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从大凉山的彝族地方现状引发的思考

碗筷不洗罚款十元、餐具摆放不整齐，按情节轻重罚款、蹲地吃饭罚款20、客厅厕所等等不搞卫生都要罚款，若屡教不改，罚款加倍...这种奇观并不是空穴来风，这是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普格县农村。

说起大凉山彝族，我们能联想到的除了穷，还是穷；不讲卫生、没有开发、不求上进、不愿沟通是大凉山彝族给我们的第一印象；给他们一群牛羊，他们转头就能拿去吃了；教他们汉语，他们又不愿意学，还要打老师；很多企业也是“大凉山彝族的不要”。

直到现在，大凉山彝族的人们相比其他地方的人们，生活水平仍然落后了一大截，给人一种“捞不动又扶不起”的感觉。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大凉山彝族处于“想捞捞不动，想扶扶不起”的局面？这就和大凉山彝族的起源和历史有一定关联了。

大凉山彝族的起源：和其他彝族几乎是两批人——父系单倍群显示他们可能从南亚迁入，民族识别方面也有一定程度反映

说起彝族，我们的第一印象是：能歌善舞，和汉族，藏族，缅甸族是同胞兄弟，共同从黄河中游迁出；彝族人使用的文字——彝文和我们的汉文同源，并且汉族人和彝族人都拥有共同的父系单倍群。

然而，实际上的彝族起源并不单一。

从分子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并非所有彝族的父系单倍群均为汉藏父系单倍群下游。汉藏人群的单倍群主要如下：

汉藏人群的父系单倍群主要是O2-M134（及下游）以及N1b-M1819，藏缅人群又和汉白进一步分化，父系单倍群是O2-M117及N1b2-M1819，并加入了D1a1单倍群。

然而，大凉山彝族在父系单倍群的表现上又有所不同。

复旦大学曾经对于凉山彝族有如下的研究，发现凉山彝族在父系单倍群和其他地方的彝族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凉山彝族的父系单倍群有40%为F2而非汉藏民族中常见的NO。

下面是复旦大学列出的数据，由于当时o1和o2单倍群并没有归并，因此现在的O2单倍群被认为是O3：

C3：3/64=4.7%

D1：6/64=9.4%

F2：26/64=40.6%

N：3/64=4.7%

O2：16/64=25%

O1a：3/64=4.7%

O3*：1/64=1.5%

O3a3b：1/64=1.5%

O3a3c*：1/64=1.5%

O3a3c1：4/64=6.2%

由于父系单倍群为F2的凉山彝族占主要部分，F2单倍群常见于南亚，因此部分凉山彝族被认为祖先来自印度。

虽然这个说法在目前被认为不太可靠，但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凉山彝族和其他地方彝族的差别。

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彝族在民族识别方面，也显得相对比较混乱。

实际上，彝族在新中国成立进行民族识别之前，并不是一个整体。

由于山高路长，地区和方言不同，因此，彝族的支系较多，有不同的他称和自称，主要的他称有“夷”“黑彝”“白彝”“红彝”“花腰”等；主要的自称则有“诺苏”“纳苏”等，采用这类自称的主要分布于四川大小凉山，其他彝族又有不同的自称，也就是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彝族并不是铁板一块。

当“彝”作为统一的民族名的时候，也是民族识别完成之后的事了。

无论怎么说，大凉山彝族和其他地方的彝族都不能完全相提并论。

大凉山彝族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制度：类似印度种姓制，废除奴隶制的时间晚于其他彝族地区

要说起凉山彝族和其他地方彝族的区别，那么主要区别就在于凉山彝族的“娃子”思维几乎是处于根深蒂固的关系，且汉化程度并不高。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清朝所推行的改土归流政策并没有影响到大凉山。

实际上，在1840年清朝后期彝族改土归流以前，大多数彝族以及其影响所及地区都保持了奴隶占有制度，该制度类似于印度种姓制度：当时的彝族人管白彝及以下的人叫做“娃子”，保持奴隶占有制度的区域也基本上覆盖了大部分彝族地区，包括水西（现在的贵州大方）、建昌（现在的四川凉山区域）、乌蒙乃至云南的元江新平县以及贵州安顺府彝族土司控制下的布依族分布地区。而当时彝族地区奴隶制也严格划分为五个等级：兹莫（土司）、诺（黑彝）、曲诺（白彝）、阿加（由奴隶主强行配婚分居的奴隶）和呷西（单身奴隶）。

而统治等级和被统治等级之间的界限森严，不可逾越，机制类似于印度的种姓制。

当时的彝族奴隶制可以理解为：不仅抓人，还劫掠物资。

云贵地区的彝族由于清朝的改土归流、土司势力的衰竭以及生产力的提高，奴隶制逐渐消亡：

自康熙至雍正年间，清政府在东川乌蒙镇雄等地大力推行改流，沉重打击了土司和土目奴隶主的残余势力，从根本上断绝了境外结合其他彝族土官进行反清的可能。同时，又有其他条件影响，云贵彝区封建化的进程，不得不开始。

清朝时候，云贵彝族地区的改土归流得以有效推行，以雍正年间东川乌蒙镇雄彝族土司土目的改流为代表：

雍正时期的云南巡抚发现，彝族地区保留奴隶制，使得社会生产力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与破坏——“360里内人烟俱寂，鸡犬无闻”，因此在陆续调集军队陈兵边境的同时，还分化了土司和土木内部的团结，并对东川、乌蒙、镇雄等地的奴隶主武装进行了大规模的粉碎打击。在此之后，云贵地区的彝族开始逐渐走向封建领主制，和汉族共同发展。

而凉山地区的彝族，则和云贵地区的彝族几乎处处相反。

在清朝时期，凉山地区彝族和汉族混居的趋势已经逐渐明显，生产力也逐渐开始提高。

然而，并不排除有部分云贵地区的彝族土司逃亡到此地的可能性。而这些彝族土司逃到凉山地区之后，使凉山地区保持奴隶制的政权机关继续维持，且对其他部落和民族的劫掠继续进行。

同时，汉族居民区的恢复与发展，也刺激了这些彝族土司的贪欲；再加上凉山核心地区黑彝所有的奴隶反对土司斗争发展，土司被赶到了边缘地区，而这些地区，清朝政府又遥不可及；因此，凉山地区的奴隶制得以进一步发展与扩大。

而凉山彝族地区的奴隶制度被废除，则是等到1956年之后的事情了。

新中国成立后：大凉山地区地形险恶，阻挡了凉山彝族人们和外界的交流与对话

上一段我们提及到了：大凉山地区彝族的奴隶制度废除，是等到1956年之后才完成的。

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在形式上面做工作很容易，但是如果要把工作做好、做彻底则非常难。大凉山地区彝族长期被植根于脑内的奴隶制思想，又怎么可能被轻易改变呢？

大凉山彝族人们思想的改变，在大凉山闭塞的地理环境下，又加大了一定的难度。

大凉山的地理条件是这样的：

大凉山是横断山脉—大雪山的支脉，因山高气寒，故称为凉山。地处川滇交界处、青藏高原的东南边缘，以美姑县黄茅埂为界限，东为小凉山，最高处为小相岭俄尔则俄，海拔4500.4米；西为大凉山。——百度百科

大凉山的聚落条件是这样的：

一座座“悬崖村”隐匿云端、与世隔绝

。

高速公路在其他地方司空见惯，而在大凉山，几乎是稀奇的东西。

还是依靠天梯，大凉山人们的出行方式才得以改善。

而大凉山的天梯，原本是用藤子做的，2016年才换成了新的钢制天梯。

自然，彝族人们为了自身的安全，几乎很少愿意从大凉山出去见世面。

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凉山的彝族人们没有搞过爱国卫生运动，也没有做过思想解放。

大凉山地区人们的思想改变，以及人们和外界的对话交流都显得如此缓慢和阻滞，直到最近几年才有了正式的改变。

大凉山彝族从奴隶社会突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适应性不佳。

根据前文所述，凉山彝族从奴隶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突然的过程，并且，凉山地区和外界打开交流通道也不过是近几年的事情。

因此，凉山彝族的适应性显得比较差，也是顺其自然的事情，如今，凉山彝族面临的状况就像是新中国刚刚成立那几年的大多数老百姓面临的状况，从爱国卫生运动到思想解放，都得一遍又一遍的教他们，这是不可避免的。

结语：

不得不说，大凉山彝族现在“想捞捞不动，想扶扶不起”的状况是因为长期历史条件的限制，以及地理环境恶劣导致的，另外，他们实际上在发展的过程当中，还欠了不少账，得补回来。

然而，我们可不是袖手旁观的人，自然会用各种方法补上他们的欠账。我们不像美国人那样，让少数民族建立保留地与世隔绝，而是希望每一个彝族同胞都能够享受到现代化所带来的便利成果。

要带动凉山彝族人们的发展，还需要多一点耐心，给他们适应的时间，以温和教育和硬手段同时结合的方式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