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吴三桂，身上有太多的谜团留之于世。其中就有关于吴三桂是否投降过李自成的这一经久不息的争议事件，成了几百年来人们争论的一个焦点。

当然好多史料都记载了吴三桂确实曾经投降过李自成，这一观点似乎也得到了好多人的认同。对于吴三桂投降李自成一事，从时间上大体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吴三桂在关外就投降了李自成，第二种说吴三桂进入山海关时才投降李自成的，还有第三种说吴三桂是进入山海关后，在进军北京的途中投降李自成的。

当然针对第一种和第二种说法，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傅小凡老师曾经通过时间排除法给予了否定。本文也十分赞同，大体就是，吴三桂于1644年3月19日（农历，以下日期均为农历）进入了山海关，而李自成3月19日才彻底控制了北京城，如果吴三桂投降了李自成，按照当时正常的速度，李自成应该在最迟3月13日就要向吴三桂派出招降特使，可是当时的李自成别说是攻入北京，就连宣化和居庸关等地都没有拿下。即使到3月17日还想着与崇祯谈判，又怎么可能顾及得到和招降远在关外的吴三桂呢？而且从吴三桂的角度来说，北京城还没被攻破，自己凭什么去投降他李自成，因此吴三桂不可能在山海关投降了李自成。

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既然吴三桂在山海关没有投降李自成，那么在关外投降对方就更是不可能的。

当然很多人倾向于第三种说法，即吴三桂进入山海关之后，进军北京的途中投降了李自成。

尽管根据各种资料记载，吴三桂进入山海关之后的行程时间各不相同，但很多资料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强调吴三桂在进入山海关后，向北京行进的途中得知北京城陷落，遂决定投降李自成，继续向北京进军。在向北京朝见的路上遇到了京城里逃出来的家仆，得知了吴府被抄，父亲吴襄被拷打，爱妾陈圆圆被夺占的消息后，愤怒地与李自成决裂。

而至于吴三桂的具体行程，有说3月22日吴三桂抵达玉田的，有说3月27日吴三桂到达玉田的，也有说吴三桂3月29日到达永平的。

但我并不认为第三种说法正确，即吴三桂在进军北京的途中投降了李自成。

从表面上来看，李自成3月19日就控制了北京城，吴三桂的家仆跑出来，3月22日在玉田或3月27日在玉田，再或者3月29日在永平见到吴三桂，从时间上讲，都是是说得过去的。

可是多数人忽略了这么一个细节，那就是，这些资料都提到吴三桂的家仆遇见了吴三桂之后告诉了吴三桂吴府被抄之事。也就是说这位家仆逃出来北京的时间是在吴府被抄之后。确切地说应该是3月24日之后，因为这一天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成立了比饷镇抚司，就是追赃助饷的机构。因此吴府被抄一事必然发生在3月24日之后。而其家仆也不能当天就出发。

因为即便是追赃助饷，也要拟定计划如何查抄，而且从下达查抄命令再到执行也需要时间。而吴襄官职不是最高序列，更重要的是，在京城里比起其他官员，吴襄也不是很有钱，因为吴襄的家产和财富都在关外。京城那么多官员不大可能当天就查抄到吴府。

就是查抄吴府之后，吴襄被审问拷打、陈圆圆被霸占（此事有争议）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仍然需要时间，并且这位家仆还要亲自确认甚至是亲眼所见。在吴府被抄后，他要逃出吴府并不容易，如果吴府被查抄，吴府中的人正常情况下是绝对逃不出来的。即使发生奇迹出了吴府，逃出重重设卡的北京城也绝非易事。等到所有这些都具备之后，这位家仆逃出北京城的时间应该不会早于3月26日。

所以说3月22日吴三桂在玉田就见到了家仆是不成立的。即使是有些资料提到的吴三桂3月27日进京的途中在玉田见到了家仆傅海山，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北京到玉田140公里左右，此家仆一两天的时间内从北京到达玉田是不可能发生的。

那么3月29日，吴三桂向北京进军的过程中在永平西沙河驿站见到了家仆这种说法靠谱吗？实际上还是不能成立的。

首先3月29日吴三桂并不是在山海关向北京进发的路途中，方向恰恰相反。其次，北京城到永平府两地相距240公里，吴三桂的家仆从3月26日到3月29日三天时间中，按照当时的速度也是不可能从北京到达永平的。

真实的情况可能是吴三桂3月22日稍晚时到了玉田，听说北京易主之后，不再前进，等着前方的王永吉返回与他汇合。而王永吉或许也听说了北京的情况，但却不敢确认，在3月23日到达盘山之后才确认北京城确实被李自成占领了，于是返回与吴三桂汇合。之后驻兵玉田，暂时观察形势发展，想下一步的对策。如果这位家仆在3月27日真的走到玉田见到了吴三桂，那也不可能是3月24日以后从北京出发的。

唯一的一种解释就是，这位家仆是在3月19日北京陷落之后到3月24日大顺政权追赃助饷之前的这段时间出的北京城，很可能是吴襄派这位家仆出去向儿子吴三桂告知改朝换代及京城里的情况。而这也是非常符合逻辑的，因为北京发生如此重大变故，儿子奉命进京勤王救难，可是如今君死朝亡，这么大的事难道不应该赶紧派人告诉儿子，让儿子有个准备吗。但却唯独不可能告诉吴三桂吴府被抄的情况，因为此事在家仆走时并没有发生。

另外说句题外话，上述时间行程后两个基本上都不可靠。我个人更倾向吴三桂3月22日到达了玉田。因为当时蓟辽总督王永吉和吴三桂陆海两路携带50万关外百姓入关。王永吉3月16日先到了山海关，吴三桂3月19日也到了山海关。

按照之前约定二人是一前一后带兵向北京勤王，辽东巡抚黎玉田留在山海关。王永吉率部分人马先行向北京开进，吴三桂率主力殿后。正常情况来看，吴三桂和王永吉不会相距太远。因为这样分兵前进的初衷就是防止被李自成大顺军设下陷阱围攻歼灭，危急时刻好起到支援作用，如果前方的军队没有城池作为依托，二者的距离最多不能超过一天的路程。否则一旦距离较远，遇到突发情况，相隔数天的距离，支援前军是不现实的，不会有任何作战价值。

而王永吉3月23日到达了盘山（今天津蓟县附近），吴三桂3月22日到达玉田是十分合理的。从盘山到玉田相距50公里，如果减去不到一天的时间差，实际上吴三桂与王永吉相距并不远，也就几个时辰的距离。这样看来，吴三桂3月27日或到达玉田及3月29日到达永平都是不靠谱的。

但是，各种史料都表明吴三桂后来是知道吴府被抄，吴襄被拷掠，甚至是陈圆圆被霸占之事的。那么就只剩下一种可能，那就是在4月5日之后，王永吉和吴三桂等人为了假和谈，真备战，仓促之间只得让出山海关，让李自成派出的唐通暂时接管，自己则故意向北京进发“朝见新主”，恰巧没走出多远就得到了吴府被抄掠，父亲吴襄被抓被打，爱妾陈圆圆被霸占的消息。

本来就是假投降，结果此事发生不仅让吴三桂怒不可遏，这也摆明了新政权跟关辽集团过不去。试想如果吴三桂的家都能被抄掠，家属都要受到了如此对待，那以后别人还能好过吗。于是就不难理解随后发生的事，即吴三桂带兵突然返回山海关，与山海关总兵高第里应外合打跑了李自成派来驻防的唐通部队。

但接着就发生了黎玉田去北京和谈假戏真做，投降李自成之事，此事之后，一切都暴露了。自此，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与关辽集团彻底决裂，一场兵戈相向的大战已经难以避免。

可以说吴三桂自始至终都没有投降过李自成。如果吴三桂投降了李自成，那也就不会发生吴府被抄，吴襄被拷打，陈圆圆被霸占等一系列的事件。

另外清朝一方也有相关的记载，证明吴三桂并没有投降李自成。

比如据《清世宗实录》多尔衮在给刚刚即位不久的顺治皇帝奏报中说：“招降吴三桂，三桂不从，遂自永平返回山海关。”这段话描述的可能就是吴三桂当时返回山海关后向北京进发的情景。

而另一段记载就是朝鲜使臣在《燕行录》中的《贝勒尚善寄吴三桂书》里面说道：“王在明时，不过一总兵尔，国破不降，而能请兵灭贼，以复君仇者，可谓尽忠明室矣。”这段话的背景是吴三桂起兵反清后，一路势如破竹，攻城略地，当时身在湖南岳州的安远靖寇大将军的尚善给吴三桂让其罢兵的书信。而且在随后的康熙帝《讨吴三桂檄文》里也没有说吴三桂投降李自成一事。

应该说，有关于清朝方面的记载，吴三桂并没有投降李自成是可信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在清朝的眼里吴三桂因为反叛清朝掀起三藩之乱，是一个十恶不赦人物，如果吴三桂真的投降过李自成，清朝没有必要为吴三桂的反复降叛不定的行为进行遮掩。

可是吴三桂为什么宁可不顾家人安危也不投降李自成呢？原因也无非有以下几点。

第一，吴三桂出身将门世家，他与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可以说，吴三桂无论是阅历还是认知方面都有着很高的水平，是经过常年培养的结果。而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一些人物好多都没有什么文化，甚至是文盲。即使是李自成也只是读了一点私塾，就这样还是大家眼中的文化人。而丞相牛金星也只是个举人，还经常乱出馊主意。

试想一个平时想着建功立业、忠君爱国以及思考着如何升官发财吴三桂，和一群整天想着如何摆脱官军追剿，如何能够摆脱饥一顿饱一顿困境的农民军是没有多少共同语言的。况且吴三桂与农民军在这之前根本没有打过什么交道，不具备信任的基础。

第二，李自成招降的诚意不够。

有人对这一点很不认同，原因就是李自成招降时给了吴三桂军队4万两白银，还允诺封吴三桂为侯。既给钱又封官难道还不够有诚意吗？

虽然看似如此，其实不然。

首先，李自成决定招抚吴三桂的时间为3月29日，而招抚使者在4月5日晚上才到达山海关。而李自成3月17日就进入了北京，也就是说李自成并没有提前或者哪怕是进入北京的第一时间去招抚吴三桂，而是在得知吴三桂已经入关后才想起招抚，显然对吴三桂没有给予充分重视。

其次，恰恰就是所谓的条件诚意不够。4万两白银就是给吴三桂的4万军队每人一两，可是他吴三桂呢？似乎并没有什么。而且吴家被祸害成那样，老爸被拷打，小妾被霸占，难道就没有一句道歉和补偿吗（当然吴三桂此时并不知道家中出事）？即便李自成确实也没钱，但这最表面的工作还是要做的。

这还不算，至于许诺的封吴三桂为侯，从吴三桂的角度来说只是个虚衔，没有什么。吴三桂拥有四万关宁铁骑，战斗力强悍，从先前的宁远到现在的山海关都是占据着战略要地，夹在清、顺两方之间，对左右局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李自成显然要给吴三桂开出更多的价码。即使封侯，也要许诺给他更高的政治地位。

另外，招降的书信也有问题，当然这封信是吴襄写给儿子吴三桂劝其归顺大顺的。信中开头就说道：汝以身恩特简得专阃任，非真累战功，历年岁也，不过为强敌在前非有异恩激劝，不足诱致，此管子所以行素赏之计，而汉高一见韩彭，即予重任，盖类此也…

虽然这封信是老子对儿子的口吻所写，但实际上这封信却是按照大顺政权丞相牛金星的意思来写的，只不过是借用了吴襄的名义。而吴三桂也不傻，虽然信中的内容像极了是父亲吴襄的语气，但他当然明白其中的门道，因为被对方控制的父亲所传递出的信息并不绝对是其本人的意志。这也不免让吴三桂怀疑信中所说内容，说不准这就是大顺政权对自己真实的看法。这样一来，吴三桂的心里必然很不舒服，很有成见。

第三，吴三桂有个人的政治野心，其内心也排斥投降李自成。

其实在明朝灭亡后的当口，在整个北方吴三桂虽然不是职位最高，但是手握重兵，有4万关宁铁骑，战斗力强悍，同时他本人在多年来的作战中也享有很高的声望，可以说吴三桂是那时的北方拥护明朝的势力中最有实力之人。在此情况下，他无论是投降李自成还是投降清军都不过是“寄人篱下”。

而如果能够凭借自己的实力辅佐明朝太子承继大统，那么他吴三桂不仅能够出将入相，更重要的是匡复明室，再造中兴，那可是不世之功。如果真是那样，他就是周公再世，流芳千古，他的历史地位足以碾压历朝历代的名将名相，因为古往今来一个王朝灭亡之后还能起死复生的还真几乎没有（夏朝少康中兴君王占了主要作用，两汉、两晋、两宋、武周与唐朝都不算）。或许事成之后，吴三桂会赢得千古赞誉，而不是后来的千古骂名，后人一提起吴三桂就会想到忠臣、能臣、贤臣、良臣等一大堆夸赞的字眼。

对于吴三桂来说，眼下是实现此梦想的最佳时机，自然不会白白错过，去投降什么李自成和清朝。

第四，关辽集团不愿意投降李自成的大顺政权。

吴三桂虽然作为关辽集团的重要代表人物，但是好多事情并不是他一拍板就能决定的。不仅蓟辽总督王永吉、辽东巡抚黎玉田、山海关总兵高第等人能对吴三桂起着或大或小的制衡作用，甚至他的每一个重大决定作出之前还要征询幕僚、关辽士绅和手下将士的意见。也就是说他是不能违背关辽集团集体利益和意志的。

首先说下王永吉、黎玉田等人，他们和吴三桂实际上有着相同的心思，那就是再造大明，立下不世之功。就像上一点所说的吴三桂一样，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而广大关宁集团的官员士绅们，也是有着别样的心思，因为北京的大顺政权的追赃助饷、吃大户的行为把他们吓坏了。李自成进入北京后，因为继续执行对百姓“不纳粮”的政策使得大顺政权财力也捉襟见肘。可凡事都需要用钱，比如新朝运转、犒赏臣僚将士、招募训练军队、南下一统、北上抗清、赈济灾民、恢复生产等都是棘手之事，每一项是大头支出。没钱可是最头痛的大事，没钱这些事什么也做不了，只会步崇祯后尘。

所以为了搞钱，在北京城和所控制的地方省份辖区内都实行了追赃助饷的行动，可是这种事传播的速度相当之快，当广大士绅利益受损之后，大家就会对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产生排斥，包括关辽集团士绅。

其中辽西士绅本来迁入关内，舍弃了大量田产财富就已经很受打击了，入关后短暂时间内勉强得到安置，还不知能不能站稳落脚。如果再把他们列入薅羊毛的对象，那这些人可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辽西士绅很排斥大顺政权。

而山海关一带的当地官绅更是对北京的大顺政权怕得要命。原因也很简单，那就是山海关是一处战略要地，是保护内地的闸门，是关外通往内地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明朝后期多少年来都在此囤积了大量军备和物资。可明朝灭亡后，这些东西处于无主的状态，当地官绅垂涎三尺，正常情况下投降李自成就意味着这些战略物资和财富要“上交中央”。这还不算，如果再对他们来上一波追赃助饷，那岂不是好处没捞到，而且还会赔了夫人又折兵。所以他们对大顺政权这一新朝也是充满恐惧和敌意的。大顺政权与关辽集团就是两股截然不同且针锋相对的

最后就要说说广大官兵将士了。虽然好多人一度也想投降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可是当得知新政权对前朝体系的官员严厉打击时这些人不免也有一些想法。最直接的感觉就是立马会产生身份隔阂，想想自己一方何尝又不是前朝军队，并没有大顺军自己内部老营老弟兄之间那般亲近，很可能受到排斥或者拆散对待，这样每个人都会低人一等。

另外，无论是吴三桂的4万关宁铁骑还是高第的1万山海关守军，大家基本上都是以步兵为主。一旦投降新政权，由于这些人长期对清军作战，熟悉战场和对方的招数，加之大顺政权的不信任，很可能会再次被派往关外前线，当作炮灰。特别是吴三桂的部队，大家都是辽西人，以前关外那边还有家和家人，自己可以保家卫国，与大明共进退。可现在故土难回老家没了，之后很可能还要和清军拼命，关键是大家守城还可以，攻城野战在都是步兵的情况下绝对是送人头。所以广大将士对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也并不感冒。

第五，从当时的客观情况来看，清朝比大顺朝实力更强，更有一统天下的可能，投奔李自成没有前途。

表面上来看，清朝与大顺政权都是新兴的势力，特别是关内的大顺政权占据北京，攻灭明朝后，更具有“正统”与“新朝”的气象。实则不然，虽然清、顺二者都处于上升期，发展态势都不错。但是二者如果真要对比起来，似乎清朝更要完胜许多。

清朝自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以后，稳扎稳打，已经历时28年，此时已基本牢牢地控制了整个关外地区。同时辖区内满、蒙、汉、朝鲜等各民族融合不断深入，特别是皇太极建立满洲和八旗制度后内部凝聚力较强。另外通过自身的多年发展与多次攻城略地与多次入关掠夺也积累了相当多的财富，有坚强的后盾能够保证政权运转和对外征战。

最后从军事实力上来说，清军及其前身从万历时期开始就不断征战，进行过统一女真诸部和长期与明朝的战争，磨炼出了一直战斗力强悍的军队。到了1644年，虽然全部可战之兵加起来也不过15万人，但是这15万人却是实打实的能征惯战的精锐之师。

而大顺政权就不一样了，几年前的1638年，李自成还是一副惨淡惜惜的样子，被孙传庭打得只剩下18骑逃亡秦岭深山不敢出来。后来靠着清军大举进攻关内，明朝抽身应对清军，中原统治空虚时之时，李自成才得以东山再起，并通过打出“均田免粮”的口号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势力像滚雪球一般迅速膨胀了起来。之后纵横河南，占据荆襄，控制陕西，西征甘肃，再东征并一举灭掉明朝。

虽然此时的李自成占据了整个关内的北方地区，势力强大，但是他一则没有时间充分消化新占领的广大地区，二来北方地区生产力破坏严重，自己也面临明朝崇祯皇帝一样的处境，那就是没钱。

至于军队，也是五花八门，有之前自己的班底嫡系人马，也有吞并其他义军如小袁营和罗汝才等人的部队，还有就是在势力强盛时追随的大量流民杂牌队伍，以及东征之后各地投降的明军。虽然号称百万之众，但除了嫡系部队很多人忠诚度并不高，而且真正能有一定战斗力，能拉出来征战的并不多，只有20万左右，这些人的还要被分散驻守各地。其实李自成手头能打仗的部队也就不过十来万人左右。

这样大清与大顺对比起来，一个就好像是殷实的家族企业，另一个好似是虚胖的暴发户。孰强孰弱，高下立判。吴三桂为首的关辽集团虽不至于能够精确对比两方态势，但还是能有一个直观感受和简单判断的。加之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天然地把士绅地主划为对立面，通过追赃助饷来打击这些人。因此吴三桂为首的关辽集团并不看好李自成的大顺政权。

从以上五点可以看出，无论是关辽集团还是吴三桂本人在当时特殊时期出于各种考虑，都是不愿意选择李自成的大顺政权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吴三桂没能投降李自成的真正原因。

所以我们不难发现，吴三桂既没有投降李自成的实际行为，也没有投降李自成的必然理由。对于拒绝归顺李自成这一“新朝”的问题上，他可能压根就没有犹豫过。那大家既然相互不对付，做不了自家人那就只能做敌人，于是一场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山海关之战就此拉开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