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今天看到的黄埔军校大部分建筑物都是经过多次修复、重建而成的，相较于今天的黄埔军校，初建时的黄埔军校环境要艰苦许多。

这所岭南风格的祠堂式楼房就是黄埔军校旧址的核心——校本部，原为广东陆军小学堂校舍，黄埔军校接手时，这里因年久失修，荒草遍地。黄埔师生们除秽去污，几经修葺，才能勉强使用。

黄埔生们一天中三次出操，两次授课，每人每天的伙食费只有两角，六人一桌，对面而坐，四菜一汤，最困难时仅以萝卜苗充饥，校服只有一套灰色棉布军装，学习训练的条件极为有限。黄埔初建时，枪械很紧张，整个军校就几十条枪，除了站岗持枪之外，训练的时候基本都拿着木棍。

在这样的情况下，苏联的支持可谓是雪中送炭，除去运来大量的枪支弹药，还有办学经费，苏联先后派出加仑、鲍罗廷等100多人来到黄埔军校担任教官和顾问，这些经历不凡的苏联高级将领们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理念带到了黄埔军校，制定出了详细的教学计划，并根据现实需要，把黄埔军校的学制由三年改为六个月。

黄埔军校的教官有国内从“云南讲武堂”、“保定军官学校”来的，还有美国回来的，其余大部分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士官生，再加上从苏联学习的经验，黄埔军校的办学吸收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东西。

参照苏联红军的方式，黄埔军校十分重视政治教育，而黄埔军校的政工干部基本上都是由中国共产党人担任。在短短的三年内，仅黄埔军校就有周恩来、熊雄等五位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出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刘少奇、张太雷等许多中共领导人都到黄埔军校上过课。

周恩来出任政治部主任以后，就立即建立政治部机关，调来了一批共产党人和一批愿意做政治工作的国民党人，组建了政治部机关，同时使政治教学走上了正规化。周恩来本人形象很英俊，见多识广，懂得很多的革命道理，黄埔生对这些革命理念感到非常的新奇，所以那个时候周恩来这个名字在黄埔生的心目中已经打下了一个深深的烙印。

很快，黄埔新生就迎来了一次检验学习成果的机会。1924年10月10日，广东省商团军总团长陈廉伯在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在广州发动叛乱。10月14日，孙中山下令平叛，两天后，黄埔一期生，加上二期新生共八百余人，在友军的配合下，仅用半天时间便平定了商团叛乱，这一天正好是黄埔军校开学后4个月的10月16日。

黄埔军校学生政治素质过硬，军事技术和作风也过硬，所以这个学校的学员日后能够成为国共两党军队的脊梁，他们一边打仗一边学习，这跟在教室里面学那些枯燥的教材，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有实战经验，对于处理上下级关系，占领地区之后怎么处理，如何对待俘虏，都有实际的经验。

商团之乱打乱了黄埔军校的正常教学秩序，但却让黄埔新生经历了难得的实战锻炼，并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装备。1924年11月8日，黄埔军校第一期举行了毕业考试，成绩合格者共456人。几天后，成绩优秀的毕业生被派到刚刚成立的“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教导团”中担任连以下军官，高级干部由黄埔军校教官担任。

这是按照孙中山的意志建立起来的一支名副其实的中国国民党党军，因其隶属于黄埔军校，因而常称其为校军。

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离粤北上，船经黄埔时，登岸与黄埔教官、学生话别。这一次，他没有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只对校长蒋介石留下了一句：今有学生诸君，可完成吾未竟之志，则可以死矣。这是孙中山一生中最后一次来到黄埔军校。

在孙中山离开广东一个月后，盘踞东江的广东军阀陈炯明认为，广州群龙无首，有机可乘，自命为“救粤军总司令”，以其7个军6万余人进攻广州。

面对陈炯明的反扑，广东革命政府代理大元帅胡汉民命令滇军杨希闵部、桂军刘震寰部、粤军许崇智部以及其他军队组成联军分路反攻陈炯明。但东征作战计划命令下达之后，滇桂军却徘徊观望，迟迟不动，滇桂军的观望行为激起了黄埔军校师生及教导团官兵的极大义愤，随即请求出兵。但是，当时的黄埔军校教导团，两个团才三千多人，在广东各军中毫无声望，只被当做预备队留守广州。

蒋介石只得委托胡汉民将请战书转呈孙中山，孙中山在北上途中回电，准许军校参战，列入作战序列。随即，军校组成由教导团官兵和在校师生组成的校军被编入东征右路军。

军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蒋介石、党代表廖仲恺、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均随军出征。

1925年2月，国民政府举行了第一次东征，并不被人们看好的黄埔“学生军”们在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的支持下奋勇拼杀，一路势如破竹。在攻至距惠州市70公里的小城淡水时，黄埔学生军遭遇了第一次东征中的第一场硬仗。

淡水老城墙位于惠阳淡水街道

圩

集内，东南北三处均筑城门，是淡水城与外界进出的交通要道，陈炯明部为阻止东征军粤军和黄埔学生教导团向东江方向挺进，集结3000余人于淡水据城而守。2月14日，东征军抵达淡水附近，与陈炯明部展开激烈交战，在攻击一天未果后，学生军们组成了“奋勇队”（敢死队），决定于2月15日不惜一切代价攻下淡水。奋勇队的官长为营代表蔡光举，连代表郑洞国等人。100个官兵，20个军官组成的奋勇队驾着云梯攻城。

第二天清晨，奋勇队冒着枪林弹雨开始攻城，仅仅两个小时后，东征右路军一举攻克被陈炯明称为固若金汤的淡水，俘敌1000多名。黄埔校军在淡水之战中牺牲10人，其中就有奋勇队营代表蔡光举。

蔡光举身先士卒，带领士兵在攻城的时候中弹，负伤之后坚持战斗，后因伤势过重牺牲。蔡光举是黄埔学生军中牺牲的第一人。

东征右路军乘胜一路挥师东进，2月27日，抵达海丰城，这座千年古城是陈炯明的家乡。然而，此时左、中路的滇桂军仍然消极观望，致使陈炯明能从容集结两万多人，企图将东征右路军围歼在潮汕地区，在此情况下，东征右路军命令黄埔教导一团在棉湖一带正面迎敌，黄埔教导二团迂回侧击刚开到的陈炯明部。

此时，黄埔教导一团面对十倍于己的敌军，战斗极为惨烈，在黄埔教导一团即将伤亡殆尽之时，黄埔教导二团及时突袭敌司令部，敌军瞬间崩溃。此时，黄埔校军以3000兵力战胜两万劲敌，彻底扭转了战局。加仑将军说：棉湖一战的成绩不独在中国少见，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由此我可以告诉我们国内的同志，中国革命可以成功，一定可以胜利。

东征军取得棉湖大捷后，顺势攻克了兴宁、五华，在东征军连克数城的威胁下，水口、梅县方面之敌军不敢恋战，全部退至梅江以西。至此，惠州守敌见大势已去，遂向东征军联系投降事宜，东征军黄埔校军和粤军征战近两个月，解放了潮、汕地区，把广东军阀陈炯明的“王牌师”打得落花流水，将其击溃并逐出广东，荡平了东江流域。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于北京，留下遗训：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

孙中山去世之后，为了防止前线军心动摇，一直没有宣布，但是东征军高层是知道的。东征军把陈炯明的部下林虎赶到江西去之后，潮梅地区已经是东征军的天下，所以蒋介石正式把孙中山去世的消息告知部下，并在兴宁刁屋坝开了一次追悼会。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左派领袖、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继续坚持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成为了帝国主义地主买办阶级和国民党右派仇恨和集中打击的目标，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在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遇刺身亡。

与此同时，滇桂军趁革命军远征东江之际，在广州发动叛乱。6月，东征军奉命回师广州，并很快将滇桂军击溃，在第一次东征期间被打败的陈炯明部队趁东征军回师广州的机会，于1925年9月重占东江地区，并准备向广州发起新的进攻。

1925年9月21日，国民政府发起第二次东征，任命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蒋介石为东征军总指挥，周恩来为总政治部主任。在此之前，广州革命政府将所辖军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黄埔军校部队和部分粤军编入第一军，东征军组织3个纵队3万多人，目标直指陈炯明的起家之地——惠州。

1925年10月13日，第二次东征中最残酷、最激烈的攻坚战在惠州东西两城打响，经过整整一天的激战，攻城以失败告终。担任主攻的2师4团团长刘尧宸不幸牺牲。

10月14日，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攻城先锋队在炮火的掩护下一往无前，奋勇攻城，最终以死伤官兵400余人的代价攻下素称天险的惠州。夺取惠州后，东征军一路乘胜前进，11月6日，东征军总指挥抵达汕头。至此，东征军行程300多公里共消灭敌军1.2万余人，俘虏6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械8000余只，收复了东江和潮汕全部地区。到1925年11月底，东征军在粤闽边境全歼陈炯明残部，第二次东征胜利结束，陈炯明从此一蹶不振，蛰居香港，1933年9月病死。

在第二次东征之后，东征军又回师助剿盘踞广东的南路军阀邓本殷部，南征部队在1925年12月攻占钦州、雷州后，1926年1月渡海作战，收复海南岛。至此，广东全省获得完全统一，为北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赢得了民众的赞誉。

在第一次东征、第二次东征的战场上，黄埔学生军有一种坚定的革命意志，不怕苦，不怕牺牲，勇往直前，这就是一种后来传颂的黄埔精神。毛泽东后来说：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

（毛泽东选集）

这座墓碑修建于东征结束后的第二年，在两次东征中阵亡的数百名官兵都安葬在这里，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都没能留下姓名，黄埔军校牺牲第一人蔡光举也长眠于此。他留下的遗言是：为革命者，只有死和血才能促进革命之成功，以我之血浇灌主义之花。

为主义奋斗，铲除军阀，全国统一，也是孙中山的遗志，北伐更是孙中山的多年夙愿。1926年6月4日，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通过了出师北伐案，7月4日，发表“北伐宣言”。

北伐战争实际上是南方的革命军，对北方军阀部队的一种挑战，北伐的发起者就是当时的广州国民政府。包括孙中山、苏联顾问等，都说要建立革命政权，就是要把北方军阀给打掉。

黄埔军校师生是北伐军的主要支柱，通过统一广东的历次战斗，以黄埔军校教导团为核心骨干起家。一年之间，先后从校军、东征军、党军，进而扩编成国民革命军，在北伐军各军事部门内，由黄埔军校教官担任处长的占到78%。黄埔一至三期毕业生大多数担任了北伐军各级指挥官，军校第四期政治大队、第五期入伍生总队也都随军北伐。

此时，在黄埔军校里，国共合作的良好局面因中山舰事件遭到了严重破坏，蒋介石不仅打击了共产党，并逐渐控制了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军政大权

。但共产党人仍然是北伐前线和后方政治战线的主力军，留校的熊雄、安体诚、张秋人、萧楚女、杨其纲、王懋廷等仍是黄埔军校主要骨干和核心。黄埔军校出版的各种宣传刊物也大多出自共产党人之手，为鼓舞士气、瓦解敌军、争取民心、发动民众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前线，叶挺独立团是整个北伐军的先锋。全团2100多名将士中，参谋长周士第；营长曹渊、许继慎；连长吴兆生、卢德铭、练国梁、胡焕文等大批股干，都是共产党员。

他们在叶挺的带领下，从广东一路打到湖南、湖北，在著名的汀泗桥，贺胜桥的战斗中无坚不摧。

在武昌洪山北麓上，矗立着一座纪念碑，墓碑上刻着191位烈士的姓名，和四句墓志铭：诸烈士的血铸成了铁军的荣誉，无产阶级的牺牲者，先烈之血，主义之花。

这座纪念碑是北伐军开进武昌后，叶挺特意下令修建的。叶挺独立团从广东到湖北，骁勇作战，牺牲400人以上。仅武昌攻城之战，有名可考的阵亡者就有191人，其中曹渊的名字赫然在列。

广大黄埔师生在东征北伐战争中实现了自己的誓言，浴血奋战，视死如归，葬骨青山。北伐仅一年时间，基本消灭了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军队，重创了军阀张作霖的军队。革命风暴，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沉重地打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加速了中国革命历史的进程。

1927年，黄埔军校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北伐胜利后，国民政府先后在南宁、长沙、武汉建立了黄埔分校。胜利的革命浪潮，鼓舞着更多的有志青年纷至沓来。

然而，随着革命势力迅猛发展和北洋军阀势力分崩离析，蒋介石集团仇视和压迫工农群众的面目日益公开化。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412反革命政变。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实行“分共”，大肆捕杀共产党和革命群众。至此，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以失败告终。

黄埔军校中的许多共产党人被逮捕杀害，在这历史转折的关头，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陈毅等大批中共黄埔师生在各地举行起义，同为黄埔人的他们开始走上一条全新的革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