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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读者晚上好！子渊近期曾给大家介绍过上海博物馆珍藏的大克鼎、大盂鼎，其流传经历引发了读者的强烈兴趣。今天咱们就再来说说上海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的战国商鞅方升。

晚清时期，该方升于陕西省蒲城县平路庙乡寺坡冶炼遗址出土，是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的国家一级文物，其珍贵之处在刻铭详尽且又与重大历史改革相关。战国商鞅方升高2.32厘米，通长18.7厘米，容积202.15毫升，为长方形的有柄量器，器壁三面及底部均刻铭文。在方升底部，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统一度量衡的诏令铭文，这是“商鞅虽死而秦卒行其法”的最好体现——商鞅虽因变法得罪贵族势力而惨遭车裂，但其所开创的一系列制度，依旧被秦国完整的承袭了下来。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并建立庞大的秦帝国后，又将秦制推广为天下之法。

“商鞅变法”虽在历史上争议不断，其本人也同样毁誉参半，但其结果却是不争的事实——通过一系列变法措施，商鞅使位于周王朝西部边陲的贫弱秦国走出困境，最终一统天下。在当时任何一个国家，稍微大型的改革都会面临巨大压力，更何况是长期与西戎混居的秦国。这个半农耕半游牧的西疆小国，本来就物产贫瘠，再加上周围强国林立，时刻都有被他国吞并的危险，在“诸侯轻秦”的时代背景下，秦国百姓甚至被他国当成“三等公民”对待。

为改变世人对秦国的看法，当时在位的秦孝公招揽天下才俊入秦进行变法革新，但他们的方案都没有让秦孝公满意，直到商鞅入秦，秦孝公才看到了秦国强大的可能。经过两年的观察，秦孝公在深入了解商鞅的变法措施后，正式任命其为大良造，这是秦孝公时期秦国国内最高官职，掌握军政大权，其对商鞅的信任之深可见一斑。由于商鞅改革举动触动了秦国宗室贵族的利益，后者遂联手阻碍商鞅变法，双方就此结仇。秦孝公死后，秦国贵族联合秦惠王一起，将功勋卓著的商鞅处以车裂之刑。

在变法前期，普通百姓其实也怨声载道，这是因为新法规定秦国绝大多数男丁将要定期入伍，造成了无数家庭妻离子散。然而即使身处逆境，商鞅仍对富国强军充满渴望，连遭阻碍后，他开始着手统一度量衡——度，即计算长短；量，即测定容积大小；衡，则指测量物体轻重。统一度量衡，对旧贵族利益无疑会造成更大的触动，变法也变得愈发艰难。新法推行数年后，秦国国力逐渐强大，然而最大功臣商鞅的日子却并不好过，为了躲避仇敌，他甚至要雇佣一批武力高强的勇士进行贴身保护。

秦人在感情上虽对变法不大认可，但在行动上却很支持。方升底部所刻铭文，正是嬴政诏书与商鞅变法时秦人所刻，两断铭文距离虽不超过2cm，但时间却相隔123年，这意味着方升从一国的标准转变为天下的标准，仅用百余年，而秦国正是在这百余年的时间内，逐渐强大，成为天下霸主。时至今日，商鞅变法时所颁布的这项政策仍影响着国人的方方面面，商君虽死而政不息就是如此。

说起来，战国商鞅方升的制作工艺既并不复杂，其上也无奇丽纹饰与神秘图案，就是一个简单的由几何直线组成的近长方形物体，但却标志着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有了统一的法度；唤醒了生活在辽阔土地上的华夏先民，对一个泱泱大国有了统一的认识；见证了两千年前那个不肯屈服于命运的青年改国运、兴秦邦的故事，其意义之重大不必言说。

参考文献：

《文物背后的中国历史》《商鞅方升和战国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