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之世,因致力于集中兵力统一南方各割据政权,对辽朝采取守势。而辽朝方面,先是由于辽穆宗在位期间的政昏兵弱,无暇南顾,之后即位的辽景宗又专注于稳定内部,
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双方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和平关系。
太平兴国四年(979),
宋太宗
统军灭掉辽朝卵翼下的傀儡北汉后,不顾随行诸将的反对,
挥师东进,直指辽朝的南京幽州(今北京),打算一举收复幽云地区。
在沙河(今北京市附近)击败由辽朝北院大王奚底和统军使萧讨古率领的军队后,乘胜包围了幽州城。但幽州坚固的防御却使宋军久攻不下,给辽朝军队驰援幽州提供了时间。
当双方会战高梁河时,宋军受到了辽朝著名将领耶律休哥、耶律斜轸所部的左右夹击,溃不成军,连宋太宗也被射中两箭,逃至涿州(今河北涿县)才乘上驴车得以幸免。
辽圣宗即位后,宋太宗采纳了外戚、雄州(今河北雄县)知州贺令图乘辽朝皇帝年幼、母后专政和宠幸用事之机攻取幽、蓟的建议,
于雍熙三年(986)发动了对辽朝的三路进攻,史称“雍熙北伐”。
曹彬、米信率军出雄州(今河北雄县)直指幽州,为东路;田重进率军由定州(今河北定县)攻飞狐(今河北涞源县),为中路;潘美、杨业率军出雁门,攻云中(今山西大同),为西路。
宋太宗的意图是以中、东两路军牵制辽军主力于幽州,使西路军出雁门关(今山西代县),攻取云州等地,
尔后成钳形攻势,夹击幽州。
战争一开始,三路进军都很顺利,接连攻下了许多州县。可是后来,
由于东路军争功轻进,结果被辽军以优势兵力大败于涿州西南的岐沟关,从而破坏了整个作战计划的实现。
宋太宗被迫下令中、西路军撤兵,退守原防。西路军撤退时,名将杨业奉命护送云(今山西大同)、朔(今山西朔县西南)、寰(今山西朔县东北)、应(今山西应县东)四州人口内迁,遇到辽军伏击,
杨业被俘不屈,绝食三日而死。
此后,北宋君臣很少有人再提收复幽云之事,转而对辽朝采取消极防御的策略。
其突出表现是北宋在西起保州(今河北保定)西北,东至泥姑海口之间,连接河流湖泊,筑堤蓄水,形成蜿蜒900余里的水网工事,以阻止辽朝骑兵的驰骋,并下令沿边守军当辽军入侵时只许坚壁清野,不许出兵厮杀。
宋太宗对大臣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
这就是宋太宗时期形成的守内虚外的统治方针。
北宋的两次主动出师北上打破了与辽朝之间的和平关系,招致辽朝连年发兵南下侵扰。
景德元年(1004)闰九月,辽圣宗和萧太后率20万大军在转战定、瀛(今河北河间县)诸州后,于十一月攻至处于黄河南北交通要冲的澶州(今河南濮阳)城下。
北宋朝野为之震惊,参知政事王钦若向宋真宗建议避敌金陵,签枢密院事陈尧叟则主张西幸成都,宋真宗则为之犹豫动摇。而宰相
寇准
却力排众议,坚决要求皇帝御驾亲征,并随同宋真宗来到澶州前线,极大鼓舞了宋军前线将士的斗志。
实际上,萧太后在这次南下之前就已经接受了北宋降将王继忠不再与宋作战的建议,但她耻于无名,仍然发动了对北宋的进攻,同时,又下令王继忠以个人名义致信宋真宗,发出了议和的信息,并要求北宋率先派出议和使臣。
辽军虽然抵达澶州城下,但战场形势却并不有利。著名将领萧挞凛在澶州北城下被宋军强弩射死,严重挫伤了辽军士气,导致其军心动摇。
而且辽军长驱深入,河北大多战略要地仍在宋军之手,不免有被切断归路之虞。
所以,萧太后决定与北宋议和,以争取通过谈判得到战场较量中未曾得到的利益。
而宋真宗则从内心不愿意打仗,对于能够以谈判方式达到辽军退兵的目的,可谓正中下怀,并交代谈判官员曹利用可以付出一定数量的物资代价以促成议和。
于是,经过双方反复谈判,在当年十二月达成以下协议:宋辽维持旧疆,仍以白沟河为界,双方约为兄弟国,辽圣宗称宋真宗为兄,宋真宗称辽圣宗为弟,尊萧太后为叔母;北宋每年给辽朝岁币白银10万两、绢20万匹;双方沿边州县各守边界,两方人户不得交侵,对逃亡越界者,双方互相遣送,沿边城市只许依旧完葺,不许增筑城堡和开挖河道。
史称“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是宋辽间势均力敌条件下互相妥协的产物,
宋辽开战以来,辽朝虽然连年南下侵扰北宋,但并不具备灭亡北宋的绝对优势,而北宋几次北上用兵,要收复燕云十六州的目的也绝非能够轻易实现。
因此,经过多年的军事较量而未分高下,走向议和是双方的共同选择。
“澶渊之盟”后,宋辽间持续了长达百余年相对稳定的和平关系,
不仅双方沿边州县的生产、生活秩序渐趋安定,社会经济很快发展起来,而且彼此间的政治、经济交往也日益密切。
宋辽分别在边境上设置
榷场
进行互市贸易,北宋向辽朝输出的物品有香料、犀象、茶叶、瓷器、绢帛、书籍等,辽朝向北宋输出的物品有羊、马、骆驼等。
双方的商人为了牟取厚利,还竞相冲破各自政府的限制,从事违禁品的贸易。双方政府间信使往还不断,络绎于途,每逢正旦,皇帝、皇太后诞辰或去世,新皇帝即位,都要互派使团参加庆吊活动。
这种民间贸易与官方聘使的友好往来,
促进了中原与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加快了中国北方边疆地区的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