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以“朕”自称者用文言体进行广播，当时日本的全体民众都在那里等待天皇的《终战诏书》，大家竟然都发现，当天皇真正开始宣读时，几乎无人能听得懂天皇说了什么。个别精通文言文的人听了之后，发现《终战诏书》通篇只说“饬帝国政府接受”盟国的《波茨坦公告》，只字未提“战败”“投降”等字眼。

一开始罗斯福总统比较倾向于铲除日本“官军财抱合”的侵略势力，不赞成采取通融。可是，1945年4月他突然去世，以副国务卿、原驻日大使格鲁为首的“日本帮”官员马上积极鼓吹可保留天皇和财团为美国服务，继任总统杜鲁门则称赞格鲁的观点是“真知灼见”。此时，美国从未来控制亚太的战略需求出发，便想适当保留日本的力量以对抗苏联。德国投降次日即1945年5月9日，高松宫将藤村义良的来电报告皇兄，说美国态度已有松动。当时，藤村义良说最大障碍是“无条件投降”，美国战略情报局驻欧洲负责人杜勒斯则表示在“无条件投降”的名义下，可保留天皇制。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公开发表了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里面没有谈到天皇制的问题。8月10日，天皇做出“圣断”，决定向盟国表示可接受《波茨坦公告》，不过却在最后加上一项要求──“附以一项谅解：上述宣言并不包含任何要求有损天皇陛下为至高统治者之皇权”。日本的态度很明确，投降的前提是“不改变天皇统治大权”，这其实正是美国方面在5月间传达的条件。

天皇《诏书》不说“投降”，连“战败”也不说，只说采取非常措施“收拾时局”。《诏书》“死不认输”的逻辑是：之所以现在投降，并非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战败，而是因为预见到“如仍继续交战，不仅终将招致我民族之灭亡，且将破坏人类之文明”。按此解释，天皇是为了挽救人类之文明而接受《波茨坦公告》，并未公开承认战败。

《诏书》继续顽固地仇视和轻蔑中国，根本不承认“九一八”事变以来的14年中日战争，也不承认“七七”事变以来的8年中日战争，只承认“向美英两国宣战”，且“自交战以来已阅四载”。所谓“收拾时局”，就是收拾向美英两国宣战以来的4年战争的时局。自占领南京以后，日本就宣布不再将中国国民政府作为对手，扶持汪伪政权登台，又把南京汪伪傀儡政府称为“中国政府”，而把中国抗日军队称为“重庆军”“蒋系军”“延安军”“中共军”。

美国占领日本后，出于世界人民包括本国公众对发动侵略者要给予追究的压力，同意对战犯进行审判。当时追究日本战犯对美国是一件难事，这既要履行对日本当权者的约定，又要对受害者有交代。

美方将袭击珍珠港时担任首相的东条英机列为第一号战犯，真正主宰日本的皇室和财阀则被描绘成任军人摆布的傀儡。了解日本情况的人都知道，战争结束前日本实行的是天皇制军国主义，天皇身兼陆海两军的统帅(日本没有独立的空军)，首相、陆相、海相都无统军权，大的军事行动都出于“圣断”。东条英机只是战时十几任首相之一，作为侵略罪犯固然罪大恶极，其地位却只是一个天皇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臣仆，与希特勒、墨索里尼的作用如何能相比？

在东京审判中，经中国法官据理力争，最后表决时以一票的微弱优势，才最终得以判处东条、松井、板垣、土肥原等七名甲级战犯以绞刑，使这伙昭和军阀头目受到惩罚。不过这种追究明显是不彻底的。日本皇室成员无一人受追究，包括下达在南京“杀掉全部俘虏”命令的大屠杀罪魁“皇叔”朝香宫(时任上海派遣军司令)。

美国占领日本后，虽对其政治经济结构进行了有限的“民主改造”，日本原有政府却继续保留。德国战后的领导人在东西两侧都由原来的反纳粹人士担任，日本战后几届首相却是过去对战争有重大责任的高官，有的还是甲级战犯(如岸信介)。日本的国家元首仍是天皇裕仁，只是将处理具体政务权交给了内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