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前
二,两个“百年”与两甲子划分
1,时间划分
1792年英国马嘎尼访华,到甲午战争(1894年)是大约一百年。这一百年是中国人从深入接触西方到与西方或外部势力冲突的一百年,期间有着统一性。但中国的近代史一般从1840年鸦片战争划分。假如是反思近代知识分子,我准备从中间说起,并且提出一个全新的说法
:“革命甲子”
。
假如把康梁变法(1892年)以来的百年中国史看做近代农业社会的最后革命史,那么至今大致120年,具体从1898年到2018年。但实际上光绪变法的起意应该早几年,算下来就是大致两个甲子。实际上从识字率以及其他一些特征,应该是又一百年。
大致而言,从马嘎尼到甲午战争是一百年,再从康梁变法到识字率为90%的1999年,又是大致一百年。我们发现,这两个二百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尤其是后一百年,即从康梁变法到上世纪90年代,这期间100年的中国发展几乎全部是由知识分子的理论或理念引导的结果,所以,这一百年中国的一切曲折,包括成就与失误,实际上都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结合西方思想理念造成的。
假如从光绪新政开始,比如以
郭嵩焘、冯桂芬、郑观应、王韬等准备全面学习当时最先进的工业化工作英国开始,
按照两甲子的划分,中线划分在1949年前后。从光绪亲政(1889年18岁)到1949年恰好是一甲子,这期间可谓疾风暴雨,是近代中国社会大革命、大崩溃的一个时期,甚至亡国也发生在这个期间,我称呼这个阶段或这大约60年为中国的
“革命甲子
”。从识字率角度判断,这种“革命甲子”以后不可能在中国社会重现,但是这个甲子非常值得深入研究。49之后的“红色甲子”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逻辑和阶段。
2,“革命甲子”
清末到1949年的“革命甲子”是很特殊的一段历史,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中锐角急转的一段历史,从中我们有许多的经验教训。这中间中国发生了许多影响巨大的革命事件,期间包括战争、饥荒在内的非正常死亡人员有学者认为超过2亿,也就是当时中国人口的近一半规模,等于全中国人口在这个甲子内进行了大换血。这是中国近代史中最为惨烈的一个阶段,它以七君子的流血革命开始,也以内战的流血革命结束。除了文明本身的规律之外,中国知识分子在其中起什么作用?他们是主导者还是缺失者?其理论与精神方面是否有可以商榷乃至反思批判之处?这是本文关心的。
与“革命甲子”相比,后来的红色时期也有许多失误与惨痛教训,但非正常死亡人数绝对达不到“革命甲子”的惨烈程度。假如说“革命甲子”总计损失了一半人口(约40-50%),那么红色甲子损失的人口很可能十分之一(10%)都不到,两者相比完全不成比例。“革命甲子”期间的总人口60年内基本没有变化(4-5亿),而红色甲子内人口翻近二番(13.4亿)。很多人情绪化地否定红色时期的成就,实际上是因为20世纪旧的文明观误解以及一些仇恨情绪造成的。从客观中立的观察角度,红色时代把一个崩溃的废墟建设成为一个甚至威胁到全球第一霸权美国权威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事实上今天就是中国最为鼎盛的一个时期,当然它不是个人人满意的时代。世界上从来不存在人人满意的理想社会。
回顾“革命甲子”,实也是“动乱甲子”,自康梁变法流血之外,还有光绪与慈禧在1908年的相继去世,1911年的辛亥革命,军阀混战(1916-1930),1919五四革命运动,1926年国共合作发起的北伐革命战争,1930年代开始的抗日战争,1945年开始的内战。仔细看下来,在这一甲子内流血牺牲的数量在不断加大,从清末“七君子”一直到千万军团大作战,一直到49止战。目标围绕政治制度革命展开,知识分子的广泛参与,是这一“革命甲子”的两大特点,这是之前农业社会从来不曾有过的局面。
和平,在文明学的框架内是一种如同空气一样的重要而容易被忽视的存在。和平甚至是文明实力的一种体现:不能保持和平的国家意味着文明实力的下降或崩溃。所以,在“革命甲子”内不能保证和平的长久,其实就是个文明问题。换句话说,就是文明出了问题。因为中国社会将从传统的中国农业文明,在接触了西方文明之后,开始向另外一种全新的文明转换。这种转换,发生了深刻的社会断裂。
谁可以在“革命甲子”或“动乱甲子”之后保持和平,谁就是新文明的代表,谁就将被中国人民拥戴。无论你犯多大的失误,保持和平的能力是一切的保障。国内外保持和平能力的人是谁,答案是清晰的。
从宏观角度看,“革命甲子”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农业时代向工业化以及现代社会转型的一个必然,只是转变得过于锐角和惨烈,以至于在其后的红色时代里无论犯下何种错误,在“革命甲子”的映衬之下都显得“微不足道”了。我们还会看到,在红色甲子时期,主导中国社会的依然是知识分子与文化人。所有人迅速地进行文化扫盲,是20世纪下半叶的一个主要特征。而知识分子的命运实际上都系于“文化”,这种“文化”运动的动荡是期间的主旋律,正说明了,这个期间的中国社会是以知识分子为核心的,即便是“改造”知识分子。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