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国庆前后，陶铸时常感觉自己头晕眼花，想吐，几个月后，他的出现了胃部不适、全身酸胀的情况，医生给他开了一些治疗胃病的药和去疼片，但病情没有好转。又过了几个月，陶铸的眼睛和皮肤变黄，最后他被送进302医院，经过检查，医生判断他患上了癌。

陶铸的病情被上报给总理后，总理亲自批示，一定要积极治疗，还为陶铸指定了上海第一医院和北京301医院的两位主任医师为陶铸主刀，阜外医院的麻醉科主任负责麻醉，北京医院的一个主任也在医疗小组的。这已经是当时国内一流的医疗阵容了，体现了周总理对陶铸的关心和爱护。

为了让陶铸更好地治疗，他的夫人曾志和医生们都没有告诉他真实的病情，只是说他胆管堵塞了，需要做一个切除胆囊的手术。但陶铸一生什么情况没有见过，他早就猜到自己的身体是什么情况了，有一次，陶铸被病魔折磨得痛苦不堪，期间他随口说了一句：想不到癌症这么痛！曾志这才知道陶铸已经猜到了，但两人都默契地避开了这个话题。

在一次大型切除手术之后，陶铸的胰腺被切掉了一部分，胃被切掉了2/3，胆囊和十二指肠都被切除。他整个人在术后变得非常消瘦，浑身都插满了管子，但在这种情况下，他还通过眼神和手势安慰曾志，让她放宽心。

手术之后4天，因为肠胀气，陶铸的伤口被撑开，医生每天都要从他的腹部吸出4000毫升腹液。接着，肺炎和肋膜炎这些并发症接踵而来，陶铸陷入持续高烧，意识模糊。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陶铸奇迹般地回了过来，从医院搬回了家。但到了1969年9月下旬，陶铸腹痛复发，再去医院检查时，医生说癌细胞已经扩散，不可能治好了，只能用止痛药和麻醉药来缓解痛苦。

胰腺癌是最折磨人的疾病之一，每次发作的时候，陶铸都痛得东倒西歪，大汗淋漓，连吃饭和上厕所的力气都没有了。但在整个过程中，陶铸自始至终没有喊过一句疼，也没有哼过一句。

曾志知道这种病的痛苦，有一次他对陶铸说：“你忍不住就哼出来吧，会好受一些的。”陶铸却说：“你已经够苦了，听到我哼，会更难受。”夫妻二人在患难中相濡以沫，相互扶持，令人动容。

1969年10月中旬，中办通知在京老干部疏散的全国各地。陶铸得知消息后陷入沉思，随后他对曾志说道：“你千万不要陪我了，我活不了多久了，你去了也帮不上忙，何苦再牺牲一个你呢？你要争取和亮亮（二人的女儿陶斯亮）在一起，你们能在一起，我就放心了……”

分别的时候，曾志特地为陶铸炖了一碗鸡汤，当时陶铸的肠道已经梗阻，也完全没有胃口，但为了让曾志开心一些，他足足吃了一个小时。

吃完饭后，陶铸拄着拐杖，一步步走出家门。上车前，他笑着和曾志握了握手，相互道别。汽车开走后，两人还在互相挥手。他们都知道，这是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了。

曾志后来写到：“我知道陶铸将不久于人世，他将凄凉而孤独地走完这人生的最后一程。但他宁愿牺牲自己，来换得我一个自由。我们微笑着做了这一生一世的最后告别，彼此都没有流泪，因为泪水已经无法表达我们那种渗透骨髓的痛苦和依恋。”

43天后，即1969年11月30日，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陶铸在合肥病逝。

回忆和陶铸共同生活的日子，曾志感慨无限。他们最初相知相识，是因为地下工作时期假扮夫妻，后来互生情愫，变成了真夫妻。由于当时两人一心忙于革命，结婚之初，也曾闹过很多不愉快。据曾志回忆，她37年在延安怀孕的时候，陶铸忙于工作，对她关心不多，甚至连她生产的时候大出血都只是来了一个小时就走了。后来，两人因此“打了一大架，两个人都打得鼻青脸肿，弄得左邻右舍都来劝解”。

两人都是事业狂人，在婚后很长时间里都没能好好照顾彼此。倒是1967年，陶铸从高位退下来后，两人相依为命在北京生活了三年多。在这段时间里，曾志补偿了自己过去因为工作繁忙，或者个性要强而被忽略了的妻子的义务，陶铸也弥补了自己长期以来对妻子的忽视，两人在困境中真正度过了一段难得的寻常夫妻的生活。这对二人来说，都是上天难得的恩赐。

陶铸同志离开北京后不久，曾志也离开了北京，她被安排到广州的一个农村插队，参加劳动。曾志是农家出身，来到农村后她并没有气馁，反而下决心从此就当个“名副其实的农民”，在远离城市的喧嚣之后，曾志说：农村劳动带给我的愉悦无法形容。

就这样，曾志在广州农村一直生活到１９７２年。这年２月，曾志给周总理和邓颖超大姐写了一封信，说广东地方潮湿，妇女劳动强度大，她再卖力气也赶不上本地妇女。她已经年过６０了，希望能调到北方工作，参加劳动、学习。

周总理很快批示同意，并安排广州军区为曾志办理了前往陕西临潼的手续。２年多的农村生活，让曾志对这里充满了感情，这里的村名也对曾志充满了感情，曾志离开的时候，全村的群众都依依不舍地送别了。曾志被大家的纯朴的情感感动得流泪，心里暗自发誓，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尽自己的能力，为老百姓谋福利，使他们都过上幸福的生活。

曾志来到西安后，本想着有周总理的指示，西安的同志会安排她的工作，但到了西安，曾志却发现完全没有人搭理她，她被冷落在宾馆里，不被邀请参加任何活动。作为一个老红军，老干部，曾志感觉自己受到了屈辱，她提笔给当时的陕西的省委书记李瑞山写了一封信，说明了自己的情况，说这里的人政治上对她不信任，充满歧视。

当时李瑞山的日子其实也很不好过，但还是安排人把曾志送到了临潼干休所。干休所的生活是相对方便不少的，但对曾志来说，安逸不是她的选择，她还是希望能参加工作，为党和人民做最后一些贡献。于是，在干休所住了近一年后，曾志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曾志说：我是最早的红军战士，有红军就有我这个红军战士了。现在听说一些女同志回归军队，穿上军装了，我也请求转归军队，每年发一套军装。

信发出后不久，陕西省委书记李瑞山就把曾志叫到了西安，说毛主席看了她的信，指示如果曾志愿意留在西安，就在省委安排她的工作，如果不想留在西安，也可以调回北京。

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大大出乎了曾志的预料，她当即回答：“我愿意回北京工作。”就这样，在离开北京３年多之后，曾志重新回到了北京。

曾志恢复工作是在１９７７年，这年她被任命为中组部副部长，对组织平反冤假错案做了大量宝贵的工作，之后又担任中顾委委员。

1998年6月21日21时39分，曾志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临终前她留下遗嘱，把自己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６万块钱全部捐献给希望工程，并把自己的骨灰撒在井冈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