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共创始人的陈独秀,竟然被自己创建的组织开除,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件。笔者近来查阅了不少资料,意欲对各方关于陈独秀被开除的前前后后的史实进行互相印证。很可惜,不少内容难以共存。本篇试图将这一历史事件给大家忠实地呈现出来。
一、陈独秀的个性为被开除埋下了伏笔
陈独秀作为当时的社会名流和大学问家,是相当有个性的。
根据不少人回忆,只要陈独秀主持开会,外面人听起来基本就像在吵架,喉咙大得吓人,而且意见不和时,动不动就拍桌子。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有个通病:将显得有些病态的魏晋风作为一种追求和时尚,认为那才是彰显个性、潇洒风流的言行。时至文明之今日,仍然有不少学者对此津津乐道。
陈独秀也不能免俗,现在网上还流传有他当时喜欢逛八大胡同的韵事。这样的人,做学问可以,利用个人威望逞一时之能带头做一件大事可以(比如创建我党),但离一名合格的政治家就差了点意思!
这样的人,这样的性格当然不甘心屈服于别人屋檐之下,所以当中共要成为第三国际的一个分支,接受第三国际远东局指导时,他是十分不愿意的。
他认为互相交流、借鉴、学习是可以的,可以作为“兄弟”党交往,但要接受对方的领导是不能接受的,为了这件事他对包括第三国际的代表的不少人都当场拍过桌子,吓得主张接受第三国际领导的张国焘站在旁边不敢吭声。
但这世界上你再狠、再清高,你得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没有经济基础,你其它设想再美好,没钱也是白搭!
那时参加革命的,基本是职业革命家,就是不从事经济生产活动,所有的活动费用都得组织上出。
陈独秀为了活动经费很是苦恼!他也没有太多的办法,只好采取稿费一再提前预支、不断向友人“强”收书法润笔费、频繁让高君曼去变卖首饰等等,但这些收入对于一个组织的活动经费的金额来讲,简直是车水杯薪!
坚持没有多久,陈独秀高傲的头颅终于低下来了,表示愿意接受第三国际的领导!
他一低头,所有的事情就好办了!
苏联那时正热衷于领导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所谓的赤色输出。
陈独秀一低头,经费问题苏联就给兜底了。
不仅如此,第三国际还专门派出代表帮助指导工作,我们熟悉的马林、鲍罗廷、米夫就是这样的人;选送优秀的青年人到苏联培训,这就太多了,名字一长串,而且一说出来,大家都知道。
苏联在帮助我们发展壮大的时候,感觉我们短时期内成不了大气候。而他们分析认为当时国际形势已经不能容许他们作太长时间的等待,因此,他们在帮助我们的同时,还在中国寻找一合作就能见成效的对象。
苏联当然不会将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他们同时与孙中山、冯玉祥和张作霖进行磋商。其中代表他们与冯玉祥进行磋商的就是我党另外一个创始人李大钊同志。经过比较和权衡,他们选择了与孙中山先生进行合作。
第三国际与孙中山先生谈判并非一帆风顺。第三国际最先提出在第三国际指导下由国共双方建立民主革命派联合战线。但孙中山一口回拒,他只允许中共党员及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然后服从国民党的领导,拒绝承认党外联合。
在中共这面呢,也不顺利!一年多时间内,陈独秀经常与第三国际意见不合。当第三国际提出国共合作以党内合作方式进行的时候,陈独秀第一反应就是:坚决不同意。
为此,第三国际派马林专门来到中国,在杭州西湖召集中共中央全体委员开会,议题就是一个: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组织!
马林代表第三国际的表示:国民党已经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了,而是各阶级联合的政党,无产阶级应该主动加入进去,并主动去改进、改造这样的一个党,从而推动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
不知道是不是陈独秀提前做了工作,反正当时中共中央五个委员,即陈独秀、李大钊、张特立、蔡和森和高君宇竟然全部反对。理由就一个:一旦实行党内联合,会混合了阶级组织,进而妨碍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
最后马林没办法了,只好以第三国际代表的身份要求中共必须服从第三国际的要求!这样,就不是协商了,而是命令。
于是,我们为了遵守纪律,不得不接受第三国际要求,同意我党同志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我们这边问题解决了。但国民党内部一直存在疙瘩,意见分歧很大。合作后,国民党始终比较消极对待。
孙中山最后公开讲:“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该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的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庇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
这样一来,算是孙中山先生对内部反对派作了妥协。
现在来看,孙中山先生这个讲话,既是对内部反对派承诺,也是对苏联和中国共产党提出要求和警告!
二、陈独秀犯的错
既然第三国际有要求,陈独秀只能遵从第三国际指示,因此,国共开始了第一次合作。
两党甫一合作,起了明显的化学激增反应,良好的发展势头令两党人士全部为之侧目!
我们协助国民党,国民党在机构、军队和党务上立马面貌一新,主要有这么几个特点:
(1)机构有序,分工明确,工作作风焕然一新;
(2)军队在思想工作加持下,军纪严明,政治坚定;
(3)党务条理清楚,要求具体,目标明确。
我党自身也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呈现以下几个情况:
(1)党员数量成几何级数增长;
(2)我党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3)我们在各类事情上有了一定话语权。
国民党右派一时也安心了不少,有了成绩,大家自然乐观其成。
笔者在前面一篇文字里曾经跟大家探讨过,国共那个时候的合作越深入,国内革命形势越高涨。那么,离分裂就越近!
原因很简单,我们的革命目标是要最终消灭剥削、消灭阶级,而国民党代表的正是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
陈独秀眼见大好形势,由于各种原因,他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具体掰开来讲,就是他在《革命与反革命》、《反动政局与各党派》等系列文章里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机械地分开,认为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应该由国民党领导完成,我们协助;民主义革命胜利后,我们再组织起来寻求社会主义革命。概括起来就是所谓的“二次革命论”!
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则指出中国革命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第二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但这两步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这就是“中国革命两步走”。
两人对革命阶段划分是一致的,但关键是领导权归属的问题上有着本质的分歧。
三、陈独秀被开除的背景
国共合作形势一片大好,但这个时期,我党独立自主领导了两次工人运动令国民党右派起了警觉。
这就是“二七”铁路大罢工和“五卅”运动。我们在这些活动中表现出来的革命性、组织性纪律性令戴季陶等人很震惊。
戴季陶组织一批人马搞了一本反共小册子。
陈独秀本就对国共合作有芥蒂,戴季陶们的小动作,当然引起了他的注意。
1925年10月,在北京召集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陈独秀提议:
戴季陶的小册子不是他个人的偶然的事,乃是资产阶级希图巩固自己阶级的努力,以控制无产阶级而走向反动的表现,我们应该即时退出国民党而自
立
。
国共合作方兴未艾,大家怎么可能听得进去。出席会议的第三国际代表对陈独秀作出严厉批评,说陈要挑动中共党员反对国民党。
众怒难犯,陈独秀只好把自己意见收起来。
1926年3月20日,发生了中山舰事件。
这一事件发生后,陈独秀和主席其实都是清醒者。
陈独秀适时提出准备组织独立军事力量进行对抗,并派出彭述之到广州与第三国际代表面商。
第三国际代表拒不赞成,他从苏联利益出发,要求中共全力拥护蒋介石北伐。
第三国际代表说:“现在是共产党应为国民党当苦力的时代!”
陈独秀随即向第三国际发出书面报告,要求国共合作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
第三国际接到报告后,一方面由布哈林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严厉批评中共有退出国民党的想法:“主张退出黄色工会与退出英俄职工委员会,已经是两个错误,现在又发生第三个错误—中共主张退出国民党。”。一方面派远东部部长长吴廷康亲自赶到中国,当面劝说陈独秀。陈独秀无奈之下,表示接受!
5月15日,国民党二中全会抛出一个所谓的“整理党务案”,主要内容有:
(1)共产党员在各级领导中不能超过三分之一;
(2)共产党员不能当部长;
(3)交出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全部名单;
(4)共产党给党员的指示必须要通过两党联席会。
1927年初,介于国民党不断地得寸进尺,在北伐部队快要打进上海时,陈独秀准备将工人队伍组织起来,防止蒋介石生变。但第三国际电令:将工人枪械埋藏起来,避免和蒋介石军队冲突,勿以武装力量扰乱租界等。
罗亦农看到这个电报,一气之下揉成一团,然后愤怒地将它摔在地上。
根据鲍罗廷回忆文章,四一二后,陈独秀找他商量,不要再与汪精卫合作了。鲍的思想这时已经发生转变,他认为陈的意见是对的,但鲍说:“我知道,斯大林同志是不会同意的。”
1927年6月11日,陈独秀在第三国际的要求下,在会议上仍然强调与汪精卫合作。
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后来成为陈独秀“投降”的证据。当时任弼时写了一张条子,要求让毛泽东同志发言。个性鲜明的陈认为说什么都已经没有意义了,直接将条子撕碎,丢在地上,而且踩了几脚。
七一五,汪精卫公开叛变,宁汉合流!
陈独秀本来为第三国际所不喜!现在出了大情况,第三国际一转脸,就将责任全推给了陈独秀。
八七会议根本没有通知陈独秀出席,后面两年多时间,什么活动也不让陈独秀参加。
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成了“托陈取消派”打出的大旗。
1937年8月23日,陈独秀获释,他很快发文支持中国共产党。主席在延安写了《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提出只要承认当年错误就可恢复党籍。陈拒绝认错。
王明、康生掺合进来,说陈独秀是“日特汉奸”,陈公开驳斥。好在双方均点到为止,没有进一步恶化。
1941年后,周恩来多次劝说陈独秀去延安,均被拒绝。
晚年穷困潦倒的陈独秀表现得很有风骨:拒绝出任劳动部长;拒绝蒋介石出资让他组织新共党;拒绝胡适邀请他到美国;拒绝谭平山请他出面组织第三党。
一代豪雄,中共的创建者,虽然犯过错误,但最终保住了晚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