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琉球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还体现在建筑物方面，而其中最能代表琉球建筑风格的建筑物便是琉球王宫了。

一、建筑设计的认同

《球阳》记载，尚穆王三年，琉球奉神门年久大坏，属下题请改旧制而效仿中华样式，三门其左右较中间稍低，王准其请。

这里的奉神门正是琉球王宫大门。其实不止琉球王宫，某些官宦人家的庭院亦仿中国规制。

庭院中设小山、石、树、鸟、木、榕、桧、樫木、福木，及扶桑、紫薇、山丹、榴、槿、兰、竹之类，地多茸草极细软如茵。

颇有中国园林建筑气息，十分美观。中国古建筑不仅造型美观，而且设计合理，处处凝聚着中国先人的智慧。

如筑桥选址、泄洪技术。《球阳》记载，琉球国势理容邑有一石桥，由于国人仅仅知道设桥，却不知筑修的专业方法，导致屡修屡坏。

乾隆年间冬天，雹雨大降，洪水泛滥，又使石桥败坏，国王命毛景文重修其桥。

景文遂随蔡法司学习决水筑桥之法，效仿中国，选址变为高大宽敞之地，从此再无因逆流和洪水泛滥而损坏的情况发生。

当然，上述这些都只是从外形上证明了琉球建筑与中国的某些相似之处，所以很有必要研究一下琉球房屋的室内布置情况。

琉球室内的装饰也极富中国气息。琉球官宦士族之家，必有书室，而书架上通常会列有唐诗乃至四书、通鉴等中国书籍。

书室内亦会悬挂中国字画，“屏幅字或用四扇例先书一大字于首，如春夏秋冬仁义礼智之类，下缀诗词三四行，亦不必与大字相应”。

除了略为短小之外，与中国画轴几乎无异。不仅如此，中国建筑中蕴含的宗教理念也为琉球所吸收。

日本学者漥德忠认为琉球房子布局以及某些设计，都是源于中国道教的习俗。

同中国一样，琉球房子的正厅与大门常会设有遮蔽视线的“hinpun”。

即中国北方的影壁，南方的屏风、中门之类的物体，其材质有竹子、石头、泥土、生木等，意在防止外人窥视，避鬼驱灾和防止家中福气、财源外流。

新房落成则要在栋木上写上“天官赐福紫微銮驾”的字样，以祈求福禄和美好生活。这里的“天官赐福”就是道教术语。

据说中国道教信奉天、地、水三神，亦叫三官，天官是其中之一，又称紫微大帝，隶属玉清境，专管校定人之罪福。

如果住户位于道路路口，还要立一块小石柱，刻上“泰山石敢当”或“石敢当”几个字用以辟邪，即使不这么做，也会在屋顶的斜面上，面向道路放一座石狮子，狮子额头又刻“王”字，明显受到福建地区影响。

在房间布置上亦受中国宗教影响。尚敬王之前琉球国殿下库理之床一般都悬挂弥勒和寿星的画作，之后则改为凤凰、麒麟之画，并改插金梧桐及竹枝于瓶上，作为永久的装饰。

我们知道，寿星，又称南极老人星，是我国古代神话中的长寿之神，也是道教中的神仙。

至于凤凰、麒麟、金梧、竹枝都是我国吉祥如意的象征物，琉球将国殿悬挂之物更换的举动，也可以理解为是对中国宗教理念认同的一个表现。

此外，道教讲究风水，琉球住房也看重风水。前文我们提到的琉球王宫的朝向就大有讲究。

在风水学中房屋南向不利，故一般以西为正殿。《琉球国旧记》也有记载：“古之圣王、将营、都邑罔不度其可居之地，以审其吉凶。

（首里）国殿立向甚好”并详细分析了其中原因。原来这样从城前望去，马齿山从海中绵延可作屏障，防止国气外泄；

左侧的小禄豊见城诸峰联络，视为青龙，可镇城都；右侧的北谷、读谷山高低起伏，视为白虎，可护城都；至于后方则有森林山川相镇护，风水绝佳。

琉球民舍亦受风水学影响，以东为尊。这些东西一起造就了琉球建筑的风格特色。

二、出行方式的认同

翻开琉球地图，我们不难发现琉球特殊的地理位置：不仅与中国、日本、菲律宾隔海相望，四面环海，本国各岛之间也为水阻隔。

这就决定了琉球的出行方式离不开水上航行。

然而据萧崇业记载，琉球未通中国之前，造船航海技术相当落后，往往是“缚竹为筏，不驾舟楫”。

相比之下，明清时期福建的造船航海技术就显得异常成熟。

早在明代，福建地区就已经出现了专门的造船团队，团队各有专长，漳匠善制造，福匠善守成，所造船只种类繁多，载重量大，且安全性高，船只常年往来琉球、大食，从未发生过溺亡事件。

至于航海技术，典籍亦有记载，称其“（人）多谙水道，操舟善斗”。故琉球对中国的造船航海技术颇为认同。

据《明实录》、《中山世谱》统计，自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至正统九年（1444年），琉球五次请赐海舟。此外，琉球人在制造船只上多模仿中国样式。

乾隆十四年（1749年），首里人麻世懋负责修葺贡船时，就以中国款式指挥工匠修理，并以此为参照，为后来做船款式。

徐葆光出使琉球时也称看到的琉球“贡舶，式略如福州鸟船”。

琉球对中国航海技术亦颇为认同，这在《指南广义》的编纂背景、内容和使用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指南广义》是琉球人士程顺则编纂的一部航海著作，成书时间约在康熙四十七（1708年），书中详细记载了琉球与中国之间的往返针路和航行注意事项，涉及天文、地理等各方面的知识。

据史料记载，程顺则对中国航海指南之术倾慕已久。他曾在《指南广义》引言中坦言：

“余留心针法久矣”“得此卷（中国航海针法）实获我心”。

并解释自己仰慕的原因，原来程顺则曾和紫金大夫王明佐一同乘船赴闽，途中行到某处，王明佐告诉程顺则开洋计日当至某处，程顺则外出查看，大惊果然如此，方知是王明佐掌握了中国针路的缘故，故心中对中国的航海指南技术顿生向往之情。

后来程顺则在机缘巧合之下有幸获得此书，遂博览前人著作，加以考订。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言：

“古人成法，均不可废，何况指南，圣人所造，变化无穷，更当研究也。

乃取曩者封舟掌舵之人所遗针本及畵图，细为玩索”。“闽人三十六姓……其所传针本，缘年代久远多残缺失，今仅采其一二，以示不忘本之义”。

显然，此书的编纂是在吸取中国古代针经与封舟掌舵经验的基础上完成的。《指南广义》后成为琉球人航海出行的必备之书。

同时，对闽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的重用也是对中国航海技术认同的体现。据谢必震研究，闽人迁入琉球后，担任通事作为指南之备的人高达162人。

结言

东恩那宽惇也以福建福州长乐县潘氏作为例证，据他记载潘氏是洪武二十三年作为水手到达琉球，永乐三年成为火长，此后一直乘坐进贡船，直到八十一岁才告老还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