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达）2023第四届国际米食味品鉴大会中国赛区总决赛中，“响水”大米凭借强大的实力勇夺第一，令位于牡丹江畔拥有3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黑龙江省宁安市上官地村再为世人所瞩目。而作为宁古塔当时最早的先民群体——刘氏家族，他们在上官地这块黑土地筚路蓝缕、开山斩草的故事却鲜为人知……

触摸着写就于伪满洲国康德十一年（1945年）七月十五日的《东满总省宁安县东京城上官地屯——刘氏谱书》，方块文字上的历史余温徐徐传递过来，如无声的影像流淌着过去古老的传奇与岁月的沧桑。

刘尚隆戍边宁古塔

《刘氏谱书》第四章内容是《源流记略》叙述了刘家来到宁古塔后的数代传承。

大清王朝定鼎中原的熊熊大火已渐渐熄灭，而在齐鲁大地

“人烟稠密，土地缺乏，关于人民日常生活碍难维持，并兼国内盗贼蜂起，百姓不堪其扰”

的顽疾却愈演愈烈，苍穹之下的山东黎民苦矣。

清朝康熙四年，政权已稳固的大清国继续颁布关东移民实边令，曾为生活所困、流离四方现已归乡的贫苦农民刘尚隆仿佛看到了生活光亮，他毅然而然地决定离开故土山东省青州府昌洛县城东郭七刘屯村，报名去龙荒蛮甸的宁古塔戍边，这似乎是他谋求活路的唯一选择。

在私塾读过五年书的刘尚隆携家带眷跨越万里关山，经过近两个多月的艰苦跋涉，终于抵达了“苦寒之地”人迹罕至的宁古塔。目的地到了全家人的心却凉了，心中的所有幻境破灭，当年的宁古塔不仅是人迹罕至而且更是无比荒凉，一种上当受骗的委屈涌上变冷的心头，那种寒冷如在全身抽打的东北风。

既然户口已迁移到宁古塔，再想迁回山东，难度好比登天。寒冬腊月里，刘尚隆匆忙安顿好家人后，便开始在宁古塔贩卖毛皮为生，利小货少卖货的微薄收入，满足不了一家人日常开销，他们的生活渐渐难以为继。

康熙七年宁古塔成立十三官庄，刘尚隆一家决定离开塔城，带着民籍到宁古塔上官地的官庄里垦荒地、纳官粮，做一个“官田佃户”。

当时，天遥地远的宁古塔生存环境相当恶劣，因地处极边，故而人烟稀少、天气极寒、时有猛兽出没。其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中原，在汉人没到塔城之前，本地人竟然不知道有棉花存在，严寒季节在他们当中“富者缉麻为寒衣，捣麻为絮”，贫者则穿着简易制作的“狍、鹿皮”衣，所使用的锅、碗、瓢、盆等器皿都是木制的，鲜有人使用铁锅。在商品交换活动中，极少使用银钱，许多人“竟不知五铢、半两为何用”，通常以“以货易货”为主，新到的中原人感慨，宁古塔较中原落后三百年矣。

同糟糕的生存环境相比，安插在宁古塔官庄的当差之人所遭受的苦难，更是苦不堪言。

清朝初期，被清廷流放宁古塔二十三年的大诗人吴兆骞，在写给母亲及家人的第十二封家书中提到了官庄人的境遇：骨瘦如柴的庄丁们，“一年到头，不是种田，既是打猎、烧石灰、烧炭，并无半刻空闲日子。”庄丁每年要完成这些定额，上交粮二十石、柴草三百捆、一百斤的猪一头、木炭一百斤，另外还有“官炭三百斤,芦一百束。”“一到种田之日,即要亲身下田,五更而起,黄昏而歇。至若打围,则随行赶虎狼獐鹿”。这样的艰难困苦令人无法忍受，一些人宁愿冒着冻死和被野兽吃掉的风险，也要逃离宁古塔。

据刘氏家族的后人讲，他们的祖先刘尚隆在宁古塔上官地并不是官庄的普通庄丁，而是租借官庄土地的“官田佃户”，尽管劳动强度要低于庄丁，生活待遇也远超官庄人，可地无一垄房无一檩“家中的所有财产，悉作官物”的一贫如洗，也是他们要面对的。

那时，上官地有尤姓、那姓两家旗人(旗人是满族人别称，尤、那姓氏族后人现仍居住在宁安县西部江沿村）和几户人家，当他们见识到刘家人用一辆破牛车，只拉着一个装破烂儿的小柜子来到本地时的穷困潦倒，对比之下的自傲心满满，鄙夷不屑地称新迁来的人家是“小柜子刘家”。

“小柜子刘家”代表人刘尚隆，身下只留有刘福元一个独子，直到孙子自兴、自旺、自岐、自宝接连降生人间后，刘家的人丁才逐渐兴旺起来。

胸有诗书的贫困农人刘尚隆自然不会在意别人的白眼，他秉承耕读传家的祖训，尽管家中的日子过得虽然很清苦，但是家庭男丁都要送到私塾去读几年书。刘家的后人也遵照祖训送孩子读书，子孙当中没有“睁眼瞎”的。

传宗接代的孙子们渐渐长大成人后，刘尚隆命儿子刘福元将在官屯周边自家开垦的少许土地，从东到西分成四等份留给孙辈，大孙子在东，二孙子、三孙子、四孙子逐个向西排开，至此，由齐鲁来到宁古塔求生的刘尚隆家族，在异乡宁古塔上官地屯终于生根发芽，并以刘家孙辈最初的四大支系为基础，在数百年之后形成了枝繁叶茂的千人大家族。

未完待续……

上官地官庄佃户刘尚隆的后人在宁古塔扎根后，经过数代的打拼，如何建成刘家大院，请待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