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说宋朝十八帝之宋神宗：心比天高却抱憾而终的改革者

3.元丰改制

其一，亲自“操刀”

熙宁九年（1076）十月，王安石第二次罢相，以“同平章事”即宰相官职出任镇南军（治洪州，今江西南昌）节度使、江宁府长官（治今江苏南京）“判江宁府”。

失去了实施新法的最得力助手，宋神宗变法的决心却没有动摇，在继续实行已有变法的同时，还在酝酿新的变法内容，“改定官制”，改革宋朝建立以来的职官制度，并将亲自“操刀”，主持实施。

中国古代史书记人、记事，极少记述人的心理活动，对宋神宗也是如此，所以宋神宗在王安石去职后亲自主持新的变法、将新的变法内容选定为官制改革的心理基础，我们只能根据他的行迹做大致的分析。

这也许有以下3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此时宋神宗已经做了10年皇帝，有了比较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已经实施的“均输法”、“市易法”等新法取得了一定效果，国家财政收入有了很大增加，宋神宗可能因之有了比较强的自信；

二是在王安石任宰相期间，君臣之间对新法的一些内容和实施办法的不同认识日渐增多，也产生了矛盾，可能在宋神宗想来，不如自己亲自“操刀”主持变法更为得心应手；

二是在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后，经王安石提议，一向支持变法，有“传法沙门”之称的韩绛接任首相，有“护法善神”之称的吕惠卿被提拔为参知政事，共同协助宋神宗进行变法，但很快，二人便发生争斗，以致韩绛向宋神宗建议，召王安石回朝，复任首相。但在王安石再任首相，与吕惠卿的矛盾激化，吕惠卿被赶到地方任职后，吕惠卿密报宋神宗，王安石曾嘱咐自己有些事不能让宋神宗知道，宋神宗对朝廷官员可能失去信任，不希望再借助宰相之力，更愿意亲自“操刀”主持变法；

三是宋神宗“天性好学，请问至日晏忘食，英宗常遣内侍止之”，即位为帝后，更坚持请王安石、司马光等学问大家为自己讲学，对历代典籍比较熟悉，而宋神宗对强盛的唐朝很是向往，第一次与王安石见面，就曾问王安石唐太宗是否值得效法，对唐玄宗时期撰著的《六典》所载设官分职很是完善的“三省六部制”更是推崇，加之对宋朝建立以来的“官、职、差遣”分离实制度造成的官职名不符、“冗官”众多、“冗费”更多等现象很不满意，决心将官员中“领空名者，一切罢去，而易之以阶，因以制禄”，建立一套“名实相副”的官阶制度。

而为了准备充分，思虑万全，保证改革官制的新法推出后能够顺利实施，宋神宗下了不少功夫，一方面，“将定官制，独处阁中，考究沿革，一年而成，人皆不知”，以致新的官制颁发之后，闲居金陵的王安石“见之大惊”，不禁感叹：“上平日许多事，无不商量来，只有此一事，却不曾商量”；另一方面，“改定官制”新法推出后，绝大多数举措都由宋神宗“断子宸衷”，不曾与官员“商量”，朱熹在回顾此番改革时曾说，宋神宗在元丰年间“事皆自做，只是用一等庸人，左右备承趋耳”，虽然为推进改革“命官置局，以议制作”，设置了专门机构“详定官制局”，但重大问题仍“下手诏或亲临决以定其论”。

熙宁十年十二月初六，王安石第二次罢相一年零两个月后，宋神宗下诏，从明年开始，改年号为“元丰”。

又两年半后，元丰三年（1080）六月十五，宋神宗下令，于中书省设立“详定官制局”，参照《唐六典》，参之以《周礼》、北周官制，制定新的职官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