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讳是古人非常在意的一件事，不只中国，外国也存在一些避讳的现象，不过中国的避讳种类和内容要比国外丰富得多。在中国，避讳是一种等级制度的体现，人们需要避讳的对象主要是统治阶级和长辈，避讳的内容主要是名讳。

名字是一个人的称呼，也被认为是一个人的代号，中国古人认为，直呼一个人的名字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只有在发生非常严重的事或侮辱性的场合，才会直呼一个人的全名。为了避免直呼全名，古人发明了“字”，“名字”一词也是由此而来。

从原始社会起人们就已经有了避讳的意识，随着时代发展逐渐加强

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古人就已经有了避讳的意识，不过那时的避讳目的和封建社会时期有很大不同。原始社会的古人非常信巫蛊之术，对自己不了解的事，都会归到巫蛊行列。

这一时期，人对神的敬畏最高，认为神能够掌管人所有的一切，包括生死。很多人都以为，神一定是正面形象，其实不然，最初的神构成非常复杂。

山精野怪，在原始社会时期都可以被称之为神，当时的人将所有拥有一定“法术”的存在都称之为神。“神鬼”一词中，神与鬼同时出现，就是因为最初时，一切鬼怪也可以称之为神。

虽然古人信奉神，但他们也逐渐意识到神并不是万能的，如果神鬼想要加害于人，就必须知道这个人的名字。为了避免神鬼加害，人们都会尽量避免提到自己的名字。

当时的神，在人们心中的形象非常负面，他们很可能因为一些小事迁怒于人，对人的性命也非常藐视，所以人一直尽力躲避神鬼。这种思想影响到周代，避讳进入了礼法制度。

周代的礼乐制度等级划分最严重，各方面内容也最为完善，实行最为严格。后世虽然延续了很多周代的礼法制度内容，但在实行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一些特殊情况。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严格执行周代的各种礼乐制度，其中就包括避讳制度。当时诸侯国执行这些制度有非常明确的原因：大家都想以此证明自己的正统地位。

直到秦国统一六国之前，避讳相关的礼法制度一直都是出于一种偏迷信的原因，秦统一六国后，避讳制度出现了新的作用。秦朝时，曾出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现象，对儒家的尊崇是为了保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后世统治者也都延续了这种做法。

对儒家的尊崇，一定程度上支持了避讳制度的发展，在统治阶级更改过的儒家思想中，君主、长辈都是需要敬仰的存在。因此，这些人的名字也就成了臣子、晚辈们需要避讳的字眼，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这些人崇高的身份和地位。

从此时起，避讳制度正式开始成为服务政治的工具，并因此开始被统治阶级重视。汉代时，历任统治者多次加强皇权，同地方势力斗争，在这个过程中，皇族和外戚的名字也被纳入避讳的范围。

不过二者也有所区别，皇族中通常只有比较重要的成员才会被列入此范围，外戚则只有掌权者才会被纳入这一范围。

总体来说，避讳一直在发展，相关意识也在统治阶级的有意强调下逐渐加强。

宋朝避讳分为官讳和私讳两种，每种避讳都有多种多样的避免方式

虽然避讳制度一直在被人们广泛使用，避讳意识也在逐渐加强，不过此前的避讳内容一直没有系统地进入法律。周代的礼乐制度，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且其中关于避讳的内容非常模糊。

隋唐时期，避讳制度才逐渐完成法制化，成为法律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组成。唐朝、宋朝、清朝，是避讳制度最为盛行的三个时期，背后的原因各不相同：

唐朝时，经济高度繁荣促进文化繁荣，同时唐朝中央政府一直在同地方势力集团争权，为了加强皇权，避讳制度必然会受到力捧；宋朝时，文人地位达到历史最高，避讳本就属于文人文化的一部分；清朝时，是统治阶级对百姓禁锢最严重的时期。

宋朝避讳制度非常复杂，大体上可以分为官讳和私讳两种，其中官讳包括5种内容。官讳的内容要比私讳丰富得多，私讳也称家讳，主要内容都是围绕家族成员。

官讳包含的内容主要有：皇帝本人的旧名、御名和庙讳；皇帝的历代祖先名字；皇亲国戚的名讳；特殊字；古代帝王和圣人的名讳。

皇帝本人的旧名、御名和庙讳非常容易理解，避讳制度本就是为了加强皇权，皇帝本人的名讳当然首当其冲。皇帝的历代祖先名字、皇亲国戚的名讳，其实都出自同样的原因。

特殊字的避讳，多数也都是和皇权相关的字，比如“天、龙、皇、主”等，多数都是和皇帝有相关性的字眼。当时有不少地方因此改名，不过也有些统治者并不在意这些字，所以在这一方面限制并不严格。

古代帝王和圣人的名讳，其实是为了彰显宋朝政府的正统地位。在宋朝政府看来，避讳这些公认的圣贤帝王和圣人，相当于将这些人列入了自己的先辈之列，可以证明自身的统治身份源自正统。

回避官讳的方法非常多，主要有缺笔，空字，改字，改音，覆黄几种。其中缺笔、空字、改字、改音，都是在字本身上动手脚，将字改为另一种形式，同时又方便人们理解原本的含义。覆黄就是在字上直接覆盖黄纸，避讳的方式更为直接。

私讳的范围相比之下要更小一些，主要包括家中长辈成员的名字。大多数人的私讳内容只包括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等比较直系的长辈，但也有些人因为某些长辈对自己恩重如山，所以也会将这些长辈的名字列入自己的避讳。

相比之下，私讳的避讳方式要更加丰富，内容也更加复杂。因为避讳制度属于法律的组成部分之一，所以宋朝政府也会为避讳提供一定的便利。

宋朝文化高度繁荣，避讳成为加强皇权和外交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

私讳主要的避讳方式有5种：改地、改官、改职、改文书用语、改人名。改地、改官、改职，主要集中在入仕文人身上，政府内部会通过改变官员派遣职位或更改职位名称等方式避开官员本人的私讳。

改文书用语、改人名，主要在文人日常交往中应用，且非常受到文人们的喜爱推崇。避讳制度对宋朝文人而言，像是一种象征，意味着他们不同于普通人，社会地位更高。

虽然宋朝军事弱势，但由于宋朝政府积极提高文人地位，所以宋朝文化高度繁荣。不过这种文化的繁荣不同于唐朝，唐朝的文化繁荣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繁荣，繁荣的底色是开放和包容；宋朝的繁荣则是因为资源的过度倾斜导致。

宋朝这种类型的文化繁荣，表面上看一派欣欣向荣，实际上内里比较空虚，对自己的文化并不够自信，否则宋朝不会有崇尚复古的风气。避讳制度作为一种彰显等级制度的存在，很快成为了宋朝政府加强皇权和对民众思想限制的手段。

避讳制度，成为一种加强社会管理的手段，用以保证宋朝政府在民众心中的权威性。尤其是在科举制度中，避讳制度实行最为严格，不过这种严格其实是一种表面上的严格。

文人学子们在科举考试中，必须进行诸多避讳，如果没能做到，就会有牢狱之灾。按照法律，没有避讳的文人学子会受到严惩，事实上，很多文人学子并没有受到太严重的惩罚。

多数遭受“文字狱”的文人学子，都会很快因种种原因被赦免，有些会直接释放回家，即便是被赦免后仍然有部分罪责在身，也不会太重。这是一种统治者收拢人心的手段，让文人学子因此而感恩统治者宅心仁厚。

关于文人学子的避讳制度，完全是一种政治手段，目的就是加强皇权和笼络人心。另外，避讳制度在外交中也非常重要，宋朝在和许多国家外交时，都会刻意强调避讳制度，以此显示宋朝政府对这个国家的重视程度。

作为外交的一种重要礼仪，避讳制度也得到了一些国家的认同，尤其是日本、韩国等本就对中华文化十分认同的周边小国。直到今天，日韩国内也存在部分避讳的现象。

宋朝时，避讳制度能发展到巅峰，主要是宋朝政府的政治诉求决定了这个政府会对避讳制度非常推崇。宋朝以后，避讳制度逐渐走衰，不过由于多年传统，仍然被大体继承了下去，直到清朝时，再次进入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