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都崇拜韩信，说他是兵仙战神，历史前三的名将，对于他的谋反更是持怀疑态度，认为他是功高震主，被刘邦冤杀的。

但事实却是，两千多年来韩信从未被平反，历朝历代的史学家、统治者对其谋反事件，要么是态度模糊，要么就是肯定大于怀疑。

汉朝：

汉朝官方将韩信谋反之事记录在正史中，《史记》和《汉书》都有相关记载。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出于维护统治秩序的需要，两汉官方认可韩信谋反是应有之意。

但司马迁的态度很能说明问题。

他在《史记》中说：“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於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

意思就是，如果韩信懂得为臣之道，谦虚礼让，不耀己功，不矜其能，其历史地位就能与周公、召公、太公吕尚等大能相比，但他却没有这么做，反而在天下安定之时，图谋叛逆，被斩灭宗族，这就是咎由自取！

司马迁老先生无疑是一个治史严谨、秉笔直书的史学大家，他敢于揭刘邦老底，敢于怒怼武帝，为李陵喊冤，如果韩信真无反迹，又怎会言之凿凿的称其“乃谋畔逆”？

另外，司马迁还在《史记》中列出了韩信谋反的一些证据，比如向刘邦伸手要官、窝藏敌方大将钟离昧、与陈豨密谋、欲夜诈诏赦诸官徒以袭吕后太子等等。

当然，他也对韩信的历史功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对其遭遇表示了深切同情和惋惜，但这并不能否认他对韩信谋反事实的认定。

有汉朝官方的认证，又有司马迁这位大牛做背书，韩信在两汉、三国一直就是背主逆臣的状态。

魏晋南北朝：

南北朝时期局势动荡，纷争不断，对于韩信谋反一事关注度相对较低，也没有形成统一的、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而且这一时期历史记载和研究较为分散，更多精力都集中在当时的军事斗争等方面。

但也因此，对韩信军事才能的拔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其中以西晋人陆机的《汉高祖功臣颂》最为典型——

灼灼淮阴，灵武冠世。策出无方，思入神契……肇谋汉滨，还定渭表。京索既扼，引师北讨。济河夷魏，登山灭赵……乃眷北燕，遂表东海。克灭龙且，爰取其旅。刘、项悬命，人谋是与。

但却对其谋反一事无一字评价。

隋唐：

隋唐时期，国家统一，文化昌盛，史学文学都得到较大发展。一些史学家和文学家在撰写史书或点评历史人物时，对韩信谋反一事会进行分析和探讨。总体而言，基本延续了前代正史中的观点，既承认韩信谋反，也对其行为表示惋惜和理解。

比如，大文豪刘禹锡在瞻仰韩信庙时就感慨：“将略兵机命世雄，仓皇钟室叹良弓！”

虽未直接提及韩信是否谋反，但从他对韩信最终在钟室被杀这一悲剧的叹息，以及“良弓”一词，说明他对韩信谋反是抱有疑问的，至少是认为韩信之死更多是因为政治考量——“鸟尽弓藏”，而非与陈豨密谋。

再比如唐太宗，认为韩信不懂为臣之道。

贞观六年九月，李世民在庆善宫大摆酒宴时，以韩信的例子来告诫拳打李道宗的尉迟恭。他认为，韩信之所以被杀，并不是刘邦的错，而是韩信不懂为臣之道。在他看来，韩信功高震主后，行为不当，如在刘邦被困荥阳时请封假齐王，被贬淮阴侯后心中愤愤、称病不朝等等，这些举动自然会引起了刘邦的不满和猜忌。

总体来说，唐代的看法比较中立，认为韩信的悲剧是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韩信军事才能卓越，但政治头脑欠缺，不懂收敛锋芒，身处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自然容易成为被猜忌和攻击的对象，即便他起初没有谋反之心，但形势的发展和各方的推动，最终还是使得他陷入了谋反的漩涡之中。

唐人尚武，又对韩信的遭遇表示同情和理解，才使得他得以入选武庙，成为被后世祭祀和尊崇的名将之一。

宋代：

两宋时期，儒家思想占绝对主导地位，强调君贤臣忠，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对于韩信谋反的看法更倾向于从道德层面进行评判。一些学者指出韩信作为臣子，应忠诚于君王，即便对刘邦有所不满，也不应采取谋反行为，从而进一步强化了韩信不忠的负面形象。

比如司马光。

对于韩信是否谋反，司马光认为在第一次被抓以前韩信是没有反心的，比如他拒绝蒯通的游说，并在陈县迎接高祖。但是，韩信因封位被降，心中不满，慢慢走上了谋反之路。

他在《资治通鉴》中指出“良由失职怏怏，遂陷悖逆”，意思是韩信失去诸侯王地位后，心中不快，遂陷入了叛逆的境地。同时，他还提到韩信有两次自己取祸的行为，一是在楚汉相持时要挟刘邦封他为齐王，“不还报而自王”；二是在共同攻楚时没有及时到达，“与信期共攻楚而信不至”，这让刘邦对他产生了猜忌和杀心。

总的来说，司马光认为韩信谋反有一定被逼无奈的成分，但也有他自身行为不当的因素。韩信谋反是事实。

再比如赵匡胤。赵大直接将韩信以“有谋逆之心、不克善终”之名，与白起、彭越、周亚夫、邓艾等人一块踢出了武庙。他对韩信谋逆一事的态度不言自明。

还有苏轼、陈亮等人，也只一味感慨韩信有“王霸之大略，英雄之壮图”，却无一句涉及对其谋反的看法，对其人品的肯定。

总的来说，韩信在宋代是备受非议和打压的，即便有少数人对此持反对态度，如朱熹曾说：“韩信反无证见”（史上首次提出此观点），也在宋人带有鄙夷的眼光中消散于无形。

明朝：

对韩信谋反一事提出明确质疑的是明代，以前即使有也是笼统的说功高震主，鸟尽弓藏之类的说辞，明人第一次对谋反细节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比如，学者茅坤就指出陈豨是刘邦宠臣，偶然拜访韩信，韩信怎会轻信，并与之同谋？且陈豨造反后也无与韩信往来的迹象，再说以韩信当时形同软禁之境况，又怎能做到诈诏赦官奴？韩信政治智慧缺缺，但可不傻，袭吕后太子又与刘邦何损？擒贼先擒王的道理他应该懂。

再比如，明代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于慎行，他就认为韩信之死是刘邦的政治手段。刘邦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必须消除韩信等异姓王。即使韩信没有谋反之心，但他的存在本身就对汉朝的统治构成了潜在威胁。因此，刘邦和吕后利用所谓的“谋反”罪名除掉了韩信。

还有明代思想家李贽，也对韩信谋反持怀疑态度，在他看来韩信谋反就是“莫须有”。

清朝：

清人对韩信谋反的看法更趋向于多元，有持怀疑态度的，也有肯定的。

比如，清代评论家金锡龄就分析道，“当陈豨之过淮阴，既避左右矣，挈手步庭之语，谁则闻之？”意思是说韩陈二人私下交谈并避开左右，如此私密的对话，怎么会被人知晓并记录下来？这对《史记》中关于韩陈密谋的记载提出了质疑。

另外，他还指出“客不法，事连豨，又闻上召，自疑而反，与淮阴何涉？”认为陈豨的门客犯法，陈豨因此被牵连，后来听说皇帝召见感到害怕才造反，这与韩信没有任何关系，韩信何故要反？

再比如清代文学家方苞，他在读《史记·淮阴侯列传》后指出，韩信“请假王、与约分地而后会兵垓下”，确实不符合忠臣的标准，但谋反一事，应该是被诬陷的。

他分析说：“列侯就第，无符玺节篆，而欲与家臣夜诏发诸官徒奴，孰听之乎？”意思是韩信仅是列侯，没有符玺节篆等权力信物，想要与家臣在夜里假传诏书释放徒奴，谁会听从呢？从实际操作的角度对韩信谋反的可行性提出了质疑。

当然也有说韩信之死是自作自受的。

清代学者王鸣盛就在《十七史商榷》中认为韩信被贬淮阴侯后，不但没有收敛锋芒、低调行事，反而“常称病不朝，日怨望居常鞅鞅”，是韩信自身行为不检点，给了刘邦除掉他的理由，统治者问心不问迹，即便韩信没有谋反的行迹，但反心已彰，他的死是自作自受。

结语：

汇总来说，对于韩信谋反一事，明清以前是持肯定态度的，包括一些知名的史学家，如司马迁和司马光，只有少数的文学家对韩信表示了同情和理解。当然多数人对他的军事才能和历史功绩一直都是推崇备至的，这也是他能入选唐武庙的根本原因。明清以后世人开始为他翻案，并从一些细节方面否定了他的谋反，但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始终未为其平反，这也是立场使然，从史书中无一位帝王对手下的臣子说：“吾之淮阴”就能看出一二，毕竟谁也不想手下的臣子去学韩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