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苏联史：列宁为建立第三国际在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以及首要任务——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大战期间团结各国左派，为建立第三国际在思想上、组织上和干部上作了良好的准备。判断战争的性质是确定对待战争态度的根据。列宁正是首先在这个问题上展开了对社会沙文主义的斗争。

国际社会主义者齐美尔瓦尔得会议与昆塔尔会议

齐美尔瓦尔得会议标志着为建立第三国际而斗争这一伟大事业的真正开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这次会议所开始的活动，称为齐美尔瓦尔得运动，由这次会议所建立的各国社会主义者的联系，称为齐美尔瓦尔得国际（或齐美尔瓦尔得联盟）。战时所召开的社会主义者的各种国际会议，尤其是两次齐美尔瓦尔得会议，以及革命形势的发展，都促进了各国左派力量的增长，使他们在组织上逐步形成为独立的派别。

德国的左派分子于1915年3月在柏林举行秘密会议，决定选派干部到全国各地开展反战运动；会议还决定出版《国际》杂志，由此以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为中心的左派都自称为“国际派”。1916年元旦，由“国际派”发起召开了全国各地左派的代表会议，这就是斯巴达克派的成立大会；会后，他们以《斯巴达克信札》为名发表了秘密的政治书信。由这次会议奠定基础的“斯巴达克同盟”，就是后来德国共产党的萌芽。

法国社会党内于1915年底出现了齐美尔瓦尔得派，1916年后称为昆塔尔派，这派人还建立了一个领导中心，名为“重建国际关系委员会”。法国的齐美尔瓦尔得派开始时还是动摇的，不愿意与机会主义者断然决裂，到1916年底，该派中另外形成了以洛利欧为首的一个左派集团，他们准备建立新党。英国社会党的左派分子罗斯坦、费尔柴尔德和英克平等于1916年创办了《号召报》，作为反战革命运动的团结中心。1916年在索尔福德召开的年会上，海德门等21个右派分子因陷于孤立而退出会场，旋即退党。

以后，英国社会党的领导权就转由左派分子掌握，《号召报》也成为党的正式机关报。瑞典的左派分子先是在党内形成为独树一帜的“青年派”，归附齐美尔瓦尔得左派；到1917年5月，他们组成了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美国的左派分子在战争初期围绕着《国际社会主义评论》刊物形成为一个强有力的集团；当这个刊物被政府摧毁以后，他们于1916年11月在波士顿建立了“社会主义宣传同盟”，并以此为据点开展反战的革命活动。

左派力量的增长和影响的扩大，使考茨基派日益公开同社会沙文主义者结成联盟。在1916年底和1917年初发生了下列事件：考茨基之流发表了一系列社会和平主义的演说；法国的布尔德朗和梅尔黑姆在社会党代表大会上竟同社会沙文主义者一道投票赞成和平主义的决议；意大利的屠拉梯在议会中发表了得到资产阶级喝彩的和平主义纲领；瑞士的罗伯特·格里姆（他是两次齐美尔瓦尔得会议和国际社会主义者委员会的主席）也和他的党内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联合起来反对左派。

因此，齐美尔瓦尔得国际已经不能担当起建立第三国际的使命，实际上它在思想上、政治上已经破产了。在这种情况下，列宁认为“应该立刻和这个国际断绝关系。”他说：如果不摆脱“齐美尔瓦尔得这个沉重的包袱，就是间接地阻碍第三国际的建立”。1917年9月，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第三次齐美尔瓦尔得国际会议。这次会议实际上只是“帝国主义者政府的部长们的座谈会”。

因此，列宁坚决反对参加这次会议，并且主张单独召开各国左派分子的第一次代表会议（直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即1918年1月，才由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发起，召开了欧美各国社会党革命派代表会议，筹建第三国际）。综上所述，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大战期间团结各国左派，为建立第三国际在思想上、组织上和干部上作了良好的准备。

霍布森早在1902年就把帝国主义看成只是一种政策而不是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个特定阶段；他曾主张各国财政资本结成国际联盟，并且认为“最有希望在国际帝国主义的基础上提供永久的和平”。列宁在揭露考茨基这种偷运资产阶级货色的手法时指出：“被考茨基叫作超帝国主义的东西，也就是霍布森比他早十三年（指1902年－一引者注）叫作国际帝国主义的那个东西。除了用一个拉丁语字头代替另一个字头，编造出一个深奥的新词以外，考茨基的“科学”见解的进步的地方，不过是妄想把霍布森所描写的东西，其实是英国牧师的谎话，冒充为马克思主义。”

列宁关于战争、和平与革命的问题

在世界大战爆发和第二国际破产的严重关头，彻底批判第二国际的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同时制定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和平与革命问题的理论和策略，是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政治思想方面的首要任务。判断战争的性质是确定对待战争态度的根据。列宁正是首先在这个问题上展开了对社会沙文主义的斗争。

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尾随本国资产阶级之后，叫喊这次战争具有正义的“保卫祖国”的性质。普列汉诺夫还特别鼓吹所谓“祸首论”，主首先需要找出破坏欧洲和平的祸首予以惩罚，其他问题容后再议。暗藏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考茨基则制造了所谓“国境论”，宣传“阻止国家的敌人越过国境”、“使国土的独立和完整不受侵犯”乃是“无产阶级的斗争和胜利所必需的基础的最本质的东西。”所有这些论调都是以战争的表面现象来掩盖战争的阶级实质。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确定战争性质的基本问题是战争的阶级性，即那一个阶级的政策引起了战争。列宁曾反复用“战争是政策的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的原理来说明战争的性质。他说：“......应当研究战前的政策，研究正在导致和已经导致战争的政策。”近30年来的经济史和外交史确凿地证明，“侵占殖民地，掠夺别国的领土，排挤更有成绩的竞争者并使其破产，正是目前交战列强集团双方政

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帝国主义列强在战前儿十年中所实行的“掠夺殖民地、压迫异族、镇压工人运动的政策”的继续，因此不管谁先放第一枪、不管谁的国土受侵犯，都不能抹杀战争双方的帝国主义性质。社会沙文主义者只揭露对方的掠夺和暴虐，而绝口不提本国政府的帝国主义野心，这表明他们已经公开无耻地充当本国资产阶级的奴才。暗藏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以考茨基为代表，巧妙地制造了所谓这次战争不是“纯粹”帝国主义性质的谎言，诡称战争除了帝国主义性质之外还带有民族解放的性质，即东欧各被压迫民族要争取独立。

考茨基之流所谓这次战争不是“纯粹”帝国主义性质的论调是更带有欺骗性的。因为如果单从塞尔维亚反对奥地利的战争来看，那确实具有民族解放的性质。世界上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纯粹”的现象，因此观察问题时应该从整个历史时代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全局出发，从决定事物本质的最主要之点着眼。考茨基这种抓住枝节、不顾全局的观点，是把辩证法“变成最卑鄙最下贱的诡辩术”。

结语

在世界大战爆发和第二国际破产的严重关头，彻底批判第二国际的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同时制定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和平与革命问题的理论和策略，是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政治思想方面的首要任务。考茨基之流所谓这次战争不是“纯粹”帝国主义性质的论调是更带有欺骗性的。考茨基之流不断援引马克思、恩格斯支持19世纪欧洲的民族解放战争的例子，来给他们的沙文主义黑货贴上社会主义商标。列宁在揭穿这种阴谋诡计时，把战争和时代、阶级问题联系起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