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即位数年后，曾和历仕隋唐两代的老臣讨论过一个问题：

贞观四年，太宗问瑀曰：

“隋文帝何如主也？”

对曰：

“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宿卫之士，传飧而食，虽性非仁明，亦是励精之主。”

太宗曰：

“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

在这段对话中，李世民创作了一幅隋文帝的政治画像。在他看来，杨坚之所以焚膏继晷地处理政事，是因为其“性至察而心不明”，因得国不正而忌惮臣下，性格猜忍而不信任臣下。

这一评判若不是来自他人对隋文帝的印象，就应该是李世民的个人想象。他出生时已是隋文帝统治末期，于他而言，开皇之治是“所闻世”，他对杨坚的性格与政治风格应无真切感受，而萧瑀则是隋代政治的亲历者，就对杨坚个人的评价而言，萧的分析似乎更接近真实。

然而，李世民从杨坚的执政特点出发，反推其性格对治国政策的影响，因此他所描绘的杨坚形象，莫如说是其

“政治形象”。

政治形象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性格，它更多是从具体政治行为及其结果出发，分析政治人物做出如此决断的原因时，更多求诸其个性因素而非具体的政治背景或制度因素。

但政治行为本身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政治情势与相关制度的影响，任何政治结果亦无法在不同人的身上重演，故而政治形象的建构，本身就是对政局、制度与执政者个性的综合描述。

若举例加以说明，最为生动的就应是《史记·高祖本纪》中的一段经典论述：

高祖日：

“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

王陵对曰：

“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

在这段对话中，刘邦的个人性格是“慢而侮人”，而其政治形象则是“与天下同利”，二者相去甚远。以此来反观李世民对杨坚的描述，可以断定他归纳的是其政治形象而非个人性格。

李世民对杨坚政治形象的描述，已经包含了对其政治风格中的政治情势分析，但未注意到其所处制度环境与自身制度架构的区别，李世民批评萧瑀“公知其一，不知其二”，实际上他自己也“只知其二，不知其三”，不了解隋文帝时期并未形成三省分工协作的制度格局。

而且从北周到隋以及南北混一之后，制度本身需要重新调整，也有很多特别事务需要皇帝裁决，不能简单地对杨坚个性做出批评，这就是从制度分析的角度，对过于强调杨坚政治形象中的狭隘个性所做的反思。

若我们以同样的思路，回望唐初政治史中的李渊形象，不但会对旧史所描述的软弱怯懦、平庸无能的假象有所修正，而且也会对当时的政局与制度有一些不同的认识。

就李世民对杨坚的政治形象所做的批评而言，其中“性至察而心不明”与“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的评价，不但适用于杨坚本人，可能也适用于其父李渊。若结合萧瑀作为李渊武德时期老臣、李渊倚重的亲贵这一特别的政治身份，似乎此言确有可能在评价杨坚之外，也包含了对其父的讽刺。

李世民即位以后与其父武德时期亲贵的谈话，都多多少少带有此种意味，在论政之余，对武德政治不无挖苦。就这一讨论的具体政治情境而言，武德时期对开皇之政颇为推崇，在贞观四年政治形势与边疆局势均已大为好转的情况下，李世民重提对杨坚的全面评价，大概也有对武德之政进行彻底清算之意。

如此，则其对武德政治的指责，至少包含了对李渊执政时期两方面政治行为的否定，一是通过禅让夺幼主少帝之皇位，令其不敢信任臣下、委以重任；二是心思细密但常怀猜忌，故独揽大权，时有错误决策。

就武德政治本身而言，这样的评价并不公允，但就李世民的个人立场而言，这是对李渊专任亲贵以专政、不易储君而抑己的集中批评。

李渊主导的义宁之政与武德政局，基本特色是政治中枢的亲贵政治。当政宰相们和李渊休戚与共，在重大问题上能够与李渊保持一致，从而使李渊对朝政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也使李唐政权在开国战争及战后重建中能够维持政局的稳定。

但唐代开国战争过程中，各种地域性势力先后加入，但在此政治格局下并不能获得与其政治力量相对等的权位，这也是武德政治被批评为保守的重要原因。

武德时期，人数不多的亲贵控制朝廷大权，但无法形成能够控制全局的独立政治集团，其所掌握的权力也无法传至子孙，决定亲贵身份的并非家族出身或政治派系属性，而是他们与皇帝的私人关系。

他们是皇帝的依附势力，亲贵政治也是皇权政治的一种表现形式。这一类型的政治，最晚在隋朝便已出现。隋文帝时期的高炯和杨素，与武德时期的裴寂与萧瑀，政治地位与身份都极其相似。

就现象而言，重用亲旧之人似乎是多数帝王都会做的选择，但亲贵政治与人事上的任用亲旧并非同一性质。亲贵政治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与皇帝或其他皇权拥有者有旧交的朝堂领袖并非出自某强有力的政治派系或集团，若亲旧背后有强大的派系或集团力量，那么他们只能被视作集团代言人或派系代表人，东汉、西晋等时期的政坛就有这种特征；

二是亲贵权力对皇权的从属关系，皇权凌驾于执政的亲旧人士之上，不受他们的限制与干扰，皇权中最重要的部分，如对军队的最高指挥权、政务最高裁决权等由皇家控制而非操控于亲旧贵臣之手。

在亲贵掌权的政治格局下，若要亲贵权力从属于皇权，就必须有稳固的政治根基，而皇族对实际权力的掌控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中古时代的帝制政权内，皇族所获得的制度内权力的大小，是皇权是否强大的象征。

西晋与南朝前期皇族依靠军事和行政方面所拥有的权力干预政局，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当然，这两个时期还存在实力强大的其他政治力量，而且在皇族实力强大的同时，皇帝本人的权威与权力也相对有限，在最为敏感的皇位继承人选择问题上，皇帝、皇族与其他政治集团之间的相互角力正反映了他们在中枢政治中的权力关系。

与前代相比，隋唐两代开国之君在位期间，皇帝与皇族对政权与军权拥有绝对的控制力，执政大臣虽拥有某一政治集团背景，但从交游关系与政策方向的角度来考察，他们在权力网络中的活动并不具有明显的政治集团特色，且主要负责朝廷行政机构的日常工作，对军事等领域涉足不深，这就是隋文帝、唐高祖两朝亲贵政治的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