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执政时期的施政，基本方略和手段是整顿，称为改革是牵强附会的。对于后人强行给他戴上的改革家的桂冠，张居正倘若地下有知，一定啼笑皆非。

可以从两大方面来看。

第一个方面：施政理念。

张居正推崇祖制，即朱元璋创立的一系列制度，痛心于这些制度的废弛，并且致力于恢复这些制度。正如有学者所说，张居正“对朱元璋时代的行政效率和‘富国强兵’发自内心的推崇更是令人惊叹。

如果说张居正与同时期的政治家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他更强硬，更专制，更强调维护传统秩序。”

张居正写给他的同乡兼好友耿定向的信里说：“仆每思本朝立国规模，章程法度，尽善尽美，远过汉、唐，……今不必复有纷更，惟仰法我高皇帝……”。在张居正看来，大明帝国的缔造者太祖皇帝考虑的很全面了，后世按照他的设计做就行了；国家的规章制度已经很多了，问题是得不到执行。所以他执政后，一切的着眼点和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把祖制恢复起来、执行下去。所以，他对改革的言论批驳说，“法之不行也，人不力也，不议人而议法何益？”还说，“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张居正孜孜以求的是恢复祖制。他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反复强调，他执政，无他，遵祖制！也就是所谓的“祖宗成宪”。他回击别人的攻击，从来是说，我执政就是照祖制办事。更有意思的是，张居正还以皇帝的名义，严厉禁止提出改革的建议。在他执政的第五个年头，张居正以皇帝名义下了一道圣旨：“内外诸司，凡事一遵祖宗成宪，毋得妄生意见，条陈更改，反滋弊端。违者定以变乱成法论！”这个罪名是很吓人的啊！

当然，张居正也说过要变法，他是这样说的：“法不可以轻变也，亦不可以苟因也。”他解释说，如果苟且因循，就有颓废、萎靡不振的危险；但是倘若轻变，就有无序的祸患。而且从他表达的语序、用词来看，是把“轻变”放在更加危险的地位的。

有人会说，张居正之所以把祖制挂在嘴上，实际上是为减少改革的阻力，不得不如此，是策略上的考虑，正是他的高明之处。这个说法听起来有道理，实际上是想当然。第一，张居正的施政本来就是围绕恢复祖制展开的，还需要什么策略上的考虑呢？第二，谁反对他恢复祖制的努力？的确，是有人攻击张居正，但那个时代执政者就是被攻击、批评的对象，坐到那个位置上的人，无论是谁，都会受到接连不断的弹劾、攻击。张居正在任时受到的攻击，比他的几位前后任严嵩、徐阶、高拱、申时行、王锡爵当国时受到的攻击更多吗？仔细检索就可以发现，站出来批评张居正的人，都是年轻气盛的低级干部，没有一个有分量的人；而且即使是反对张居正的人，也不是反对他的施政目标，而是反对他的专权跋扈，无道义、不宽容，自己

腐败还不给别人一点批评、议论的自由。至于对他施政措施本身的攻击，总体上说，集中在他的统治手腕过于严酷、办事过于急迫上。

再看第二个大方面：施政措施。

按照研究张居正的专家韦庆远先生的说法，张居正当政十年，进行了“大改革”。他列举的“大改革”的内容是：

一、整饬吏治，调整人事任免，以之作为进行改革的突破口。

二、在全国范围内重新丈量土地，推行一条鞭法，作为均平赋役，解决社会经济和民生问题的基础。

三、进一步巩固边防，保持北疆安宁，肃清东南“倭寇”的侵扰，戡平内地的反抗活动。

四、大力整顿司法纪律，反对法弛刑轻，坚持违法必究，刑期无刑。

五、全面整顿驿运，革除积弊，保持信息灵通，指挥便捷。

六、大力兴修水利，消除水灾，保证作为国家财政命脉的漕运畅通和民生安泰。

七、为“整顿士风，统一舆情”，削减科举录取名额和学生人数，查禁书院和讲学。

不妨逐条分析一下。

第一，整饬吏治，调整人事任免。

调整人事任免几乎是任何一个新上台的领导人都会做的，只不过张居正的幅度比较大。他一上台就着手大清洗，和他勾结太监冯保取得权力的不正当性有关，和改革无关。整饬吏治倒不是哪个领导上台都做的。有的不敢做，有的不愿做。张居正想做，也敢做。他对太祖皇帝时期的吏治——效率和纪律，心向往之，希望通过努力，恢复到建国之初的局面。其中，最值得一说的，就是考成法。这是张居正治国理政的撒手锏。但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考成法是有问题的。

明帝国以皇帝昏庸荒唐出名，也以言官的厉害闻名。言路，一向被视为政治是否清明的晴雨表。所谓言路，主要就是言官表达意见的渠道是不是畅通。可是，张居正的考成法，从体制上把言官置于内阁的节制之下；从效果上基本消除了言官对政府的监督职能，因此，从政治发展的角度说，这不是改革，是政治上的倒退。

张居正没有继承高拱的改革方向，更多的是从巩固地位、权力的角度，对人事进行调整，又从恢复纪律、提高效率的角度，对吏治进行了整饬。

二、在全国范围内重新丈量土地，推行一条鞭法，作为均平赋役，解决社会经济和民生问题的基础。

这一项里，又分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在全国丈量土地。据黄仁宇先生的看法，“唯一可能导引到主要改革的步骤乃是1580年的全国士地测量。不过在测量结果尚待审核之际张本人先已去世……土地丈量本身也并非创举，只是对朱元璋立国旧制的忠实重复罢了。”

那么，一条鞭法又怎么样呢？

说到张居正，往往会和一条鞭法联系起来，似乎一条鞭法在张居正执政时期，占据很重要的位置。其实不是这么回事。早在张居正出生前一百年时，江南就开始了一条鞭法的尝试。以后经过几代领导，每代都有这方面的探索，方向就是徭役折银向田亩转移。但这些改革只是在少数地区实行。张居正开始对这个东西似乎兴趣不大、热情不高。在执政的第五个年头，张居正写信家乡湖广省“一把手”：“一条编之法，近亦有称其不便者。然仆以为行法贵在人，又贵在地。此法在南方颇便，既与民宜，因之可也。但须得良有司行之矣。”

从这封信里，似乎可以解读出这样的信号：第一，官场对推行一条鞭法热情比较高，但张居正兴趣不大、热情不高，所以上来先突出强调最近也有人说这个办法有不便处；第二，他明确提出北方不宜搞；第三，他认为南方也不是都可以搞，要有得力干部主持的地方才行。第四，很勉强。用了“因之可也”的话，因袭以前的做法搞搞看也可以吧！到了张居正执政的第六个年头，他依然是这个态度，而且是用皇帝的名义，以煌煌圣旨表达出来的，说推行一条鞭法，必须因地所宜，“不许一例强行”。此后，鉴于不少地方干部对推行一条鞭法热情很高，吏部杨侍郎给张居正写信，要求他加强干预。张居正回信说，我已经拟旨，准备再发圣旨，重申要因地制宜，“不必强行”；至于你信中点到的那些地方，你可以直接告诉这些省里的领导，圣旨马上就要下了，应“尊奉近旨罢之”。果然，不久圣旨颁下：“条鞭之法，前旨听从民便，原未欲一概通行，不必再议！”如果联系到张居正的执政风格，他要认准的、想办的事情，绝对不会是这样的态度和表现。与其说他是站在支持一方，压制反对者的声音，不如说更多的是站在反对者的立场上抑制推行一条鞭法者的积极性。张居正最关心的是如何做到该征的税都征上来，至于是实物还是白银，是一揽子还是分门别类，都是枝节问题。所以，他对推行一条鞭法热情不够，甚至不允许北方省份推行，就不难理解了。可是，原来的税收制度确实难以为继了，到了后期，大体上随着丈量土地的推进，实行一条鞭法的呼声越来越高涨。张居正才不得不以圣旨的形式，下令在全国推行。此时的张居正，生命已进入了倒计时，几个月后就去世了。

想想看，张居正在执政的最后一年才下令推行的一项制度，说它在张居正的治国生涯中占的位置很重要，作用很大，是事实吗？张居正不仅没有创制一条鞭法，而且也没有积极推行一条鞭法。或许还会有人说，张居正死前几个月，下令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那也可以称得上是改革家吧？我要问一句：海瑞是不是改革家？可能结论不会有很大分歧。实际上，海瑞早在张居正执政前，就在他担任“一把手”的江南一带实行丈量土地、推行一条鞭法。可是，说海瑞是改革家的不多。是不是改革家关键要看他执政的理念、施政目标。本质上，张居正和海瑞，都推崇朱元璋时代的制度，把恢复祖宗法度的功能，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丈量土地、推行一条鞭法，毋宁说也是为了恢复到建国初期朱元璋时代那个所谓均赋税、均贫富的理想化状态的一种努力。

第三，进一步巩固边防，保持北疆安宁，肃清东南‘倭寇’的侵扰，戡平内地的反抗活动。

张居正执政的十年，是国防相对比较稳定的十年。不能不说，在高拱主持下达成的封贡、互市目标，是形成张居正执政后基本上是一个和平、稳定的局面的关键和基础。

在处理北部边防问题上，张居正继承了高拱的政策，使和平得以巩固，外患基本消弭，是有很大功劳的。但是把进一步巩固边防说成是张居正的大改革，恐怕太勉强了。至于张居正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政策，那就不是改革不改革的问题，而是承担历史责任问题了。高拱对少数民族政策主张是力主安抚，提高教育水平，引导人心向上。张居正彻底改变了高拱的政策，采取铁血手段，一味主张屠杀。稍有风吹草动，就命令屠杀，而且明确指示可以不问向背，务必斩草除根！对张居正评价很高的韦先生说：“隆庆时期和万历初期，相继发生的对壮、瑶、都掌蛮等少数民族的过火屠戮，张居正是负有一定责任的。”

为了巩固边防和平和国内的稳定，张居正花费了不少心血。作为读书人出身的文官，张居正颇有军事指挥的将帅之才，他差不多履行了最高统帅的职责。尤其是，张居正对军事将领的使用，很注重才干，以高超的手腕，培养、保护、驾驭。像戚继光和李成梁，都是张居正的心腹爱将，对他们的培养爱护，仿佛是门生、子弟，运筹帷幄、驾驭自如，动辄对军事统帅杀、逮、关的情况比较少见。在他执政的十年间，国防建设成效显著，节约经费的同时，还维持了和平局面。这是需要具备杰出的领导才干、高超的驾驭局势的能力的。但这与改革无关。

第四，大力整顿司法纪律，反对法弛刑轻，坚持违法必究，刑期无刑。

这是学习朱元璋“严”的执政风格的体现。张居正为了立威、“严打”，每个省分配死刑指标，要求地方当局必须完成指标，否则就追究责任。同时代人评价张居正“乖处决、恣诛戮。”张居正的政策指向是多杀者提拔，完不成任务者受罚。史载“河南巡按某，尽杀诸狱囚而特进仆少。”刑部员外郎叫艾穆是张居正的同乡，他奉命到陕西“录囚”，“时居正法严，决囚不如额者罪”，艾穆审查了陕西重案后，认为依法依理只有两个人罪该杀头，陕西干部说杀两个人完不成任务怎么办？艾穆说，此事我承担！无论如何，我不能用人命来换取官位。艾穆后来受到廷杖，祸根就是此时埋下的。

在司法腐败、法纪松弛的背景下，张居正强调严格，不能说没有一定道理，但分配杀人名额、多杀滥杀者提拔，毕竟过于严酷了，更不能说这是改革吧？

第五，全面整顿驿运，革除积弊，保持信息灵通，指挥便捷。

这是把朱元璋时代制定的、被束之高阁的制度恢复起来的一个重要方面。正如张居正私人信件里说的，他整顿驿传就是要“尽复祖宗之旧”。

这个方面，花了张居正不少精力，采取了不少措施，得罪了一些人，短时间内也有成效，但是，也还是整顿的范畴，如果说成是大改革，未免牵强。

第六，大力兴修水利，消除水灾，保证作为国家财政命脉的漕运畅通和民生安泰。

修水利、消水灾，畅漕运，是任何一个政权都会做的，只是重视程度、做多做少、实际效果的不同。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张居正恰恰是没有继承高拱的成果，从而没有跨出新的一步，而这一步可能带来的历史影响，必将十分深远。

影响漕运的最大问题是黄河泛滥，每年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消耗巨额经费来疏通漕运，仍然不能保证畅通。高拱极力主张开海运。张居正在和高拱合作共事、彼此还比较融洽的时候，就对高拱的开海运、开放海外贸易主张暗自抵制，他上台后，背弃了高拱的政策，重新执行闭关锁国的所谓国策。所以，有学者指出：“当时，开海通洋以贸易已成为时代的要求。如果允许大批船队定期从海上来往南北，客观上必然大有助于东南各省对海外贸易线的向北延伸，不但有利于国内沿海的物质交流，也极有可能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居正断然饬禁，显然是悖乎时代发展潮流的。如果高拱仍在位任首辅，是绝对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政策决定的。”

既然张居正断然关闭了徐徐打开的国门；又不允许海运，他就不得不仍然像以往的历代政权在传统的泥潭里挣扎，投入大量精力来搞漕运，就是必然的，哪里和大改革挂得上呢？相比于被他推翻的前任的思路和做法，应该说，张居正是倒退了。

作为强势人物、铁腕领导人，张居正整顿漕运、兴修水利，做了不少工作，在传统的轨道上运转的效率是高的，政绩是突出的。

第七，整顿士风，统一舆情，削减科举录取名额和学生人数，查禁书院和讲学。

张居正作为读书人出身的当权者，为了实行专制，不惜以国家机器查禁、焚毁书院，禁止集会讲学，大力削减学生名额等等极端措施，开创了恶劣先例。如果这个方面也可以叫改革的话，那不如说“文字狱”更具有“改革”的味道！

有学者说，张居正“唯一超出前辈的地方，似乎只有他那将大明朝的官僚机器的运行效率驱赶到最大的严苛而已”。黄仁宇也说：“张之运动不能算是整体的改革或局部的改革，它不过重整纪律而严格地奉行节俭。”

以大历史维度来审视张居正和他所处的时代，应该看到，16世纪中叶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在大航海和文艺复兴两轮驱动下，西欧跨入了近代门槛。可是，明朝的执政者张居正，不仅明确反对开海禁、通海运；而且又以铁腕压制了思想解放运动，毁书院、禁讲学，风声鹤唳。把这样的人称为改革家，岂不是历史的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