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在今天看起来非常重要，但在当时，有些地方的做法却形同儿戏，比如说北京。

据一大代表，当时只有19岁的刘仁静回忆：“一九二一年暑假，我们几个北大学生，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办补习学校，为报考大学的青年学生补课。张国焘教数学，邓中夏教国文，我教英文。正在这时，我们接到上海的来信（可能是李达写的），说最近要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要我们推选两个人去参加。

我们几个人——张国焘、我、罗章龙、李梅羹、邓中夏就开会研究。会前是否征求过李大钊先生的意见我不知道，李先生很和气，就是征求他的意见他也不会反对。在会上，有的人叫邓中夏去上海开会，邓说他不能去，罗章龙也说不能去，于是就决定我和张国焘两个人去出席一大。”

从刘仁静的回忆中，我们知道了，开天辟地的大事情，居然没有和“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北李”李大钊商量，几个学生自己就决定了，而且让只有19岁的刘仁静去参加当了一大代表。

说北京的做法有些近似儿戏，就是指的这几个学生居然没有和李大钊商量。

陈独秀当时在广州，也没有来参加一大。据包惠僧回忆：“上海来了一封信，是张国焘、李汉俊联名写的。据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来了代表，他们建议中共应该在上海举行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他们同意这个意见，并请各支部各选出出席代表二人，特别要请陈独秀回上海主持这次的会议。

陈独秀说：我为广州大学预科筹备工作，暂时不能离开广州，这里出席代表我想派陈公博、包惠僧两位同志去。公博开完了会快点回来，惠僧开完了会回武汉工作。现在是工作多人少，各方面都要照顾到。党的初期，陈独秀对党的工作是有点家长统治的精神，他说了就算照做，大家也没有意见。”

关于中共一大的经过，由于近年来共产国际保存的俄文版《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以及陈公博在美国写的论文保存的英文版《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情况说明，史学家还原了中共一大的全过程。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与会代表13人：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受陈独秀派遣的包惠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

会议日程：

7月23日开幕。第一次会议，张国焘主持，制定议事日程，马林做主旨演讲。

7月24日第二次会议，听取汇报。

7月25—26日休会。起草委员会制定“章程”和“工作计划”草案。

7月27日第三次会议，讨论“章程”草案。

7月28日第四次会议，讨论“章程”草案。

7月29日第五次会议，讨论“章程”草案。

7月30日夜第六次会议。马林到场，因侦探闯入和租界警方搜查临时休会。

会议通过的党纲确定了党的名称和纲领：

1、本党定名“中国共产党”（C.P.C）。

2、本党纲领如下：

A.联合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阶级消灭。

B.采行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

C.推翻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悉归社会所有。

D.联合第三国际。

与会代表们在党的政治纲领上争论了3天，还没有取得一致。马林等得不耐烦了。他认为开会最主要的目的是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那么一切都以共产国际的决议为准就行了。

30日，他和尼克尔斯基强烈要求参加会议。这次是晚上在李书城的寓所（今中共一大会址）客厅举行。马林慷慨激昂地英文演讲，声振屋瓦，夏天开着门窗，从街上都能听见。

会议进行了半小时，突然有个陌生人敲门，进来看看说走错了。马林警惕性高，说一定是“包打听”，赶紧散会。于是大家纷纷从后门走了。后来得知，这个身穿蓝袍黑褂，闯入会场的是法国巡捕房的探长程子卿。

后来，法国巡捕来搜查，搜查了两个多小时，什么也没有发现。但是，会不能在这里开了。李达夫人王会悟建议去浙江嘉兴南湖去开，大家都同意了。于是，大家乘火车去嘉兴。到了南湖，王会悟租了一条大画舫，备了酒菜，大家就在南湖泛舟开会。一大群男人在船上聚集怕引起怀疑，王会悟坐在船头，装成唱曲的歌女，这看起来就和旅游一样了。

这次嘉兴南湖会议，共花费8块钱，4.5租船，3元中餐，加上小费，刚好8元。

大家可能还记得电影《建党伟业》里，周迅扮演的王会悟身穿粉色印花旗袍，打着粉色阳伞坐在船头的靓照了吧，她是扮成唱曲的歌女，所以漂亮妖冶无比了。

这次在嘉兴南湖开会，陈公博没有参加，因为他是带着妻子一起来的，住在大东旅馆。30号深夜，隔壁发生了枪杀案，陈公博吓坏了，第二天带着妻子离开上海去了杭州。

周迅扮演的王会悟

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是外国人，目标太大，也没有参加。参加会议的一共是12个人。

南湖会议开了一下午，大家发言也都简短了。会议确立了联合共产国际的方针，选举了领导机构。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李达负责宣传。会议结束后，大家即乘火车返回上海，回到上海时已是万家灯火了。

关于中共一大最后在嘉兴闭幕的时间，陈潭秋、张国焘、包惠僧的回忆录都说是在上海遭巡捕搜查的第二天，也就是1921年7月31日。有人说是8月2日，个人认为，还是以当事人的回忆为准，还有，没有人会在上海耽搁3天再去南湖。因为从上海到嘉兴只有100公里，而且火车很方便的。

关于马林和尼克尔斯基的关系，许多人认为尼克尔斯基是马林的助手，原因是在一些场合，都是马林用英语在侃侃而谈，而尼克尔斯基

只是

在旁边静静地听。实际上，尼克尔斯基不仅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来的中国代表，而且还是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他之所以“静静地听”，是因为他只会俄语，与中国代表交流有困难，所以，当精通英语的马林和李达、李汉俊自由交谈时，尼克尔斯基

只能

在一旁静静地听。

一大代表的最后归宿，大体可以分为5类：

第一类是革命到底、见证胜利者，有毛泽东、董必武两人；

第二类是矢志不渝、英勇牺牲者，包括陈潭秋、何叔衡、邓恩铭、王尽美4人：

陈潭秋，1896年出生于湖北黄冈县陈策楼，1943年9月27日，被新疆军阀盛世才秘密杀害于狱中，时年47岁；

何叔衡，1876年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同学，1935年2月24日，从江西转移福建途中，在长汀突围战斗时壮烈牺牲，时年59岁；

邓恩铭，1901年1月出生于贵州荔波，1931年4月5日，在济南纬八路刑场慷慨就义，时年30岁；

王尽美，1898年出生于山东莒县大北杏村，1925年8月19日，病逝于青岛，时年27岁。

第三类是曾经脱党但坚持革命者，包括李达、李汉俊两人。李达、李汉俊的脱党都与陈独秀有关。陈独秀写文章、编杂志是好手，但是领导一个党，并不在行。仅仅半年，建党的两位骨干，李达、李汉俊就和他闹翻，相继而去。

李汉俊先和陈独秀闹翻了。李达回忆：“1921年2月，陈独秀起草了一个党章，寄到上海，李汉俊看到草案上主张党的组织采中央集权制，对陈独秀甚不满意，说他要党员拥护他个人独裁。因此他也起草了一个党章，主张地方分权，中央只不过是一个有职无权的机关。陈独秀看了李汉俊这个草案，大发雷霆，从广州来信责备我一顿，说上海的党员反对他。从此以后，陈独秀和李汉俊之间的裂痕愈来愈深。”

1922年春，李汉俊因与陈独秀意见分歧，回武汉找了份教书的工作，再也没有回上海。实际上脱了党，北伐军到武汉后，他到国民政府里任职。1927年12月17日，在武汉被武汉卫戍区司令胡宗铎以“赤色分子”的罪名逮捕，后遭杀害。

李达对陈独秀的霸道也是不能容忍了。他说：“陈独秀也是官僚地主家庭出身，领袖欲极强。每逢同志们和他辩论的时候，他动辄拍桌子，砸茶碗，发作起来。记得当时派郑州做铁路工人运动的李震瀛寄来了一个详细报告，他看了最初几行，就大发牛性，接连砸破了两个茶碗。”

“党内叫他老头子，中国的列宁。他的领袖欲很强，动辄拍桌子骂人。当时我说：你这个家伙要是有了权，一定是先杀了人以后再认错。由于跟陈独秀搞不好，1922年，我就到湖南去搞自修大学，这次是毛主席让我取的。”

后来，李达一直在学校工作，1966年8月24日去世。

第四类是动摇革命、迷途知返者，包括刘仁静、包惠僧两人。

刘仁静1902年出生于湖北应城。中共一大后，自认为很有学问，很自负，后来和陈独秀一起，搞党内小团体、小组织，被清除出党。1987年的一天早晨，刘仁静出门晨练，被一辆公共汽车撞倒，颅骨碎裂，当场死亡。他是所有一大代表中最后一位去世的。

包惠僧，1894年出生于湖北黄冈。大革命低潮时退党，曾经担任蒋介石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后来不得志辞职，再后来看透黑暗，携家眷到澳门谋生。1957年回国任国务院参事，1979年病世。

第五类是叛党投敌、变成反革命者，包括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三人。

陈公博、周佛海都是脱党后加入国民党，最后成为汉奸。抗战胜利后，陈公博逃到日本，被遣返回国，判处死刑被枪毙。周佛海先被判死刑，后改无期，病死在监狱中。1938年4月5日，张国焘借祭黄帝陵叛逃，后来在戴笠手下当一个小特务，很不得志。1979年12月3日，在加拿大一家免费疗养院里去世。

13位中共一大代表截然不同的结局，让人深深感慨的同时，又给人以深刻的启示。要想干成一件事，必须坚定理想、百折不挠，否则一切都是白搭。

参考资料：刘统著《火种》，上海人民出版社；斯国新著《党史可以这么讲》，人民日报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