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读三国，对诸葛亮六出祁山，既感钦佩，又觉惋惜，尤其对上方谷那场大雨忿忿不平。及至年长，洞悉当时魏蜀国力之悬殊，不禁对诸葛亮经年用兵大惑不解，何苦在枉送了自己性命的同时，还搭上蜀汉的国运？以武侯之智，何以行如此不智之事？

首先让我们理清一点，以诸葛亮的学识，是否知道偏师远征、一举灭魏是不可行的？我觉得他应该知道，而且，我认为当时天下应该有此共识，诸葛亮当然不可能不明白这么浅显的道理。但如果因此说诸葛亮自视过高，勉力而为甚至逆天行事，联系他一生的作风和功绩，又显然不符。我自揣摩，诸葛亮的北伐，从来没有以灭魏为目标，而是别有深意，而这种深意，又无法公开说明，难免被人误会。今斗胆妄测，陈列诸葛亮不得不北伐的几点理由：

第一，北伐是蜀汉存在的政治基础。自起兵以来，刘备一直以汉室苗裔自居，就连称帝，也宣传是继承大统、延续国祚。不得不说，相较于吴魏，蜀汉的政治包袱不可谓不沉重。在有枪就是草头王的东汉末年，连皇帝都身不由己，就算刘表、刘焉这些拥有一州之地的正牌宗亲，都未见从身份上得了什么具体好处，又何况一位出身织席贩履的没落贵族？更何况，曹丕接受献帝禅位，某种程度上讲，是有法可依的，如果蜀汉不以“匡扶汉室”为己任，那么其存在的意义何在？这就是为什么，蜀汉在兵败夷陵、国力稍复之后，没有报关羽、刘备之仇顺江东下，而是直指更为强大的曹魏。也许只有在“恢复中原”的旗帜下，元老派、荆州派、东州派、益州派四大集团，才能在统一的目标之下，维持表面团结并凝聚一切力量，而不至于在内耗中土崩瓦解。

第二，刘备集团一直是机会主义者。看刘备早年，依公孙瓒、依陶谦、依吕布、依曹操、依袁绍、依刘表，可以这么说，皇叔的前半生，基本上就是龟缩在各种强权的羽翼之下，他的突然崛起，来自今天看起来有点玄幻的赤壁之战（有史学家认为赤壁之战并未真正开打，曹操就因瘟疫而退兵）。当时刘琮望风而降、江东一地鸡毛，就连刘备自己，都已经选好了南逃岭南（苍梧）的撤退路线，可谁知道，孙刘联军一把大火，居然开启了鼎立之势。逆境中的刘备，不但没有覆灭，反而牢牢控制着荆州半壁，西夺益州、北取汉中，短短十年，从寄人篱下到进位为王，想来集团上下，对于如何火中取栗，如何转危为安，自有深刻体会。再看诸葛亮，不顾如日中天的曹魏和近水楼台的刘表，单单选择了连落脚之地都没有的刘备，焉知不是看重了在人才凋零的他那里，更有可能受到重用而大展拳脚？所以，对于机会主义者而言，从几乎无望的北伐着手，通过不停战斗创造、获取蜀汉发展、壮大、甚至鼎定中原的机会，可谓一场败中求胜的豪赌，虽然明面上胜率不大，但在三代以后第一人的诸葛亮眼里，未尝不是一条救天下、济苍生的捷径。

第三，北伐从来都不是孤立的既定国策。早在《隆中对》中，诸葛亮就强调了“人谋”在以弱胜强中的重要性，指出了联吴抗魏的大方针。今人对孔明荆、益两路进军的设想，褒贬不一，却往往忽略了，两路进军的前提在于“天下有变”，至于具体多少路，从来不是用兵的重点。当时最为利好的“天下有变”，是曹魏的内乱、分裂和东吴的骚扰、牵制，说到此处，不妨想想当年刘邦借助项羽决战章邯、一鼓而下关中的历史，以及满清坐观吴三桂死磕李自成、得隙入主中原的后事。在预测诸葛亮北伐能不能胜的过程中，我们应该知道，对孱弱的蜀汉而言，充分鼓动、催生各种进攻力量，有效分化、瓦解曹魏，才是切实可行的最大胜利，至于夺长安、克许昌，在当时看来，只能算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分析蜀汉北伐，绝不能与曹魏内部势力的此消彼长和周边东吴等外部势力的明争暗斗割裂开来，蜀汉持续的进攻，焉知不能刺激东吴饮马江淮或鼓动司马懿提前动手，如果曹魏两线作战和北方再次陷入分裂，那孔明抓住苦苦等待的“天下有变”，据有天下，并不是妄想。看看功败垂成的第一次北伐，还有多少人敢说不可能？

第四，如果不北伐会怎样？这是一道不甚难解的问题，以曹魏地域之广、人口之多，如果大家都在大致相同的态势下发展，先灭蜀、后灭吴，只是时间问题。这一套路，早在先秦，就被司马错“得蜀则得楚，得楚则天下并矣”一语道破，后来西晋终结三国，隋、宋、元等向南拓展，无一不以灭蜀为先。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告诉刘禅：“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什么意思？伐也亡、不伐也亡，不如拼一把！于是，身负托孤之重的诸葛亮，抱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心态，毅然决然踏上了北伐不归路。这也是诸葛亮的伟大之处，明知胜算渺渺，依然常念知遇之恩、胸怀天下苍生，以千金之躯，深入不毛、亲历艰险，硬是以民穷兵疲，打乱了魏国的发展和扩张节奏，使得蜀汉成为四川历史上历时最长的割据政权。至于终不能克还中原，尽复汉家江山，多半是气数使然，非人力可以勉强，而武侯身受后世历朝历代敬仰，关键一点，也并非在于其经天纬地之才，而在于其矢志不渝之忠。

读史至此，不禁幡然而悟：如果说置之死地而后生是大勇，那身处死地而不旋踵，大勇之上，大仁见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