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正是阴雨霏霏的时节。

北魏皇帝（孝文帝）拓跋宏率马扬鞭走在队伍前列，后面则是他的后宫亲眷、皇室、贵族、官僚以及百万鲜卑将士、民众。众人如同一座座沉默的雕塑，在闷热的雨幕中默默前行。

然而，一股挥之不去的烦闷与焦躁却在军中愈演愈烈，如同一只亟待引爆的火药桶。

只因众人心知肚明，此次皇帝明面上的任务是带领百万大军南下，跟南齐火拼。

但真实的目的，是迁都。

不论是习惯了风餐露宿的普通士兵，还是身娇体贵的皇室后妃，都逃不开这场注定充满折磨和隐患的长途跋涉。因此在迁都之始，便有大批宗室贵族和朝中大臣抗议此事。

谁知皇帝拓跋宏见此计不通，又搬出“南伐”大计，就是打算南下，直接跟南齐萧家父子干。

皇帝有如此的雄心壮志，于国家而言并不是一件坏事。只是，当大军一路抵达洛阳后，拓跋宏仍迫众人“复驱军南进”。此时，随行的北鲜卑贵族终于怕了。倘若皇帝是开玩笑倒罢，如果是真的要干仗，光凭眼前这支因水土不服而疲惫不堪的军队，怕是鲜卑一族从此都要交代在这里。

面对贵族大臣们的拼死进言、跪地请求，拓跋宏心下高兴，面上却做出不满姿态：“倘若依你们，那这百万大军、粮草物资的一路损耗，岂不是白白浪费了。若要停止这场征战，总要有个名正言顺的理由吧。如今，我们已行至洛阳，不如就将首都从平城迁到洛阳，也不算白跑一趟。”

底下的鲜卑贵族们顿时面面相觑，但又畏惧与南齐交锋，于是只好相从。

自此，北魏迁都洛阳，为中华各民族文化大融合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迁都的提前准备

从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十月，孝文帝下诏营建新都起；至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九月，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止。迁都结束时，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还不到30岁，尚存着几分年轻人的意气。

后世的史家在研究孝文帝迁都的原因时，常认为他的迁都，离不开对已故冯太后的忌惮。

毕竟，倘若冯太后还活着，必定不会同意迁都的决定。而在她死后，她所纠集的旧人势力也依旧根深蒂固。

拓跋宏身上的压力从未消失过。

每次看到平城北郊方山之上的冯太后陵墓（冯太后生性强势，死后一反随葬先帝于金陵的传统，自作主张要葬在距离首都二十公里处的方山顶上，以俯瞰平城政权），那建筑沉沉的阴影仿佛直接压在了他的心脏上。

拓跋宏自小深受冯太后的猜忌和迫害。

他幼年时，便孤苦伶仃、父母双亡。只是冯太后为了拔除外戚对政权的影响，以北魏“子贵母死”的旧制处死了拓跋宏的生母献文思皇后李氏，而他的外父母一家也几乎被冯太后屠戮殆尽。

而拓跋宏的父亲，即献文帝拓跋弘，也与冯太后颇有嫌隙。献文帝执政时与冯氏发生矛盾，年仅18岁时，便将皇位传给了年仅5岁的幼子。

《魏书·天象志三》记载为：“上迫于太后，传位太子。”

甚至有人猜测，献文帝之死，与冯太后也脱不了干系。

承明元年六月辛未日（公元476年7月20日），23岁的献文帝离奇驾崩于永安殿。此时10岁的拓跋宏，便要开始学会一个人与祖母冯太后对峙。

当时冯太后对于拓跋宏十分严厉，甚至一度想废掉幼帝。而在生活上更是时常虐待，让拓跋宏在寒冬腊月只穿单衣、不给食物，还时常听信小人谗言，杖打惩罚幼帝。

《魏书·高祖纪下》有载：“宦者先有谮帝于太后，太后大怒，杖帝数十，帝默然而受，不自申明。”

好在，拓跋宏在这样肃杀逼仄的宫闱环境下，不仅没有自暴自弃，还愈发的坚韧沉稳。令得对他十分偏见的冯太后也回心转意，决意好好栽培这位小皇帝。

为了提高幼帝的文化修养，冯太后特地请了一些儒学士大夫教导他，令他从小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后世猜测，拓跋宏迁都洛阳之前，他的心腹能臣都不一定是最早制定计划的一批人，应当还有一个汉族士人团体为其出谋划策。

虽然，后期冯太后对于拓跋宏的态度已不再那么咄咄逼人。

然而，在冯太后卵翼下成长的拓跋宏，却很难有自主权。以至于，在当时的北魏朝堂里，太后站在了政治巅峰，皇帝反倒沦为陪衬。

甚至于，在冯太后死后，她的永固陵在规格和豪华程度上，都要远远高于孝文帝拓跋宏的寿陵。

这对北魏皇室而言，无疑是一种羞辱。

而对于拓跋宏而言，也是一种无形的压力。

终于，在冯太后逝世三年后，拓跋宏发布了迁都诏书。而这道诏书一出，果然遭到了朝堂顽固势力的阻拦。

而拓跋宏决心已定，早早安排了迁都所需要的一系列准备事宜。

这项工程包含了三个极其重要的部分，一是新都的土木建设，以容纳宫廷及民间的物资转移，以及安置大量外来人口；二是迁都途中的安保工作，需要完成迁都人员的组织、协调及保密等一系列任务；第三，则是关于皇室、贵族的动员工作，这需要一个德高望重或身份极高的人物完成。

当时北魏朝廷中阻力甚多，为了完成大计，拓跋宏只能悄悄进行。在这期间，有三个人起着极其关键的作用。分别是尚书李沖、任城王拓跋澄和孝文废皇后冯氏。

关于李沖和拓跋澄，两人一直以“左右手”的姿态活跃于拓跋宏的身边。在参与平城的明堂、圆丘、太庙等宏大殿堂的建造时，李沖以“机敏有巧思”的出色表现深受称赞，一直在朝堂颇具权威；而拓跋澄兼具军事、行政经验，且位居中枢权要，是北魏宗室大臣和鲜卑贵族之中的佼佼者。拓跋宏为推进迁都工作，必定会选择自己的心腹能臣。因此，选择他们并不奇怪。

反倒是这位孝文废皇后冯氏，在相关史料上，却是提及甚少。

不过根据以上迁都的三项工作，第三条则是最适合皇后冯氏。

说到这位冯皇后，她的身世也颇为离奇。太和七年（公元485年），冯氏与其姐冯润一起入宫，冯润被封为贵人，而冯氏却一直默默无闻。直到其姐冯润得咯血症后，冯太后便令她也跟着出宫养病去。

如无意外，之后的冯氏不会再出现在大众视野。

然而，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拓跋宏在结束了三年的守丧之期后，为自己选择了一位皇后。原来，在冯太后掌政的期间，拓跋宏在其权势阴影之下，后宫一直迟迟未立皇后。

当时所有人都以为，拓跋宏为了拔除冯太后的影响，应当不会选择冯太后母族的女子。

但出乎意料的是，拓跋宏不仅选择了冯太后的侄女儿，还对之“恩遇甚厚”。

此后，冯氏便成为了北魏六宫的实际统辖者和管理人。

在迁都诏书发布不久后，拓跋宏率大军前往洛阳，而六宫南迁则是由冯氏全权负责。按理说，冯氏应当隶属于冯太后的“旧人”。拓跋宏当时，究竟有没有提前告知皇后冯氏这番迁都大计，还未可知。

2、不得不迁都的理由

除了前文提到的，冯太后的影响之外，北魏迁都还有几个原因。

其一，民生经济。

拓跋宏曾对大臣成淹道：“朕以恒、代无运漕之路（从山东、河北运粮至平城，不能利用水运），故京邑（平城）民贫；今移都伊、洛，欲通运四方”。从而指出，“迁都洛阳是解决塞上一带严重粮荒的唯一办法”。

便是指平都这地方没有漕运、运输不便，连累民生凋敝、难以发展。加之此时的平都气候条件较为恶劣。寒冷多风沙，不利于农牧业生产，经常发生粮食危机。相比较而言，洛阳邻水宜居、经济发达、人口众多，比较平都，更适合发展经济。

其二，洛阳的优势。

说实话，北魏鲜卑素来有南迁的传统。

《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九《齐纪五》载：“朕之远祖，世居北荒，平文皇帝始都东木根山，昭成皇帝更营盛乐，道武皇帝迁于平城。朕幸属胜残之运，而独不得迁乎！”

在拓跋宏之前，北魏朝廷就曾多次迁都，从塞外的东木根山、盛乐，一直到长城内侧农耕地区的平城。可见，迁都洛阳并不是拓跋宏横空出世的想法，而是拓跋鲜卑一族南迁进程的继续。

另一方面，洛阳是传统的政治与文化中心，是正统政权的另一代名词。而此时的拓跋宏则一心与南方争夺正统地位，孝文帝迁都洛阳正是看中了洛阳的政治象征意义和文化价值。

其三，便是军事需求。

当时，北魏的周边并不是一派平和，南有萧齐王朝根深蒂固，北有柔然异族虎视眈眈。三者并存的同时，也互相牵制。而且，相比南齐，柔然的威胁已然到了迫在眉睫的程度。

当时，北魏的内部阶级分化严重，从而使得军事实力跌落，与北边正大肆扩张的柔然国相比，虎狼俨然屯于阶陛。

此时的柔然势力正无限逼近了此时的北魏都城平城，倘若再不筹谋，便有被柔然围困、首都失守的危险。

但是，倘若以洛阳为都城，不仅可以避开柔然的锋芒，又有利于向南朝用兵。简直一举两得。

为此，拓跋宏对于迁都一事，更加势在必得，原因有三。

第一，迁都之后，南北朝可观衅而动，和平时期互派使臣，而特殊时期则可以及时捕捉战机；第二，迁都洛阳之后，更加有效地镇压当时各民族起义，以便巩固对河南、淮北区域的统治；第三，使鲜卑族人习惯南方的生活、作战方式。江南气候湿热，对于常年居于塞外的北方人而言，一时间很难习惯，常会在途中感染疾病死伤无数；与此同时，对于擅长陆野作战的游牧民族而言，长江一带素来是难以逾越的作战天堑。

而拓跋宏为了实现统一南北的美好愿景，自然也考虑到了鲜卑族人的这些劣势。因此，迁都洛阳，便是一次难得的磨合机会。为此，他暗地里训练水军，试图与南齐军队在水上一争。

然而，令拓跋宏没想到的是，还没等到那天，自己便以身殉国了。

而这次迁都的坏处，也提前暴露了出来。

3、迁都之后的孝文帝

首先便是首都位置的变化，令时局愈发紧张。

迁都洛阳之后，失去了河南、淮北区域的缓冲，北魏、南齐两大政权中心过于接近，令两方都是心惊胆战，稍有风吹草动便频频用兵。某种意义上激化了南北方的矛盾，也客观地推进了大一统的局面。

其次，北魏立国根基被动摇。

北魏王朝的向心力来自鲜卑各贵族对于自身利益的守护，而迁都洛阳一事，则在根本上破坏了贵族们的利益。许多大臣因为不满迁都，而被贬黜官职。连不满迁都的太子询，后面也被拓跋宏囚禁、废除，最终还落得了被毒死的结局。虽然在我们看来，拓跋宏这样的铁腕手段相当具有魄力，但对于鲜卑族贵族而言，却是何等心寒。

最后，迁都洛阳也加剧了北魏统治集团的腐化堕落。

在前面，我们就说过当时北魏国内阶级分化严重，贵族贪乐不思进取，导致军事实力飞速下降。而这样的情况，在南迁之后愈演愈烈，以元深为代表的朝廷大臣，大兴土木、爱好奢侈，宴请宾客必要炫耀自己搜罗而来的宝器、女乐、名马、锦绣，这样穷奢极欲的风气席卷北魏朝廷，加剧了北魏的腐朽衰亡。

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孝文帝拓跋宏去世，留下了一个隐患重重的北魏朝廷。

不过，拓跋宏的迁都洛阳，虽然加速了北魏王朝的灭亡，客观上却对于民族大一统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孝文帝迁都以来，坚持移风易俗，让皇室贵族、文武百官改汉姓、易汉服、用汉语，并打通了胡、汉通婚。

甚至连鲜卑人惯用的度、量、衡也加以禁止，“改用长尺大斗，其法依汉志为之”。此外，他还以汉族封建政治为蓝本，设官命职，改革官制礼仪和律令法度，“使之与两晋、南朝无异”。

由于这番政策的推行，令得民族融合进一步深化，使得北方地区结束了长期混战的局面。于整个历史进程都有着非凡的意义。

而孝文帝拓跋宏作为政策的主要推行者，几乎影响了其后一千多年的历史走向，其功绩可谓彪炳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