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黄帝”禹作敏的浮沉：如何“富了”大邱庄，又“害了”大邱庄
善恶是对立面，但很多时候都只有一步之遥，这话用来形容今天的主人公禹作敏，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禹作敏本应是个可以载入史册的功臣，他在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担任党支部书记期间，将一个满是盐碱地、连庄稼都种不活的“讨饭村”，发展成了年生产额高达百亿的中国“首富村”。
那可是1992年的100亿！
作为首富村最大的功臣，禹作敏在烈火烹油之际迷失了本心，从“全国十佳农民企业家”，沦落成为祸一方的“土皇帝”，连带着好不容易富裕起来的大邱“天下第一庄”，也变成了令人闻风丧胆的刁民遍布之地。
60年代的大邱村有多穷呢？
这里临近渤海海滨，在古时候曾被浸泡在海水中，因而大部分土地都是盐碱地，再加上经常遭遇水涝灾害，无论村民怎么辛勤劳作，“先天不足”的大邱村粮食产量依旧极低。
在那个年代，产量低就意味着没饭吃。村民们只能缩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偏远之地挣扎度日。为了排涝和析出盐碱，他们也尝试过尽量筑高沟田，挖出高高的“台子地”，可效果并不理想。
连条件最不好的姑娘，都不愿嫁给这里的汉子。
在禹作敏来之前，大邱村是远近闻名的“光棍讨饭村”。
1974年，44岁的禹作敏被调到这做党支书记。面临如此糟糕的摊子，他不得不硬着头皮去闯一闯别的发展之路，因为光靠农业生产在这里是行不通的。
他脑子活泛，思路清晰，十分敏锐地抓住时代的趋势，将发展重心由农业转为工业，拍板决定筹建大邱村冷轧带钢厂，这是村里的第一个工厂。
建好厂后的第二部就是修路，如果交通不便利，再好的产品也卖不出去。禹作敏带着村民撸起袖子埋头苦干三年，修出了7条打通村镇的笔直柏油主道，此外还修正了大大小小将近几十条的乡间小路。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大邱庄的人都在等待一个可以起飞的机会。
1978年，中国开始了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改革是从农村开始，开放则为引进外资、技术、提高生产效率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这一点在东南沿海城市的飞速发展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当时到处都在搞建设，到了1980年，国家对钢铁产业的生产规模跃上一个新台阶，“钢铁”已经成为发展的刚需。
早早建好钢厂、修好路的大邱村，终于赢来全新的发展机遇！
轧钢厂日夜不停加紧生产，钢材从这里流向全国各地，纷纷化作人们家中的缝纫机、电风扇、闹钟、手表……
禹作敏对此犹不满足，他见钢材成了市场的紧俏货，便想方设法从市面上低价收进大量废弃钢材，然后让村里的钢厂重新加工后再高价卖出。
大笔加工费以及供不应求的市场差价，为大邱村带来了巨大的利润！
村民们的兜里开始有了存款，更加一心一意要跟着禹作敏大干特干。他们趁热打铁，在1982年又接连建立了印刷厂、电器厂、制管加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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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83年，村里成立大邱庄农工商联合总公司（下文简称大邱庄总公司），统筹管理村里20多家工厂的生产经营活动。至此，大邱村彻底起飞，每家每户都富了起来，原本杂乱差的茅草屋和泥土瓦房，都整齐换成了红砖黑瓦的宽敞大平房。
1992年，在全村的支持下，禹作敏大手笔投资10亿建起了规模巨大的工业园区，到了年底，大邱庄工业产区的生产总值已经高达百亿！
在当年由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年鉴》上，大邱庄多项经济指标都跃居全国第一，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首富村”。
这是什么概念呢？我们来看一组数据：
1998年底，国家财政部公布的收入是1万亿元。也就是说，仅大邱庄镇的正常经营收入，就能抵得上整个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一！难怪这里后来会被称为“天下第一庄”。
有这样出色的政绩，禹作敏很快乘风而上，成了当时最具代表性的乡镇杰出干部。在短短4年间，他被连续评为乡、县、市优秀党员和市劳动模范。
1987年，他把全国改革人才金杯奖收入囊中，一年后又被任命为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真正让他家喻户晓的，是1989年的春晚。当时他以“全国十佳农民企业家”的身份，登台将一首《你我他》送到亿万观众的眼前。
人人都知道了“禹作敏”这个名字，因为是他把15年前那个“宁吃三年糠，有女不嫁大邱庄”的光棍村，发展成为了如今人人向往的首富村。村里整齐的小平房都不够看了，大伙儿都修了独栋的乡村小别墅。
巨大的声望加诸在禹作敏的身上，让本就不胖的他开始“飘”了起来。
在这之前他很为自己的“农民”身份骄傲，到哪里讲话都要以“我是个农民”开头，可是现在的他却换了一种说法：
“没有我禹作敏就没有大邱庄的今天！”
“低头向钱看，抬头向前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
为了鼓励村里大搞生产，他提出的观点越来越偏执，也越来越以“功臣”自居。
他离开了原来住的小平房，在村里最好的位置给自己建了大豪宅，里面修了一铺非常奢华舒适的大炕。
他不再起早贪黑下地、下厂视察工作，也不去办公楼处理政务，而是天天盘腿坐在自己的豪华大炕上，等待着别人来“拜见”并向他汇报工作。
禹作敏斥巨资购入16辆当时最高档的奔驰600轿车，这在全国都没有几辆。每次出门，他必定要点至少4个黑衣黑裤的保镖跟随。一旦有外地的媒体过来采访，他就派出豪华车队去迎接。
1990年，《纽约时报》刊登了关于大邱庄的报道：这个只有4400人的乡村，却拥有16辆奔驰和上百辆豪华轿车，人均年收入是中国平均收入的十倍。
越来越多的赞誉本应该激励禹作敏更好地为人民、为国家做贡献，可是他被繁华迷了眼，变得盲目自大，整幅心思都放到了追名逐利、贪权敛财上。
他在大邱庄总公司给自己划拉出一大片地，建立了私人“公堂”，里面布置极尽奢华，还配有360°无死角的摄像头，此外还有录音器、手铐、电棍、皮鞭和其他刑具！
平时只要有谁“得罪”了他和家人，不管对方是不是故意，他都会让手下将人抓到“公堂”里私自审讯，这里完全成了他的一言堂。
1990年4月，禹作敏堂弟的女儿被当地一个叫刘金会的闲散人士欺负了，侄女哭哭啼啼跑来告状，他听完大怒，任由堂弟带人将姓刘的暴打了一顿。
堂弟还不解气，就把怒火撒向刘家。刘金会虽然人不怎么样，但他的父亲刘玉田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
禹作敏兄弟俩不分青红皂白，直接令人把刘玉田从家里拎到大街上，十几个壮汉对着一个老人家拳打脚踢，任凭他如何哀嚎都没有收手。
等众人反应过来时，刘玉田已经被活活打死了！
一条无辜生命的逝去，没有让禹作敏幡然醒悟。他试图打通上下关系包庇堂弟，可新中国的法治已经慢慢完善，断断容不下这样伤天害理的事。
无论禹家怎么动歪脑筋，此案的7个罪犯包括堂弟在内，都收到了法律严厉的制裁。
此事过后，禹作敏不仅不收敛，反而认为办案的公检法人员在他的地盘上，却没有“给面子”。他含恨在心，行为上也更加扭曲恶劣。
为了打击竞争对手，他在1992年11月查抄了华大公司，非法拘禁厂长、副总经理等6人，还在寒冬腊月剥光了他们的衣服，让他们屈打成招，被迫承认自己“有问题”
。
这样嚣张的行径，短期内没有得到暴露，于是他变本加厉，行事愈发膨胀，俨然成了为祸一方的“土皇帝”。疯马一旦撒开缰绳，想要悬崖勒马就难了。
同年12月，禹作敏又制造了一出惨案。
他到处给人乱扣“危险人员”的帽子，让属下将一个八竿子打不着边的华大养殖场的基建人员抓到了“公堂”。
此人名叫危福全，年仅26岁，被抓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奋起反抗之后惹怒了在堂上看好戏的“土皇帝”，将近20个壮汉将他从早打到晚，直接造成创伤性休克，最后抢救无效离开了人世。
无法无天的禹作敏及其同党，将大邱庄搞得乌烟瘴气，附近的乡镇都知道这里容易“出刁民”，一时间很少有人敢来。
天道好轮回，一手遮天的禹作敏，终于在1992年底翻车了！
当时北京一所干部学校的师生前来大邱庄做社会调研，27名师生在一家便利店与女经理有了口角矛盾，竟然被非法扣押了7个小时！其中21人被殴打致伤，5人重伤入院。
事情闹大后，天津市公安局派出6名刑侦干警来调查此案，他们着警服、开警车进入大邱庄，着了魔的禹作敏竟然让给手下将他们扣下！这是公然挑战司法权威！
在警方的雷霆手段下，这位“土皇帝”拔出萝卜带出泥，以往罪行全部暴露。
1993年4月，禹作敏依法被拘留审查；7月，他的18名从犯也被归案。8月27日，天津市中级法院对禹作敏作出一审判决：
根据其所犯窝藏、行贿、妨碍公务、非法拘禁等罪行，数罪并罚判处禹作敏有期徒刑20年。
公审当天，新华社、法制日报、人日、工日等报刊，都刊文对禹作敏事件进行了犀利的点评。法律的公正、官媒的发声，让我们更清楚地意识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提高人民法律意识的重要性。
禹作敏令人唏嘘的沉浮印证了一件事：在新中国的法治社会，党内和人民正确绝不允许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土围子”和“土皇帝”存在！任何践踏法律的行为，都将会受到严厉的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