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春天里的一个午后，在北京同仁医院，溥任安静地离世。街坊们还在蓑衣胡同口说着：“四爷今天没出来遛弯”。这位末代皇“弟”离去，如同一片秋叶落入什刹海，连泛起的涟漪都比别人轻一些。他的家谱上奶奶是慈禧，大伯是光绪，哥哥是溥仪，随便一个都能够书写半部晚清历史，可他却活得好似一出刻意将调门压得很低的戏。

我认为溥任的低调在他十二岁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了。1925年孙中山来到醇亲王府，摸着他的脑袋说这个孩子眼神清净。实际上更像是父亲载沣的清醒传承得更为彻底。老醇亲王经常带着小儿子游览故宫，指着褪色的雕梁叹气说：你看那龙爪再厉害，也挠不破时代。这种把王朝兴衰当作平常事来讲的教养，比任何宫廷礼仪都更能够磨平皇族的傲气。所以后来溥任总是说：我们家里最大的遗产不是黄马褂，而是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脱掉马褂。

记得有一次翻阅档案时看到一个有意思的对比情况。1931年溥任跟着他的父亲去东北见溥仪，在回来的路上于火车厢里缩着身子，一句话都没有说。之后他跟学生回忆那次行程的时候，没有提及伪满洲国那出闹剧，反而说看到奉天城头更换旗帜，才明白什么叫做山河依旧。这种将家国沧桑转化为人生功课的能力，还和他喜爱捡石头的爱好是一样的情况。街坊总是笑话四爷在遛弯的时候老是弯腰捡破石头，可是又有谁知道他是在捡拾时间的化石？

1947年创办竞业小学的行为相当豁达。当时由醇亲王府马厩改建而成的教室，黑板是将祠堂匾额翻面刷漆制作而成的。溥任拿着变卖古董的账本与妹妹笑着说道：过去府里教授《论语》是为了考取状元，如今教授识字是为了让孩子不处于不利的境地。在最为艰难的时候，就连醇亲王的金印几乎都要拿去典当，还是载沣阻止并表示：印信可以卖掉，但是育人的初衷不能卖掉。这种将贵族资源平民化的智慧，比仅仅抗拒新时代要好得多。

新中国成立之后所做出的选择很能够体现出本质。他把王府当中的藏书整箱捐献给北京大学，还专门留下一套《朱子家训》放置在学校图书馆里，并且在扉页写上了“守拙”这两个字。他每个月拿着58元的工资来供养五个子女的生活，吃着青菜窝头，那种滋味比旧时王府厨子所做的满汉全席还要香甜。有一回红卫兵前来查抄，看到炕上打着补丁的被子，竟然红了眼眶：这个王爷的后代比我们这些工农还要朴素！。

或许可以这样来看，溥任长寿的秘诀在于不把自己看得过重。晚年他听力不佳，需借助写字进行交流，但是他却很乐意借此谋求一份清静，在小黑板上书写楷书，比当年批阅奏折还要认真。有日本学者慕名前来拜访，他递纸条开玩笑称：我现在就是一个退休的老头，历史方面的问题得去问历史老师。他将皇族身份如同平常衣物一般穿着的这份从容，反而比很多硬要摆架子的遗老更具贵族的风范。

2015年清明刚刚过去，他的死讯就传来了。在八宝山的告别厅当中，播放的不是哀乐，而是他生前喜爱听的京戏《定军山》。长子金毓嶂对前来吊唁的人说：父亲留下话不写墓志铭，只刻上“教师金友之”这五个字。他主动去除很多历史所带来的装饰，这或许就是真正的帝王的风度。毕竟能够平静地把时代给予的东西归还回去的人，才是真正富足的人。

如今，蓑衣胡同2号院那棵桑树依旧结着果实。只是再没有任何人呼喊邻居来采摘了。每当夕阳将什刹海染成金黄之色，就会使人忆起溥任推着旧自行车缓缓拐进胡同的背影。他用了97年的时间来证明：最为高贵的传承，并非是守护姓氏的荣耀，而是成为时代的注解。如同他常常挂在嘴边所说的：钟鼓楼敲钟是为所有的人报时，不会单独为爱新觉罗家多敲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