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身在香港的国军二级上将卫立煌，提笔给解放军朱总司令写了一封亲笔信，提出了一个诚挚的请求：希望我方能够帮助照顾他还在解放区合肥生活的老母亲，并表示致谢。朱总司令收到信之后，和主席进行了沟通，主席的意见是：一定要好好照顾卫将军的家人，并且立即通知了合肥的相关军政部门，提供必要的方便。

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这件事很特别。因为早在1948年的12月份，我方公布了国民党军43位在内战当中罪大恶极的头等战犯名单，卫立煌将军赫然出现在第28位上。理论上来讲，这些战犯如果被抓获，就算处决都是正常的。既然是头等战犯，为什么卫立煌还敢反其道而行之，主动给我发的最高统帅写信，要求照顾好他在解放区的家人呢？这似乎很不合逻辑。

但如果了解具体内情的话，就会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要求。43位战犯名单，虽然附带的措辞严厉，但是其中有个别人员是中央出于保护目的才对外公布的，比如卫立煌和傅作义。要知道公布战犯名单的时间，正是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激战正酣之际，而卫立煌此时已经在东北兵败，被关押在南京等候审讯。卫立煌的东北国民党军在辽沈战役中表现糟糕，他本人的军事指挥也饱受诟病，老蒋指责他“坐失戎机”，怀疑他有和我方私密接触的嫌疑。

为了保护卫立煌以及有意和我方进行和平谈判的傅作义，中央特意将他们俩列入战犯名单当中，这是一种和国民党方面进行博弈的手段，而不是真的要追究这两位将军的战争责任。尤其是卫立煌，在历史上他与我军长期交好，客观上对革命是有功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卫将军是卧底，并没有确实材料证明这一点。

抗日战争期间，卫立煌指挥国军主力部队，和八路军曾在同一战区并肩作战。而我军对卫立煌有过战场救命之恩，卫立煌此后跟主席、朱总司令等人也有过不少联系，甚至会在一起吃饭切磋，由于主席的战略思想高深，卫立煌十分佩服，当有内心疑惑的时候还会写信与主席进行沟通、解惑。卫立煌和傅作义有一点很相似，都喜欢在国军部队里借鉴八路军的治军风格，十分严厉。

而在我方弹药补给困难之际，卫立煌做主拨发给了八路军100万发子弹，以及大量粮食被服。这件事情在国军内部引起轩然大波，老蒋十分不满。但卫立煌本人一方面与八路军关系交好，另一方面坚持抗战大义，指出中国军队应一视同仁，丝毫不惧猜忌，可见将军的品德。应该说在战场之外，卫立煌是我党我军的一位可贵友人。

即便在解放战争时期，卫立煌也只是在1948年2月到1948年11月期间，在东北主持军政工作，而且态度十分消极。客观而言，对我方的伤害不大。要说战争罪责，他远远比不上名单上的其他战犯。辽沈战役后我军把他列入战犯名单，主要是怕老蒋生疑，加害卫将军。1949年10月建国时，南方一些领土还没解放，卫立煌身在香港避难，立即给北京方面发来贺电，这哪里是一位国军二级上将的正常作为呢？可见在内心深处，卫立煌十分欣赏和支持我方的政治主张，对于新中国的建立也是由衷地高兴。

再回到文章开头所提到的那封亲笔信。卫立煌身在香港，但是却不便接走自己在合肥的母亲。淮海战役后，合肥已经被解放，在我军的控制之下。卫立煌身在头等战犯名单当中，但是一点儿也不怀疑我方的用意，反而非常放心。他毫不犹豫地给自己的老友朱总司令写了这封亲笔信，希望我方能够提供必要帮助。

对于卫将军这样的请求，主席和朱总司令也没有怠慢，而是积极地给予安排，妥善安置了卫立煌将军的家人。1955年时机完全成熟，卫立煌将军携妻子韩权华女士返回北京，并且得到了主席的热情接见，随后成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为我国的军事和国防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