期，“假中国之礼乐文章，而冒其族姓”。这种争夺又可分为三种情况。

其一，标榜前代正统王朝，冒其族姓。如匈奴刘渊称汉氏之甥，建国号为汉，追尊后主，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

其二，借王命以自重。前燕慕容氏，前秦苻洪、苻健，羌族姚襄，均接受东晋的封号。胡三省说：“晋室虽微，慕容、苻、姚之兴，其初皆借王命以自重”。

其三，自为帝统。后赵石勒开始是很明确亮出夷族旗号的，自为帝统。无所谓正统。刘琨曾写信劝其背汉归晋，石勒报琨曰：“君当逞节本朝，吾自夷，难为效”。称赵王后，号胡为国人，公开打起夷族帝王的招牌。

这做法很光明磊落，但实际上石勒心下还是心虚，也一直担心自己这个夷族帝王得不到人们的承认。擒邵续后，石勒派徐光责让说：“续蚁封海阿，跋扈王命，以夷狄不足为君邪？”晚年的石勒越发感到忧虑和困惑。他曾对徐光说：“吴蜀未平，司马家犹不绝于丹阳，恐后人将以吾为不应符录，每思之不觉形于神色。”

事实上他很看中正统理念，这个问题造成石勒终生的遗恨。

北方汉人在经过了一段对东晋王朝的翘首仰望和对克复神州的心理淡化后，张宾、王猛等人就开始把忠诚转向了对夷族的改造，比较现实地走上了与夷族合作的道路。

由于东晋政权的存在和北伐，不断召唤着北方晋民的故国之思，又因为五胡政权更兴迭仆，旋起旋灭，每次都从封建化的起点上重新开始，十六国前期各政权始终没有享有正统王朝的威望。

这点可从东晋伐前秦至灞上，耆老泣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这些轶事中发现真相。王猛、苻融都认为：“国家戎族也，正朔会不归人”，“晋虽僻陋呈越，乃正朔相承。”正统很明确在东晋，这点连建立政权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自己也不能否认。

苻坚之所以大举南下，“是急欲作正统，恐后世以其非正统，故急欲亡晋”。

2、　　　五胡乱华这些常用的措辞，反映了这样一种心理观念：北方各族窃踞的是华夏地域，取代的是西晋的统治，是对中华正统和地域的祸乱和篡窃。

由于石赵在中原的较长统治，待前燕、前秦兴起时，人们口头上不再提晋政权了，“因石赵之乱”，又成了人们的口头禅。前秦统一，北方又成了苻秦的地域。待后燕、后秦兴起时，又成了“蹑苻亡之会”了。中原几度易主的洗礼，东晋又一直无力收复江山。导致人们似乎忘记了晋司马氏曾是中原的主人。

此时的东晋王朝，自中华荡覆五十余载，“雍容江表，坐观祸败，怀目前之安，替四祖之业，驰檄布告，徒设空文”，“自苻坚淝水之败，至是十有四年矣。关河之间，戎狄之长，更兴迭仆，晋人视之漠然不关乎其心。”--《晋书·苻坚载记》

南下的前辈们那种慷慨悲壮的亡国之戚，那种克复神州、中兴晋室的雄心壮志，随着岁月的流逝，已经成为后生们无动于衷的历史记忆，再也唤不起他们对北土的热望。和后来的南宋一样，北伐恢复故土已经成了空谈。因此，前秦瓦解之后的分裂出来的新政权，都直接了当地自立为正统。甚至是奉行建兴年号四十余年的河西地区，除西凉外，也都自建年号，自为帝统了。

正统的问题，已经被大多数东晋人有意遗忘。到了自拓跋更名为“魏”后，拓跋魏遂以“神州之上国”的姿态反客为主，折服了东晋南朝政权。

北魏义无反顾地开始彻底汉化，主动进行了一系列再造正统运动，至孝文帝改制达到了高潮。一个汉族文化与夷族文化共溶的中华文化主体，在北方重新构筑起来，人们心态上已形成一种北重南轻的倾斜状态。

南方汉族正统王朝的威望在人们心目中日渐淡漠。十六国前期，东晋拒不和“北寇”往来。石勒遣使修好，晋成帝焚其币。不过也就仅此而已。

到太元二十一年（396）， 晋安帝司马德宗即位，遣使至魏。刘裕灭后秦后，又与北魏“每岁交聘不绝”。因此，到东晋安帝，江左君臣放弃了曾是中原君臣的名分，而与“盗窃中土”的夷狄之君平等对话，同为邻国了。

如果说东晋承认北方政权还问心有愧的话，那么刘宋政权是推翻了东晋而建立，算是卸去了沦陷中原的历史包袱，可以理直气壮地与北方交往了。自此，在南北交往的通道上，使者络驿不绝。刘裕与北魏“频请通和”，“元徽、升明之时，虏使岁通”，南齐时，“岁时往来，疆场无事”，“自梁魏通和，岁有交聘，”实际已经是双方平等往来了。

周边各国包括倭国、高句丽和百济等，此时基本上是对南北方同时进贡通好，同时获得两边的册封。本质上，周边各国将南北方等同视之。

3、　　正统之争主要集中在以下问题上。

其一：华夷谁是正统：

魏晋时的夷族，一部分是不闻华土的“塞外荒远食肉之族”，另一部分是已款塞内的匈奴、羯、氐、羌（随后是鲜卑）等族。由于后者处于“密迩华夷，分民接境”的地域，早已摆脱不知中国礼仪状态，许多人甚至成为谙熟传统汉文化典章的饱学之士。

八王之乱，“皇晋失统，神器南移”，为刘石等人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于是，各少数民族政权占据着中原统治中心的有利地域，纷纷向汉族的帝王正统挑战。

匈奴贵族刘渊踏着司马氏骨肉相残的血迹捷足先登，巧妙地利用晋民的怀旧感，“汉有天下世长，恩德结于人心”，刘氏“为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匈奴刘氏应继汉为帝王。这样，刘渊从先朝血胤上找到了夷族为帝的依据。

刘渊尤好《左传》，《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其中“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观念甚笃。孟子的夷夏一同说，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心理共鸣。他把《左传》、《孟子》中的有关思想融汇在一起，又提出了帝王无常，夷族亦可为帝的理论：“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后来的石勒、苻坚、赫连勃勃，无不据此作为夷族称王的理由。

中原汉族对待夷族，既排斥又汇通消化。“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四夷宾服”，是汉族帝王理想的统治格局。他们总是以“修文德以来之”和虚府库赏赐的代价，来换取万国来朝的精神满足，从而站在天朝大国的位置上，以居高临下的心态来对待夷族。这种传统，使汉族帝王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民族优越感和心安理得的自尊。

当外族入侵时，即使政治军事上全面崩溃，名分上却要自欺欺人地维护正统地位。东晋王朝明明偏安江左，仍标榜是“正朔相承”的中华正统，声称“晋祚虽衰，天运未改。”(《晋书·温峤传》)

他们决不承认夷族称帝的现实，“自古以来诚无戎人为帝王者，至于名臣建功立业者则有之矣”。

一开始在晋民心目中，甚至在夷族帝王的思想深层，正统仍属于东晋。可中原正统帝王不统治中原，统治中原的不是正统帝王，这种荒诞的错位局面又决定了东晋王朝的正统形象只能是短暂的。

其二，南北谁得天命：

该时期的正统之争还有一个突出内容：得天命之争。

东晋司马睿承制江左，曾制造了一系列中兴之兆。《晋书·元帝纪》载：“于时有玉册见于临安，白玉麒麟、神玺出于江宁，其文曰‘长寿万年’，日有重晕，皆以为中兴之象焉。”

南朝政权更是如此。南朝人写的《宋书》、《南齐书》均在史无前例的情况下增设《祥符志》、《符瑞志》加以渲染。这些反映命定思想的符瑞，显然是在向北方胡族标榜，我们南朝是膺受天命的正统王朝。

胡族政权在天命符瑞方面也毫不示弱。刘渊称“平阳有紫气，兼陶唐旧都”，便迁都平阳。又于汾水中得玺，增“渊海光”三字，以为己瑞，改元河瑞。

石勒获黑兔，宣称是“龙飞革命之祥”，改元太和。

前秦苻氏入关，大造谶文宣传自己为王。

除了祥瑞，作为受命于天的直观表达形式，那就是玉玺。

秦始皇始制乘舆六玺，另以兰田白玉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西晋以后，各政权之间为传国玺的归属进行了激烈地争夺。汉国刘聪首先从晋怀帝处夺得。汉败亡，卜泰奉传国玺降于前赵刘曜，石虎克上邦，夺得传国玺献于石勒。后赵乱，东晋濮阳太守戴施从冉闵大将军蒋干处骗得玉玺，送于建康，东晋南朝相传。在戴施之前，东晋无传国玺，被讥为“白版天子”。

不过，东晋拿到的玉玺，也早已不是原版真货了。

传国玺归东晋后，在北方犹争夺不息。前秦瓦解，姚苌逼苻坚交出传国玺，被苻坚严辞拒绝（有人认为该玺为前燕假造，燕灭归秦，秦灭归慕容永）。东晋太元十九年（394）， 东晋雍州刺史郗恢于慕容永处得玺以献。北齐时，辛术移镇广陵，获传国玺送邺（即慕容家假造的那枚）。

在争夺的同时，假造和谎称得玺者更是层出不穷。据《古今图书集成·皇纪典·帝统部》玺印条所引各史统计，自刘渊起兵以来，屈指可数的天子七玺竟变出45枚之多。

从梁将陈庆之以“秦皇玉玺今在梁朝”，“正朔相承当在江左”的矜夸，即可看出各政权“以得玺者为正统”的观念。

4、华夏文化中心的争夺

正统之争的发展，逐步涉及到其深层内容，也就是文化中心的争夺。标榜华夏礼仪之邦，显示衣冠人物之盛，争人才，重出使，成为相争的突出内容。

第一、标榜华夏礼仪之邦。

在西晋时，司马氏皇家极力排斥南士和吴地。自晋室南迁，“九分天下而有其二”，历史无情地把他们赶到吴越之地，而把拥有先朝旧都的中原让给了胡族政权。因此，十六国政权莫不以“中原为正统，神州为帝宅”，自诩“苞括二都，握帝王之统”。他们以先朝旧都、中原神州的优势，毫不客气地把东晋南朝贬为“远逃江会”、“不闻华土”、“僭立江表”的僭伪政权。

至南朝齐，甚至被指为“名为天子，适如平世之扬州刺史而已。”自南北分裂后，中原与吴越的地域概念，几乎成了正统与非正统的政治概念。

面对北方“拥旧都而抗王室”的指责，东晋王朝由于先前贬斥压制南方士人，此时只能自取其辱。勉强只能以“戎狄之邦”、“金陵王气”等不能自圆其说的论调来敷衍搪塞。

“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这种与中原帝里、江南夷越的传统观念相矛盾的说法，实际上掩盖不了他们的理亏，却反映了南方政权也要争得礼仪之邦的地位。

第二、显示衣冠人物之盛。

拥有衣冠人物，不仅是治国平天下的需要，还是向邻国夸耀、标榜正统的资本。十六国各政权都注意笼统衣冠华族，甚至“遣骑追求，执送军门”。延至北朝，设官分职形成了与南朝互相匹比的风气。

宋文帝以崔逞第四子为冀州刺史，这是遥封-冀州不在南朝统治下。魏太武帝闻讯：“义隆知用其兄，我岂无冀州也！”遂以崔逞小子崔赜为冀州刺史。

南北通好后，双方都把使者的形象当作本国正统的化身，“借使命增国之光”。“南北通使，务以俊义相矜，衔命接客，必尽一时之选”，“接待聘使，亦必选有才行者充之”。奉命出使者都是容止可观，才辩出众，南北称美的一时之秀，以致于双方统治者都被这些精选出来的使者所惊服。魏孝文帝常谓臣下曰：“江南多好臣。”梁武帝也夸赞北使：“卢李命世，王魏中兴”，“赵李人物，今实良多”。

第三、以使者为争正统的喉舌。

南北通好后，使者往来成为争正统的前哨和喉舌。南北使者之间饮宴赋诗，谈经论史，嘲谑戏笑，表面上谈笑风生，实际上寸步不让，都暗藏着争正统的动机。南齐使者刘缵出使北魏，指着方山问：“此山去燕然远近？”北魏主客令李安世回答说：“亦由石头（建康）至于番禺耳。”

南梁徐陵出使东魏，宴日甚暑，魏收曰：“今日之热当由徐常侍带来。”徐陵回敬说：“昔王肃至此，为魏制礼仪；今我来聘，使卿复知寒暑。”

史书中此类记载，比比皆是，每位出使者都曾经过这种智慧与才辩的考验。他们对对方的一言一行都保持明智的警惕，从奉命出使的第一天，就肩负着为本朝争正统的使命。

5、再造正统

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塑造了一代代向自己顶礼膜拜的夷族帝王。没有接触汉族文化的秦汉时期的四夷，仅仅是骚扰、陵侵中国，强则叛离，弱则归附。而接触了汉族文化的十六国国君，刚登上政治舞台，就显示了取中华正统而代之的政治抱负。他们把对汉文化的向望，付诸不同程度的洗面革新，“褫毡裘，袭冠带，释介胄，开庠序”，在自我否定中求得自我实现。讲求移风易俗、宪章旧典，笼络衣冠华族，继承先朝帝统，几乎成为十六国以来各政权奉行不替的基本国策。

石勒称赵王后，“仿春秋列国、汉初诸王，每世称元，改称赵王元年。始建社稷，立宗庙，营东西宫”，“朝会常以天子礼乐，飨其群下，威仪冠冕，从容可观矣”。“又制轩悬之乐，八佾之舞，为金根大辂，黄屋左纛，天子车旗，礼乐备矣。”

《魏书·乐志》载：“永嘉以下，海内分崩，伶官乐器，皆为刘聪、石勒所获。”可知石勒袭用的就是西晋天子的礼乐。其他各国更是仿汉族王朝典章礼乐，来构筑自己政权的规模。从种族上讲，它们是胡族政权，杂有一定的胡制，但基本规模却都是汉族政权的复制。他们不仅是争正统名分，而且也构筑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正统政权，来显示自己的实际存在。

宣扬“承乾统历”、五德始终，改正朔，易服色，是秦汉魏晋王朝更替的传统模式。十六国国君称帝后，马上跻身于两汉魏晋等正朔帝王的行列，推五德，定行次，以明受命之徵。“赵承晋（金德），金生水，故赵为水德。燕承赵，水生木，故燕为木德。秦承燕，木生火，故秦为火德”。“秦赵及燕，虽非圣明，各正号赤县，统有中土，郊天祭地，肆类咸秩，明刑制礼，不失旧章。”——《魏书·礼志一》

这样，这些夷族帝王在中原正统帝王的座次上，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自永嘉之乱，庠序无闻”，十六国政权建立后，留心儒教，学校渐兴。仰慕、学习汉族文化，以儒者之统来显示帝王之统，说明胡族政权已承担起复兴和延续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责任。

到太武帝拓跋焘，伴随着北方的统一，在崔浩、寇谦之的倡导下，又掀起了一次鲜明的树立正统运动。其中心内容是，“兼修儒教，辅助太平真君，继千年绝统”，“宣告四海，令方外僭窃，知天命有归”。

北魏孝文帝全面汉化、封建化的改制，就其思想深层来说，更是一次彻底地树立正统运动。这次树立正统的运动，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全面深刻。除了定官制，改律令，制礼仪等例行措施外，还有许多使鲜卑族彻底洗心革面的激进措施。如行均田，班吏禄，迁都洛阳，禁胡服，断北语，提倡鲜汉通婚，改姓氏，定族姓，确立鲜汉门阀体系等等。这些措施不仅使全面班宣文教、宪章旧典、光宅中原、移风易俗成为当时历史深层的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时代精神，而且使北魏政权成为全面复兴汉传统文化的旗手。

由此可见，北魏孝文帝的改制，不仅是对十六国以来民族融合的总结，也是对树立正统运动的升华。它由以前直观地、简单地争夺和构筑正统，升华为彻底改变本民族的传统习俗，提高本民族的文化层次，来完成鲜汉一体化的自我塑造，取得永嘉以后中原传统文化延续者和复兴者的资格，从而作为汉族传统文化当之无愧的代表来显示中华正统的真正存在。

这样，经过十六国以来锲而不舍的追求，在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和汉族地主的共同努力下，一个融和胡汉各族，全面继承汉族王朝历史文化传统的新的中华主体，终于树立起来了。北方各族从文化心理上已同它协调，视它为当然的中华正统。南方也不得不对它刮目相看，政治观念上也在向它倾斜。

北魏分裂后，其正统地位得到进一步追认。

西魏宇文泰进一步巩固了北魏正统化的成果，除仿周礼，建六官，创府兵外，以鲜卑武川军人为主的关陇士族集团，成为北周、隋、唐三朝的领导核心，三朝的皇帝均出自这个集团，帝王之统建立在坚实的阶级基础之上。

作为正统与非正统的史学观念，显然是史家的一种历史偏见，所以梁启超把它称作是“史家之谬”。

但就当时人们思想深层客观存在的政治观念来说，正统之争却有其明显的积极意义。

首先，它使国家的统一自始自终成为统治者的历史责任与心理压力，时刻提醒统治者：“廓定四表，混一戎华”，才是真正的正统帝王。

其次，该时期的正统之争是在奉行同一种文化的前提下，在华夷之间进行的，它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夷族文化的吸收和自身的更新、延续，使其在经过了几百年多民族文化的冲击和洗礼之后，又获得了更加丰富的内涵，登上一个更新的台阶。

再次，它显示了中华传统文化形成的强大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中原正统的存在，召唤着周边各族团结在它的旗帜之下；中原正统绝续，则由入主中原的夷族按照它的模式再造出来，继续举起它的旗帜。此时的中华传统文化依旧充满活力，可以调整适应与任何不同的民族，对周边文化落后的民族具有强大的同化能力。

中原王朝可以灭亡，但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文明却在任何时候也没在世界历史上消失或者间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