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即位之初，决心治理官场贪贿流弊，于是让身边亲信故意行贿，以便发现受贿者；有一令史受绢一匹，太宗决定诛杀他。

尚书裴矩谏劝：“为吏受贿，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导德齐礼之义。”

太宗认为他说得有理，召集文武五品以上官员训诫曰：“裴矩当官力争，不为面从，倘每事皆然，何忧不治！”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价此事：“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影）也，表动则景（影）随矣。”

这段话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即君子与小人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转化的条件就是看君王是昏君还是明君。

遇到明君，小人可以转化为君子；遇到昏君，君子就可能转化为小人。裴矩在隋朝是佞臣小人，因为隋炀帝是昏君；但他到了唐朝变成了忠臣君子，因为唐太宗是明君。

无独有偶。南宋理宗皇帝赵昀好读书，礼部侍郎兼侍读程珌（bì）进读《三朝宝训》（记录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言语之书）时，理宗问：“《三朝宝训》云‘治世少而乱世多，君子少而小人多’，何也？”

程珌答：“治世所以少，乱世所以多者，正缘君子少而小人多也。盖君子初未尝少，圣君出而君子多；小人初未尝多，庸君出而小人多。”

宋理宗连连赞叹。程珌的认识与司马光的评价是完全一致的。

清明之世明君执政，必然重用君子治理国家，小人只有改弦更张才能得到重用，否则就将被淘汰甚至被杀头，所以君子就多了小人就少了。如汉文帝、汉景帝时“文景之治”，唐太宗时“贞观之治”，都没出多少小人，因为明君在上，小人不敢作恶，而君子则得到重用扬眉吐气。

唐贞观六年（公元632年）七月某日，唐太宗赐宴群臣曰：“魏征每谏，我不从，他就不应话，何也？”

谏议大夫魏征对曰：“臣以为事不可，故谏；若陛下不从而臣应之，则事遂施行，故不敢应。”

太宗曰：“你可先应我，然后再谏奏，何必不应！”

魏征曰：“臣心知其非而口应陛下，乃面从也！”

太宗大笑曰：“人言魏征举止疏慢，我视之更觉妩媚！”

魏征拜谢曰：“陛下开臣使言，故臣得尽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数犯颜色乎！”

这段君臣对话表明，是唐太宗的贤明，成就了魏征的美名，

如果太宗是昏君，魏征恐怕就不敢犯颜直谏了

。

有昏君就有乱世，而乱世则小人出。

这种现象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君王一昏到底的。如隋炀帝，即位之日就是昏君，做了十多年皇帝，身边只有小人，正人君子都遭毒害，他最后也是死于小人之手。

二是君王亦昏亦明的。如武则天，集贤明与昏聩于一身，为巩固自己的地位重用了很多小人，但她又深明治国之道，重用狄仁杰、娄师德、张柬之等贤相良将，所以国家总体上是平稳发展的。

三是君王先明后昏的。如唐玄宗，前半生是明君，重用姚崇、宋璟、张九龄等人为相，造就了“开元盛世”；后半生迷恋杨贵妃就成了昏君，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等小人蜂拥而出，导致“安史之乱”，使唐王朝走向衰败。

昏君出而小人随是一个规律，因为昏君需要小人谄媚，小人更需要昏君庇护，这就如同苍蝇逐臭，生性使然。

唐中宗昏聩，武则天之侄武三思就作威作福起来，兵部尚书宗楚客、将作大匠宗晋卿、太府卿纪处讷、鸿胪卿甘元柬这四个朝廷大员，就见风使舵，成为武三思羽翼；御史中丞周利用、侍御史冉祖雍、太仆丞李俊、光禄丞宋之逊、监察御史姚绍之这五个小人，更是为虎作伥，时人谓之“五狗”。

宋真宗昏聩，丁谓、王钦若、刘承珪、陈彭年、林特这五个很有才能的高官，就变成了小人，时人谓之“五鬼”。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昏君大都迷恋声色犬马，讨厌读书理政，正人君子受大环境的影响，道行不深者难以独善其身，就谄媚邀宠蜕变成了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