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世界读书日｜阅读的历史、现在与未来

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社会，乃至国家和民族，阅读的价值和意义无远弗届。细而言之，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大抵是一个人的阅读史；而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民族的阅读水平；一个社会到底是向上提升还是向下沉沦，就看阅读能植根多深；一个国家谁在看书，看哪些书，就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未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作为人类精神和智力活动重要组成的阅读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它成为普罗大众都能投身其中的心智活动，却是晚近之事。从启蒙运动到浪漫主义，从百科全书到现代小说，从美国独立战争到法国大革命，印刷术普及之后的阅读革命对于人类文明的演化影响深远。从某种意义上，探究和体味阅读的历史、现在与未来，就是穿越一条人类文明演化的时空隧道，试图回答“人之何以为人”这个永恒的问题。

口语文化vs.书写文化

阅读史的第一个关键时刻是书面文化的兴起。大约在公元前750年，古希腊人首先发明了完整的拼音字母——囊括了元音字母和辅音字母的文字系统，聪明的希腊人仅用24个字母就代表了口语中的所有音素，字符的经济性大大减少了读写所需的感知和记忆资源，使得希腊字母成为后来大多数西方字母的模板。更为重要的是，一场对人类文明影响深远的革命正在悄然发生，那便是从主要依靠口头交流知识的口语文化转变为书写成为表达思想的主要媒介的书面文化，这场革命无疑改变了西方世界每一个人的大脑和生活。

公元前4世纪初，柏拉图写下了关于爱情、美景与雄辩的对话体著作《斐德罗篇》，记载了雅典市民斐德罗与伟大的雄辩大师苏格拉底散步时迂回曲折的对话，最后他们谈及了书面文字，苏格拉底讲述了埃及神明特泰与国王赛穆斯之间的故事，赛穆斯反对特泰极力歌颂的书写艺术，认为写作会把健忘注入人的灵魂，带给人的不是真正的智慧，而是智慧的伪装。苏格拉底对赛穆斯的观点表示认同，坚信通过口头演说铭刻在学习者灵魂中的智慧词句远胜于用墨水写下的字词，并认为对字母这一技术的依赖会改变人的头脑，让人们面临变成浅薄的思想者的危险。

与雄辩的苏格拉底不同，他的学生柏拉图是一位写作者。虽然柏拉图也明白写作以外部符号替代内部记忆的潜在危险，但他更看到了书写能够在人类智能方面为文明带来的巨大益处，而这样的裨益已然体现在他本人的写作中。20世纪80年代，第二代传播学权威学者沃尔特·翁（Walter J. Ong）道出了背后真相：“柏拉图那种入木三分的哲学思维的养成，唯一原因便是书面写作对思维过程产生的影响。”如今，基于文字书写形态的阅读已经成为全人类根深蒂固的心智活动的固有模式，这一革命性的变化正始于书面文化对口语文化的胜利。

人类意识的伟大转型：默读

在著名的《阅读史》一书中，加拿大作家、小说家阿尔维托·曼古埃尔将公元10世纪左右“默读时代的到来”视为人类意识的伟大转折。在之前延绵一千多年的阅读史上，人类的阅读基本都是朗读。公元384年，奥古斯丁（即后来的圣奥古斯丁）到米兰去见他的老师圣安波罗修，当他看到老师默默地看着一本书时吓了一跳。于是，著名的《忏悔录》中出现了这样的描写：“他读书时，眼睛在纸面上驱驰，心里琢磨着意思，但不出声，舌头也不动。”可见，公元4世纪时已经发生了默读现象，但那个时代一般习惯是读出声来，默读会令人感到吃惊。

《阅读史》

在曼古埃尔看来，默读的到来，使读者终于能够与书本和文字建立起不受限制的联系。文字不再念出声省出了原本所需的时间。它们在自己的空间中既可以一气呵成，也可以徐徐道来，可以详尽阐述，也可以留人遐思。而读者则有充分的时间在阅读时去审视文字，阐发新的奥义，将其与记忆和手边同时在研读的其他书籍做一番参照比较。从此，默读解放了你的大脑，使其可以反思，可以记忆，可以提问，可以比较。认知科学家玛莉安·沃尔夫把这种自由称作“思考时间的神秘馈赠”：大脑负责阅读的区域学会自动处理书写符号之后，负责思考的区域就有时间跳出字面来发展思维和其扎根的文化。

阅读革命

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之交，瓦特蒸汽机的发明并运用，大规模的机器印刷业繁荣发展，机印书相对便宜并大量供应，阅读成为欧洲更为流行的消遣方式。德国历史学家罗尔夫·恩格尔辛将18世纪出现的大众化阅读以及阅读公众日益增长的影响称为一场“革命”。在此之前，大部分具备读写能力的读者仍在精读，即阅读并反复阅读数量很少的书籍，主要是宗教读物；泛读则是人们开始翻阅各种不同的、涉及同一主题的书籍，同时还会比较并评估其中观点的优劣。值得注意的是，读者们越来越为世俗性的书籍所吸引，尤其是越来越多的各类文学书籍。

这一由精读向泛读的转变意味着人类阅读范围的空前扩大，流通图书馆与图书俱乐部等借阅途径蓬勃发展，共同阅读、分享与讨论成为一种群体社交活动，这一切都为小说的兴起——18世纪最重要的文学事件之一——奠定了基础。以英国为例，1719年，“第一部英国小说”《鲁宾逊漂流记》出版，随后出现了《格列佛游记》（1726）、《克拉丽莎》（1740）、《汤姆·琼斯》（1749）、《项狄传》（1759）等一系列著名作品，但反对小说的声音始终存在。在整个欧洲大陆，这种过分的忧虑同样存在于政论、法律、哲学、科学、美学等各领域的作品中，背后是宗教人士和道德主义者所担忧的阅读对既有社会秩序的颠覆性影响。在革命性的进步意义上，颠覆确实发生了。正是这些当时引发人们广泛担忧的洪水般的印刷文字，催生了启蒙运动、浪漫主义、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

关于人脑可塑性的插曲

1867年，23岁的尼采收到了挚友科泽利茨的一封信，信中说：“（你）滔滔不绝的雄辩变成了简短的格言，字斟句酌的推敲变成了朴实的‘电报风格’”。对此，尼采在回信中写道：“我在音乐和语言方面的思考经常会取决于纸和笔的品质……我们所用的写作工具参与了我们思想的形成过程。”在此，天才尼采已然触碰到了人脑高度可塑性这一当时还不为人知的重大秘密。1881年，25岁的青年学生弗洛伊德顺利毕业，并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同年，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想：“人的大脑也像人体其他器官一样，是由许许多多彼此分离的细胞组成。……细胞间的缝隙可以称作‘接触屏障’，它在控制大脑、形成记忆和思想方面发挥着实质性的作用。”

在尼采的直觉感受和弗洛伊德的大胆猜想之间，似乎还少了一点关键的东西。三年后，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提出了一个比弗洛伊德更加大胆的猜想：“神经组织看起来被赋予了极强的可塑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管是外力还是内力，都能让那种结构变得跟以前有所不同。”通过外力或内力可以改变人脑的神经组织，这一观点的爆炸性不亚于25年前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向外界宣布人类是由猿猴进化而来。直到1968年，这个天才的猜想才被神经科学家迈克尔·梅尔泽尼奇的开创性工作所完全证实。在这项意义深远的实验中，梅氏首先切断了猴子手上的某些神经，发现猴子的大脑一开始出现混乱；但是几天过后，他惊奇地发现猴子的大脑完成了自我重组，其神经路径可以自行编织成一张新地图，其结果与猴子手上新的神经排列相一致。

当柏拉图用笔写下他那些哲学名篇之时，当尼采用球形打字机打字之时，当碎片化时代的人们抱怨自己再也无法阅读任何长篇的文字之时，他们都碰触到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中心主题——工具和技术对思维的影响。这一谜团随着梅尔泽尼奇实验最终揭开了谜底，那就是“工具塑造思维”——我们怎样发现、存储和解释信息，怎样引导注意力，怎样调动感觉，怎样回忆，怎样遗忘，这些全都受工具和技术的影响。工具和技术的使用让一些神经回路得到强化，而使另一些神经回路逐渐弱化，让特定的心智特点日益彰显，而让别的特点趋于消失。表面上，我们在使用和摆弄工具；实际上，工具在塑造我们每一个人。

触屏时代的阅读

窃以为，真正意义上的阅读至少包括四个特质，首先它是一种身心的沁入，其次是一种孤独的对话，再次是一种意义的构建，最后它是一种自我的观照。因此，真正的阅读是从自我（读者）出发，全身心地沁入文本（及其介质所营造的氛围中），在孤独与交会的微妙转换中与之（作者）交谈，并努力建构出新的意义（再创造），最终回归自身，完成自我的观照，实现心智的成长。作为一个首尾相接的圆，真正的阅读象征着生命的圆满。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可以说，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他的精神成长史。

如今，人类的阅读行为受到了时代的巨大挑战。因为，人类生活在一个基于触屏的互联网时代，每天被浩如烟海的信息洪流所淹没，却仍然渴望获取各种信息，是为“信息悖论”；人们每天面对着经由互联网生成和传播的各类知识（包括层出不穷的“网络新词”），却发现许多知识不过是过眼云烟，是为“知识悖论”；最糟糕的是，互联网不断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只是为了分散我们的注意力，是为“注意力悖论”。生活在这“三大悖论”的触屏时代，我们每个人的大脑神经网络都被与工作、生活深度绑定的手机重新排布，是为“手机脑”。它的特质是分散、快速、喧嚣、碎片和浅表。而传统意义上的“阅读脑”有着截然不同甚至相反的特质，包括专注、非快速、安静、系统和深入。如今，每个人的大脑中都悄然发生着一场由“手机脑”对决“阅读脑”的战争，而前者的胜率遥遥领先。

梅尔泽尼奇在那个著名实验的四十年后，深切表达了自己对于互联网威力的反思。在他看来，互联网给大脑神经结构带来的不是轻微变化，而是根本性变化。因为可以重复“练习”数百万次的事件，在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在网络世界中，我们的大脑需要评估多任务链接，需要不断做出各种选择，同时还需要处理目不暇接的视觉刺激。在这一过程中，智力资源完全改变了方向，从阅读文字转变为做各类判断，我们回到了单纯的信息解码状态。而阅读尤其是阅读书籍让我们过滤掉了那些分散专注力的刺激，保证大脑额叶平静安宁地发挥解决问题的功能（有经验的网民，大脑前额叶区域都表现出广泛的活跃性），从而使深度阅读变成了一种深思的形式。因此，在这个触屏时代坚持阅读——尤其是纸质阅读——其实是在有意识地抵抗“手机脑”的全面入侵，维护人类深度思考能力的一种可贵实践。

阅读的未来：大数据vs.自由意志

基于阅读介质而言，未来的阅读将是纸质阅读和触屏阅读的混合形态，前者因其悠久的历史传统、丰富的感性质素（包括大小、厚度、重量、质感、气味、装帧等）以及对深度思考和创造力的保护而得以延续，后者包括以互联网终端为主要介质的阅读形态（主要是手机阅读），和以电子书为主要介质的阅读形态（例如kindle等）。对于热衷于书籍的阅读者来说，未来在选书买书这一环节中将分为两类人，一类可称为“人文主义者”，他们去书店，在书架间游荡，拿起一本快速翻阅，换一本读开头几行，直到某种直觉将他们和某一本著作连接起来；另一类可称为“数据主义者”，他们会登入当当、亚马逊或京东，根据大数据提供的相关信息——“我知道你以前喜欢哪些书。和你有相似品味的人还可能喜欢这本或者那本新书。”作为买书的重要参考。

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下，未来的触屏阅读将极大地挑战阅读的传统定义，因为你在读“书”的同时，“书”也在读你，以一种不可思议的精确度。未来，Kindle可以监测你在一本书的哪些部分读得快，哪些部分读得慢；你在哪一页停住了，在读哪些句子的时候你放弃了整本书，再也没有读下去。如果将来Kindle升级到带有面部识别软件和生物统计学传感器，它将知道每个句子对你的心率和血压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它会知道是什么令你发笑，是什么令你伤感，又是什么让你愤怒。很快，当你读书的时候书也在读你，你很快就会忘记你所读的大多数内容，而计算机程序可以永志不忘。这样的数据最终会让亚马逊以不可思议的精确度为你选书，也会让亚马逊清楚地知道你是谁以及如何操纵你的情感。

当然，作为读者不必对此感到恐慌，如果不想沦为数据主义的囚徒，那么我们需要再次试着去追寻古希腊哲人的智慧，去感悟德尔菲神庙上的那句不朽的格言，正如《人类简史》作者、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的忠告：“如果你不喜欢数据主义，希望置身于算法的领地之外，或许能给你的只有一个建议，就是书中最古老的：认识你自己。到了最后，这将只是一个实证问题。只要你对自己的了解和洞见超过算法，你自己的选择就仍然是更好的，你多少能保留一些权威在自己手中。如果说数据主义看上去还是要掌权了，那主要也是因为大多数人一点都不了解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