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形成》，韩建业 著，文物出版社2024年8月版。

我们常说中华文明五千年，但什么是“文明”，为什么是五千年？中国先秦文献中虽有“文明”一词，但那是指在道德修养、礼仪制度上达到很高程度后所呈现出的状态，与“中华文明”“埃及文明”等语境中的“文明”含义还是有一定区别的。现在一般所说“文明”，多指对“Civilization”等西文词汇的意译，可以理解为国家管理下物质、精神和制度创造的总合。“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国家固然不等同于“文明”，但要称得上“文明”，则必须进入国家阶段。恩格斯曾提出国家产生的两个标志，一是“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二是“公共权力的设立”。按地区划分国民指以地缘关系代替血缘关系，公共权力的集中体现则是“王权”。以此衡量，距今5100年左右的南佐都邑遗址，是黄土高原上最早出现国家社会的标志，为中华文明五千年增添了又一实证。

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考古中国》（2004）剧照。

甘肃庆阳西峰西郊的南佐遗址，坐落在黄土高原第一大原董志塬上，传说中这里是黄帝部族的重要活动地域，也是以农业著称的周人祖先不窋的老家。

南佐遗址发现于1957年，1984～1986年和1994～1996年有过两个阶段的发掘，从2021年开始第三阶段的发掘和调查、勘探工作，基本确认这是一处以仰韶文化晚期大型聚落为主体的遗址，遗址面积在600万平方米以上，可能有外环壕，聚落中部是由9座方形夯土台及其环壕围成的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核心区，核心区中部偏北是数千平方米的由“护城河”和夯土宫墙围成的“宫城”，“宫城”中心为主殿，“九台”之外还有多处居住区、夯土台、沟渠水利设施等遗存，出土了大量白陶、黑陶等珍贵遗物和大量水稻，从多个方面显现出早期国家和文明社会气象。

南佐是五千年前建筑工程量最大的聚落之一

南佐聚落不仅整体规模巨大，而且宫殿、夯土台、壕沟水利设施等的建筑工程量也很惊人。以聚落中部的“九台”来说，每座夯土台都约40米见方，现存还有5～7米高，复原起来就像九座小金字塔，每座台子外周有宽约20、深约10米的方形内环壕，内环壕的侧壁及底部更有2～4米厚的夯土护壁，以防流水对黄土沟壁的侵蚀，推测环壕不仅有礼仪象征和防御作用，还应当是与其他沟壕池沼连通的有实际用途的大型水利工程。内环壕外还有一周宽约20米的外环壕，内、外壕总长度估计在5千米以上。“九台”环壕工程总土方量当在75万立方米以上，大概需要5000人工作1年时间才能完成。如果以壕沟中挖出来的土夯筑“九台”，所费工时应当不比挖筑壕沟少。

再看中央“宫城”区。有夯土围墙的长方形“宫城”东西宽约55、南北长约67米，面积在3600平方米以上。“宫城”外有宽约15、深10米的“护城河”，至少它的两侧壁也有夯土护壁。加上“护城河”的话整个“宫城”区占地面积就有8000多平方米。“宫城”中部偏北的主殿占地面积700多平方米，两个顶梁柱柱洞直径各约1.7米，中央火坛（火塘）直径3.2米─差不多是两个人的身长，规模之大前所未见。“宫城”东西两侧还各有一列侧室（侧殿）。所有这些宫墙、房墙都以版筑方法夯筑得十分坚实精整，窄的1～1.5米，宽的可达5米，现存高度1.5～3.5米，是国内年代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一批夯土建筑遗存。建筑材料还包括土坯和最早的红砖，各处地面、墙壁都以石灰多层涂抹装修，甚至宫墙也不例外，这也是国内最早大范围使用白灰面装饰建筑的实例。

我们可以想见五千年前的南佐“宫城”到处都是那么洁白明亮，和大家熟悉的北京紫禁城的色彩大不相同。估计“宫城”区的建筑工程量应该不会少于“九台”区。经勘探和试掘，在“九台”外其他区域还发现有多处白灰面窑洞式房屋居住区、夯土台、壕渠水利工程等，加上可能存在的外环壕，建设工程量又得增加很多。所有这些工程的主体部分理应是大体同时建造完成的，或许需要数千人劳作数年，这还不包括建筑工程的后勤保障在内。推测南佐都邑人口或许有上万之众。也只有出现了强制性的区域“王权”，集合起国家力量，才有可能完成如此壮举。

南佐所在的董志塬上还有其他一些包含精美白陶、黑陶的较高级别的聚落，面积一般数十万平方米，可能是从属于南佐的卫星聚落。陇东甚至整个黄土高原，分布着大量仰韶晚期聚落遗址，但还没有第二处能够和南佐的规模相比。即便秦安大地湾聚落延续到这个时期，规模也是远次于南佐。南佐聚落如此大的体量，“九台”、壕沟、宫殿建造所需强大的组织调动能力，当是区域公共权力或者区域王权出现的最有力的证明。南佐都邑大概是从周围迁入很多人口集中规划建设而成，这必然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血缘社会重组，形成具有地缘关系的早期国家组织。由此推断，当时在黄土高原地区应当已经出现了一个以南佐为核心的“古国”。

石峁皇城台护坡，《中华文明的形成》内页插图。

开中轴对称古典宫殿建筑格局的先河

南佐都邑及“宫城”具有清晰的中心对称、中轴对称格局。“九台”及核心区位于聚落中心，“宫城”位于“九台”中心，主殿位于“宫城”中心，大火坛位于主殿中心。主殿坐北朝南，从主殿大堂后部两个顶梁柱中间，向南到主殿中门（共有三门）、“宫城”南门，构成大致南北向的中轴线，东西两侧的侧室（侧殿）和壕沟对称分布。再放大一些视野，“九台”呈倒“U”字形排列，其中的北台就在这条中轴线的北端，东西两侧各有四台互相对称。“宫城”南墙外还有一道与其平行的外墙，类似后世的萧墙或影壁，外墙的门与“宫城”南门错开几米，两道墙之间的空间兼具瓮城功能，增强了“宫城”的封闭性和防御性。如此布局严整的多个圈层结构的南佐聚落，理应是阶级秩序的礼制性体现，开后世中轴对称古典建筑格局的先河。

推测“九台”和主殿应当主要是祭祀礼仪场所，“宫城”区部分侧室（侧殿）有可能作为首领人物的居所。我们注意到由窑洞式建筑组成的普通居住区基本都位于“九台”以外，推测“九台”所围绕的30万平方米的核心区，可能整体都属于与祭祀相关的“圣区”或者贵族居住区。这是一种将神权和区域王权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以王权为核心的建筑格局，凸显了王权至上，与西亚等地神庙和王宫分开且以神庙为核心的情况有显著区别。

南佐“宫城”区出土文物精致贵重

南佐“宫城”区出土了白陶、黑陶、绿松石珠等贵重物品，成套的彩陶、朱砂陶、白衣陶、白泥堆纹陶，涂抹朱砂的石镞、骨镞，以及大量炭化水稻遗存，与普通居址区形成鲜明对照，显示当时不但有了较高水平的专业化分工，而且已出现礼制和阶级分化。白陶、黑陶在黄土高原罕见，但在南佐“宫城”区却发现不少，精致者陶胎最薄处仅有一两毫米，表面光滑细腻，有釉质光泽。如此轻薄精美的陶器，理应用快轮拉坯的方法制作，但我们一直没有在陶器上没有发现快轮旋转痕迹，工艺技术还是个谜。

彩陶是黄土高原传统，有些彩陶表面有釉质光泽，有些彩陶成套出土，具有礼器性质，比如在主殿以东祭祀区就集中出土9件小口平底的彩陶酒瓶，每件高度都在60厘米左右，还都配有特殊的盖塞─可既盖又塞，以防止酒精挥发。南佐的朱砂陶、白衣陶、白泥堆纹陶等也都是具有祭祀礼仪性质的特殊器物。朱砂常涂在一种带有圆饼装饰的鼓类器物上，器表内外涂白衣的做法则见于簋、双腹盆、钵、缸、罐、瓮等很多器物上。

白泥堆纹陶罐罕见于其他遗址，但在南佐仅“宫城”东部祭祀区就出土数百件，大小不一，可能是成套的祭祀礼器。经测定，南佐大部分陶器烧造温度在1000℃以上，最高达1116℃，而一般新石器时代陶器烧造温度在700℃～1000℃之间。令人惊讶的还有“宫城”东部祭祀区数以百万粒计的炭化水稻的发现，粟、黍数量极少，反之在“宫城”其他区则绝大多数都是炭化粟、黍。黄土高原农业本来就以粟、黍为主而少见水稻，以珍贵的水稻献祭神祇祖先，也应当是礼制的反映。

纪录片《黄土高原》（2017）剧照。

南佐“宫城”区出土物还体现出与长江中游、黄河下游等地区的远距离联系。白陶、黑陶都最早出现于六七千年以前的长江中游地区，南佐这两类陶器的出现有受到长江中游文化启示的可能性。尤其是南佐不少黑陶属于夹炭陶，这也是长江流域的古老传统。有意思的是，南佐有的黑陶仅覆盖陶器表面很薄一层，已能做到很好地控制渗碳层厚度，工艺技术和良渚文化最为接近，不排除与良渚文化有交流关系。据科技考古检测，南佐白陶所用原料为高岭土和瓷石，高岭土质量与后世制造白瓷的瓷土质量接近，瓷石原料可能产自南方，有些白陶上面的海洋结晶涂层原料可能来自海岱地区。绿松石、朱砂都不见于黄土高原，南佐的这两类原料有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可能性。大量水稻不排除当地种植的可能性，但也有可能是从长江中游等地远距离贸易获得。可见南佐“古国”应当存在对远距离贸易获取稀缺资源的控制，这也是国家社会的特征。

南佐的考古工作才开了个头，很多谜团还有待后续解开，但据现有的发现，就已经能够证明，中华文明和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一样，是诞生于五千年前的三大原生文明之一。

本文选自《中华文明的形成》， 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题图为纪录片《黄土高原》（2017）剧照。

原文作者/韩建业

摘编/何也

编辑/张进

导语校对/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