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挪活，树挪死。”

这是一句古老的民俗，同时，也是古人对于变通重要性的认知：就是说人不能死盯着一处不放，尤其是在没有出路的时候，关键时刻要懂得变通，变则通。

而历史上，也确实有许多人在面临绝境时，是通过变通寻求到破局之法；

如在三国演义中，曹军在同时面对刘备与吕布的威胁时，荀彧便提出了“驱虎吞狼”之计，同时化解了两股威胁势力，而非强行迎战；又或是田忌的赛马之策，通过变通成功以劣胜强。

如此例子在历史长河中，可谓数不胜数。但变通有计成者，也便会有失策者。

而这其中，因变通失策而损失巨大的，便当属魏孝文帝迁都了，结局竟是一个强大王朝的覆灭。

那如此变通背后，究竟是谨慎考虑，还是盲目行事，一切还要从北魏政权的建立说起。

“小族”传奇：鲜卑的乱世之勇

1、起于边，入中原

人们现在常说“魏晋之风骨，唐人之法度”，此二者皆为古朝之一绝。也缘此，最近讲述魏晋南北朝的电视剧可谓层出不穷，如《锦绣未央》、《楚乔传》、《兰陵王》等。

而在这其中，常常会出现一个极赋古风色彩的姓------拓跋，而其实这个姓是鲜卑族的皇族之姓，也是其建立的北魏政权的帝王之姓。

鲜卑族起源于大兴安岭的北部，是生活在密林与雪（草）原上的游牧民族

，但其规模在当时并不算大。不过，鲜卑族虽然与匈奴同为游牧民族，但是却并非“同道中人”，相反，鲜卑族在西晋时，还常常策应晋军抗击匈奴。

而后西晋逐渐走向了灭亡，长江以北成为了各势力混战的战场，鲜卑族便也顺势而起，在拓跋什翼犍的带领下，鲜卑族的势力开始渐渐向南而移，逐渐走入中原纷争之中，而后什翼犍战死，其孙子拓跋珪接过交接棒，继续带领鲜卑族发展。

拓跋珪上位时，鲜卑正处于内忧外患之际，对外有前秦、燕国与匈奴的合围威胁，而对内则是一片惶惶之势，拓跋什翼犍的战死让鲜卑族人，一度陷入了对前秦尤其是苻坚的恐惧之中。

但古话有云：“自古英雄出少年！”

十六岁的拓跋珪并没有被这种局势吓到，他带领鲜卑在中原渐渐站稳了脚跟，还建立了南北朝时最宏大的北魏国，让鲜卑族以“少数民族”的身份，登上了历史朝代的舞台。

这一切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2、建北魏，定江北

在西晋灭亡时，晋朝的残余势力几乎全部撤退到了长江以南，重新建都建康（今南京），而长江以北的辽阔之地，便成为了一片混乱的修罗场。

北地之上巅峰时，总共存在着十六国之多的势力，其势力分布盘根节错，极其复杂。

前秦苻坚通过绝对武力，曾统一过北地一段时间，但随着苻坚军败，北地也再一次陷入混乱，这时候，崛起的鲜卑势力，担当起了统一北地的重任，拓跋家也历经三代帝王才终于完成如此壮举。

早在拓跋什翼犍被苻坚击败而死时，拓跋珪曾率众依附过燕国一段时间，在这段“寄人篱下”的日子里，拓跋珪并没有闲着，他以帮助燕国扫定后方的名义，带兵征战漠北，兼并了当时以铁弗部落为首的几个匈奴部落，奠定了鲜卑在漠北的绝对地位。

漠北一战，让鲜卑部族收获颇丰，不仅有了辽阔的北地，还因此有了资源与人口的保证，但拓跋珪并没有被这种一时的胜利冲昏头脑，他继续等待着时机。

终于，苻坚的冲动带来了时机，苻坚没有遵从从其贤相王猛的建议：

“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鲜卑、羌虏，我之仇也，终为人患，宜渐除之，以便社稷。”

原来，王猛在临终时，曾嘱托苻坚千万不要率先攻击东晋，东晋毕竟是正统皇权，虽然如今势衰，可是其内部势力团结，强攻必有顽抗。

而反观我们（前秦），虽然声势浩大，但是其内部矛盾重重，尤其是鲜卑、匈奴、羌族这些因武力而投靠我们的仇敌势力，才应是我们应该谋图的方向，应尽早剪出，以稳江山。

可是，苻坚的自负让他认为东晋早已不足为虑，于是亲帅大军进攻东晋，最终在淝水之战中，将前秦精锐损失殆尽，失去了苻坚这些精锐亲军的坐镇，前秦国内开始大乱，曾经投靠的势力纷纷叛出，最终苻坚也被众势力合围而死。

眼见北地再一次陷入大乱，拓跋家便率军南进，先后攻克了后燕与后秦，奠定了北地的大一统趋势。

而如此强大，最终又是如何因为迁都而灭亡的呢？

迁都背后：上马可征战，下马难治国

1、“少统多，矛盾多”

相较于汉人政权的东晋，北魏表现出了与前秦一样的问题------国内矛盾复杂。

汉族在当时作为一支大族，而南方各民族势力又不似北方强大，这便让东晋虽然势弱，却依然能在长江以南站稳脚跟，这一优势一直延续到了刘宋时期亦然。

而北魏在北方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十六国余部的虎视眈眈，以及鲜卑族本身并不算庞大的本族势力（较于各民族），这使得北魏在建立时，便要面对各民族的纷争矛盾。

这其中，尤为体现为两点：首先不同民族杂居，且各民族的数量都十分可观，这导致国家凝聚力薄弱，尤其汉人与鲜卑人之间的矛盾非常严重，而且随着北魏国力的增强，甚至有愈演愈烈的态势。

拓跋鲜卑一统北方之后，随着蛋糕越做越大，国内人民享受的福利就越来越多，但鲜卑人作为“统治阶级”，不可避免地享受更多福利，而其他民族则获利有限，这种差异让许多人心生不满，只待时机成熟，包括汉人在内的非鲜卑人，总是会搞点什么事情出来。

其次，由于北魏所实行的“零俸薪”制度，这使得北魏国内的贪腐行为蔚然成风，这在无形之中，开始激化了各镇民族与统治民族（鲜卑）的矛盾，这让各族对鲜卑的统治开始不满。

2、以骗代议，迁都离心

在这样矛盾重重的北魏政权下，孝文帝拓跋宏登基了，孝文帝六岁继大统，年少韬光养晦，而后从其母冯太后手中，将皇权运筹而回，这一点颇有其祖-----拓跋珪的风范，皆是少年英雄之势。

而面对国内如此复杂的矛盾，孝文帝的解决之策也是十分惊人，全部汉化。

拓跋宏从东晋与刘宋的统治中，看到了汉人政权与汉族文化的优越性，而且汉人之策经过多朝代的考验，显然也是极具先进性和实效性的。

其实，在现在看来，如此解决之策确是当时的“破局良策”，实行汉化，可以让这个摇摇欲坠的“部落王朝”，不用再进行一些极端的尝试，从而也保证了政权的初步稳定，而且汉化还能获得当时最大族汉民的认同，这一点可以为以后的南北统一奠定基础，可谓是“罪在当下，功在千秋”的深谋远虑。

但年轻的拓跋宏所面对的鲜卑族，早已不是当年从密林中走出的游牧之众了，历经了前几个王朝的经营，如今的鲜卑族有了权利意识，也有了贵族本位思想，正如上文所述，这也造成了诸多的不良影响。

面对拓跋宏的汉化之策，不少鲜卑本族便是颇有怨言，但拓跋宏的大“迈步”更是让这其怨，不止留在嘴上了。

这一“迈步”便是迁都，心切于汉化的拓跋宏，认为汉化的首步便是将国都迁至中原，以便于让鲜卑贵族更好地受到汉族文化的熏陶，同时也将国之中心适当难移，确立中原霸主之位。

但拓跋宏在这一件事上，却选错了方法：

“外示南讨，意在谋迁”

面对当时朝中反对汉化的声音，拓跋宏玩起了连哄带骗的方法：北魏太和十七年（公元前493年），孝文帝乘南齐武帝病逝的机会，率军由首都平成（今天的山西大同）出发，开始南征。

而军队行至洛阳遇上了连绵不断的阴雨天气，北魏的军队里，核心主力就是鲜卑的贵族子弟，这些人表达出不愿继续南进的诉求。孝文帝心里清楚，一支心怀不满、疲惫不堪的军队是没有战斗力的，所以就同意了将士能的诉求，但也提出了条件，贵族子弟同意迁都洛阳，便可罢征。

而这些鲜卑贵族子弟的父辈，大多都在朝堂任职，听到洛阳传回的线报，也是“爱子心切”，不愿子孙再受此苦，当即纷纷同意了拓跋宏的迁都提议。

但拓跋宏不知道的是，这已为之后的叛乱埋下祸根。

3、引燃矛盾，本族离心

孝文帝（拓跋宏）在解决了朝堂反对意见后，便开始了浩浩荡荡的迁都之举，然而，北魏之前的国度平城，既是军事重镇又是政治中心，

在决定迁都洛阳之后，平城的军事旧贵族就成为了阻碍。

毕竟国都在平城时，鲜卑皇帝既统军又治政，但迁都之后，军权的归属就成了大问题，反对迁都的旧贵族继续统军，是有一定隐患的。

所以，在迁都之前，

孝文帝率先进行了北魏军队的汉化政策

，简而意赅地说，就是开始任用汉族军官，让年青一代将官开始统军，这一批年轻的军中力量，不同于老的鲜卑政治贵族，他们对于旧都并没有太多留念，尤其是汉族将官们，他们对于新都洛阳有着更大的期盼。

这种举措下，暂时保证了迁都的安全保证，尤其是杜绝了旧贵族的不满造反，但军事上的离心也在此埋下种子，这种离心来源于拓跋家与鲜卑本族的离心。

迁都之后，孝文帝再次立足长远，他开始推行彻底的北魏汉化制，鼓励鲜卑贵族与当地汉族大族进行联姻，然后废除了一些列古板老套的世袭传承制，以确保寒门（尤其汉族寒门）能够得到重用，削弱尾大不掉的旧鲜卑贵族对自己的掣肘，确保北魏皇权的绝对统治地位。

这一举措，这从长远上来看是极为正确的，但放在一个以少数民族为根本且建国根基不稳的政权上，就显得有些仓促了。

孝文帝所推行的“绝对汉化”，在一定程度上确实造就了北魏的一片繁荣景象，正如僧渊（北魏隐士）所说:“

(北方)三光起重辉之照，庶物蒙再化之始。分氏定族，料甲乙之科;班官命爵,清九流之贯。礼俗之叙,粲然复兴;河洛之间，重隆周道……加以累叶重光，地兼四岳，士马强富，人神欣仰，道德仁义,民不能名……文士竞谋于庙堂,武夫效勇于疆埸，若论事势，此为实矣。”

北魏在乱世之中，确实展现出了不俗的社会生命力。

但迁都洛阳，加之军权汉统，这些种种利于北魏长兴的举措，在鲜卑本族人眼中就展现为另一番景象了-------拓跋家要卸磨杀驴。

在这种影响下，鲜卑的旧贵族们开始从内心反对起了拓跋北魏的统治，不复往日的贵族们也开始集体抱团，共同敌视着北魏拓跋皇权。

写在最后（总结）

最终，由于拓跋宏的大步改革，让其与鲜卑本族离心，尤其是军事贵族，这直接导致了之后的“六镇叛乱”，将北魏的最后气息耗尽，直至吴军谋逆，北魏灭亡。

纵观孝文帝的迁都原因与方式，我们会发现，拓跋宏确实是一位努力谋远的好皇帝，只是其政治手段确实“差强人意”。

由史观今，我们要从中认识到，人有深谋远虑是极好的，但在做事时，也总要有适当的手段，否则只顾长远，而舍弃眼下，只会让办的事破绽百出，最终欲速而不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