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我国五千多年历史进程，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民族融合始终是历史常态和主流。中华民族虽历经沧桑巨变，但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总趋势从未改变，这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保持连续性、稳定性的内生动力。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认识。

在中华文明起源中奠定基调

大量考古发现确证，无论是我国境内的古人类化石，还是旧石器文化遗存，在年代分布上都没有缺环，区域特征鲜明且一脉相承。距今约12000年至4000年，我国各地的新石器文化自成序列、并行发展，呈现出多文化区并存的态势。苏秉琦先生把我国新石器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其中中原文化区处于中心位置。仰韶时期（距今约7000年至5000年），各文化区的人群频繁进行文化交流互动，共享相似或相近文化的历史图景渐趋展现，联系日益紧密的文化和人群共同体呼之欲出。

▲9月24日，参观者在仰韶文化博物馆观看展品。新华社记者 郝源 摄

在距今约5000年至4000年的龙山时代，中华大地呈现出邦国林立和方国联盟的局面，各部族交往交流交融呈现出三个主要特点：一是各地文化或各个部族，在黄河中下游汇聚融合，中原文化区兼收并蓄各地文化之长，成为最初中国的文化中心。二是中原文化区的文化元素、农业和手工业技术等逐步向周边地区散播，使中华大地在新石器时代末期渐趋出现范围更广、联系更紧的文化共同体或经济共同体。三是黄河、长江流域文明萌芽彼此呼应，农业在黄河长江流域率先起源，不仅推动中原大型政权的形成，而且吸引着周围部族不断进入中原地区。从一定意义上讲，夏王朝的建立，是各部族在中原地区长期融合的结果。西周时期，原夏人、商人、周人聚合为一体，并不断融汇其他部族，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进程加速演进，华夏民族共同体的雏形出现。

春秋时期，中原文明程度持续提升，使北方和西北各族迁入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频次增多，形成不同人群相互通婚、各部族交错杂居的态势。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倡导的兼容并包理念，为人们普遍接受，促进了不同人群间更深入的交流和融合。即使经历战国时期争霸征战，华夏族与周边各部族始终没有分离，并在相互融合的道路上继续向前迈进，呈现出“五方之民共天下”的崭新格局，由此奠定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主基调。

在“大一统”历史实践中赓续塑造

身处诸国林立、战乱频仍环境中的人们，最大的向往就是统一安定的太平世道。首见于《公羊传》的“大一统”思想，强调政治秩序、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的整齐划一。孔子所著《春秋》最重要的思想智慧和思想贡献也是“大一统”。“大一统”理念为春秋战国各家学说所推崇、阐发，成为秦汉之后历代王朝以制度建设为中心的政治实践的核心思想。从秦朝建立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之后，传统中国长时间保持着政治统一，汉、唐、元、明、清都呈现出“大一统”局面。

▲5月18日，观众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观看“技与美”专题陈列。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 摄

与国家统一相伴而行的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不断发展。秦朝推行“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建构了“华夷一体，天下一家”的理念，使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制度基础、文化基础得以初创。遵循“厚德怀服四夷，举明义，博示远方”的思想理路，“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治理理念，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持续深入。两汉时期，中央集权制和郡县制在全国推行，奠定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形态。唐朝秉持开明开放的态度，善待不同民族，施行以怀柔和羁縻为主的政策，华夷之别不断消弭，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进一步增强。元朝以“大一统”为目标，采取多种措施推动长城内外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发展，促使中原农耕区与塞外游牧区连为一体。及至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励精图治，开创了长达百余年的盛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达到新高度。通过对国家治理机制的不断创新调和，中华大地实现南北混一、天下一统，各民族水乳交融的联系更加密切。

▲观众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参观秦公镈（左）、秦公钟。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 摄

中国历史上虽经历了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辽宋夏金等多个政权并立纷争的时期，但统一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线，是不可逆转的大势。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把践行“九州共贯”“六合同风”的“大一统”作为至高政治依归和崇高政治追求。可以说，“大一统”厚植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思想底蕴。

历史表明，无论经历怎样的磨难，遭遇怎样的波折，中华各民族的交流融合从未间断，在相互借鉴先进制度、文化和技术的基础上，促成了更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商品交换、疆域拓展和文化汇聚，更加融合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共同体，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不断巩固和发展。

在近代革命斗争中浴火重生

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使中华民族陷入深重的危机。在反帝反封建的百年抗争中，中华民族生发出愈加顽强的凝聚力和生命力，实现了由自在到自觉的跃升。

▲9月22日，游客在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李大钊故居参观（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20世纪初期，我国用于整合现代国家的理论武器是“五族共和”，这一理论被北洋政府和部分革命党人所接受，但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有着更为深刻的洞察。1917年，李大钊在《新中华民族主义》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不仅“五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其“文化已渐趋于一致”。他强调，“吾国历史相沿最久，积亚洲由来之数多民族冶融而成此中华民族，畛域不分、血统全泯也久矣，此实吾民族高远博大之精神有以铸成之也。”李大钊所言“高远博大之精神”，即指我国各族人民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与执着追求，在当时这无疑是非常有见地的认识。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明确提出“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我们党始终坚定高扬民族平等旗帜，坚决捍卫中华民族大团结，使得处于离散边缘的各民族再获新生。在我们党领导下，1947年5月，我国第一个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内蒙古自治区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步入全新发展时期。

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开创新局面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正确把握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基本国情，始终保持着政治上的清醒和理论上的坚定，确立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荣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理论和民族工作方针政策，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团结进步。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1954年9月通过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方式阐明“我国各民族已经团结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的事实。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下，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建立起来。

▲2024年9月25日，在位于云南省普洱市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的民族团结园里，当地群众欢聚在民族团结誓词碑周围（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王静颐 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鲜明提出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形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民族工作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等重大问题，科学辩证地廓清了共同性和差异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物质和精神的关系等一系列根本性、原则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为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为我们正确把握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根本遵循。

事实表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历史必然。中华各民族血脉相通、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依，凝聚起共同的家国情怀和共同的价值理念，形塑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历史认同。这种历史认同源于各民族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源于各民族团结一心、同舟共济的并肩奋斗，源于各民族对“统则强、分必乱”历史规律的切身体悟。

▲10月1日，在云南省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各族群众在升国旗仪式后进行民族团结打跳活动。新华社发（赵庆祖摄）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也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把这份遗产传承好，把这个优势发挥好，汇聚起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磅礴伟力，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必然要求。立足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基于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深入总结、科学归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进历程、发展路向和内在机理，是亟待展开的重大时代命题。

（作者李国强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本文系第三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论坛主旨发言摘登，有删改。）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