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突然来了调令

1950年末，此时还是19兵团副司令的耿飚，正在办公室批阅报告，通讯员敲了敲门，报告说司令员杨得志找他有急事。

耿飚放下手中的笔就跟了过去，一开门，政委李志民就兴奋地跟他说：“恭喜你呀老耿，中央来了调令，让你去北京干外交工作！”

耿飚听到后愣了一下，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话说自从走上革命道路，一直都是拿着枪杆子冲锋陷阵。

如今新中国成立了，他也从来没想过放下枪杆子，去干什么外交工作啊。

司令员杨得志一眼就看穿了耿飚的心情，走过来安慰道：“中央让你去，算是选对人了，外交工作可不是人人都能干得来的。”

虽然耿飚内心不舍，但是对于中央的命令，他当然是无条件服从的。

那么耿飚在外交工作上，又做出了哪些贡献呢？

将军当大使

新中国成立后，很多国家向新中国伸出了双手，希望建立外交关系。

彼时的新中国，百废待新，选派首批驻外大使成了外交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要说在军事上，此时的中国可以说是经验丰富，但要说起外交，对于新生的中国来说，那可就是一窍不通了。

这时，新中国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外交道路，派遣一批将军，出任外交大使。

这其中，就包括十九兵团的副司令耿飚，他也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被派往西方国家的大使。

耿飚来到北京后，周总理专程抽了时间来探望他，耿飚见到周总理，高兴之余还不忘发牢骚“我就是个泥腿子，哪里懂与洋人打交道嘛？”

周总理听见他的话，笑着宽慰道：“边干边学嘛！在抗战时期，你也是也和美国人在会议桌上打过交道。”

其实中央选择耿飚来干外交工作，也是考虑到他有些许的惊艳。

耿飚慢慢地接受了这个安排，和其他调来准备从事外交工作的将军们一起参加培训，

耿飚带着家属住进里新华饭店，刚刚住进来的时候，耿飚看着卫生间里的抽水马桶，柔软的弹簧床，让刚从军营里走出来的他十分不习惯。

“晚上睡在床上，就像是陷在泥坑里一样，翻个身都困难整个晚上根本睡不着觉！”

但是耿飚心里知道，他必须开始适应这样的生活，这样到了国外，才能立即融入当地的生活中去。

除了生活习惯，还得学习社交礼仪，吃西餐对于他们这些大老粗来说，无异于是个天大的难题。

为了让这些将军们学会吃西餐，周总理亲自给他们当老师。

看着周总理左手拿叉、右手拿刀，慢条斯理的切牛排，耿飚像模像样地学起来，一边切一边埋怨：“这些洋人们就是麻烦，本来一双筷子能解决的事，非得把两只手都搭上！”

耿飚是个急性子，学了半天了，肉根本没进肚子里几块，于是他面带委屈地跟周总理说道：“总理，能不能先给我们做点面条垫补垫补啊，我看这一时半会儿，是送不到嘴里了。”耿飚说完顿时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后来，毛主席还亲自来探望这几位将军，看看他们的学习成果。

毛主席看着耿飚这些将军们，颇有感触地说道

“将军当大使好哇！首先你们出去我放心，因为你们不会跑掉。”毛主席幽默的话语，让大家顿时放松了下来。

毛主席还不忘叮嘱耿飚，到西方国家去，要了解和学习他们的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中瑞搞好关系了，我们和北欧各国的友谊也能得到加强。

就这样，新中国的第一批“外交天团”，从中国北京奔赴到了世界各地，而他们面对的将是一个未知的战场。

敢讲真话的将军大使

1950年9月，耿飚正式踏上了他的外交生涯。

刚到瑞典时，耿飚还不懂外语，于是便在当地聘请了老师，后来，耿飚已经完全可以应对一般的外交活动了。

有一次耿飚准备出席外交活动，但是当时大使馆只有一名司机，很多时候根本忙不过来。

耿飚临时决定，自己开车赶过去，工作人员顾虑大使开车，有失身份，就劝耿飚再等一等。

“大使和司机只是分工不同，勤劳、平等和合作是一种美德。”说完耿飚就自己开着车赶到了活动现场。

果然，中国大使亲自开车参加活动，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但是大家并没有嘲笑，而是纷纷赞美耿飚是“掌握方向盘的大使”。

抗美援朝爆发后，耿飚虽然人在瑞典，但仍密切关注着战争的形势和美国的态度。

在西方，许多国家并不了解朝鲜战争的真相，舆论也大都被美国控制着，于是耿飚利用瑞典中立国的身份，通过外交工作把美国侵略的真面目，告诉西方的人们。

耿飚走访了许多西方国家后，发现这些国家，从来不送自己领袖的相片和刻有领袖的纪念章，但是中国有把毛主席纪念章等有毛主席肖像的东西作为礼物送出去。

耿飚经过深思熟虑，更毛主席和周恩来写了一封报告，建议取消把毛主席像章作为礼物的习惯。

要知道，这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但是耿飚更人直言进谏，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毛主席稍作考虑，就同意了耿飚的提议，从此，中国改为首都风景画册、画有国画的折扇等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纪念品，深受外国领导人的喜欢。

心底无私，自然敢于直言。胸怀坦荡，必然敢讲真话！耿飚用实际行动表示，他做到了。

把坎巨提归还巴方

1956年初，在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工作了六年的耿飚，接到了外交部的调任，让他到巴基斯坦担任大使。

巴基斯坦作为我国的近邻，从历史上就保持着友好关系，周总理要求耿飚上任后，进一步加强中巴两国的友好关系。

当时的巴基斯坦，刚刚脱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但是两国的关系还不密切，从根本上，巴基斯坦仍倾向于西方阵营。

1956年，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正式成立，而耿飚也在这一年出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展开“安定四邻”的外交工作。

中央决定派贺龙陪耿飚一同前往巴基斯坦，并出席他们第一任总统就职的庆典。

耿飚一行人到达巴基斯坦后，巴方考虑到正在筹备国庆和总统就任仪式，于是建议把呈递国书仪式推迟，等到庆典完毕后，耿飚在正式递交国书。

没想到几天过后，巴基斯坦外交部同志耿飚，米尔扎总督要亲自接见他。

并且巴方外交部强调，这是米尔扎总督第一次接见尚未呈递国书的外国大使，这次破例足以表示对中国政府的重视。

在巴基斯坦总统和中国大使之间，还有一个特殊的维持友谊的方式，那就是打猎，贺龙和耿飚，都曾多次与总统一起外出打猎。

“打开中国的西大门”是毛主席交给耿飚的 一个重要任务。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耿飚认为首先要推动两国的交通连线，在两国之间开通一条公路。

为此，耿飚多次拜访米扎尔总统，米扎尔总统非常赞成耿飚的这一提议，建立交通，有利于两国人员的交往和运输，是两国友谊的进一步体现。

经过协商，中巴双方决定修建一条通过红其拉甫山口的国际公路。

12年后， 一座见证中巴友谊的公路横跨在气候恶劣、风沙甚大的世界屋脊上。

公路正是通车的时候，耿飚已经离任多年了，但是巴基斯坦政府专门邀请耿飚，出席了剪彩活动，并颁发给耿飚一枚勋章。

在处理外加工作中，耿飚还发现，在中巴关系史上，还有一个坎巨提飞地的问题。

坎巨提位于巴基斯坦东部，和新疆南部接壤，本是喀喇昆仑山区的一个小土邦。

耿飚考究历史发现，在元朝时曾派兵占领该地，成为元朝的一块属地，但是后来土邦的酋长宣布脱离中国，并接受了巴基斯坦的管辖。

也就是说，坎巨提实际上来说，已经不算是中国的属地了，但是在解放前印刷的一些地图上，坎巨提仍属于巴基斯坦在中国的一块飞地。

经过细致的研究后，耿飚认为中国应该放弃这块名义上的属地，完全归还给巴基斯坦。

耿飚回国述职的时候，跟周总理提出了这一建议，国务院和外交部门研究后，最终认可了耿飚的建议。

1963年中巴双方划分边界，中国正式承认坎巨提划归巴基斯坦，并换取将克里青河谷划归中国。

国际领土向来是个敏感的话题，处理不好怕是会留下卖国贼的骂名，但是耿飚用实事求是、敢讲真话、认真负责的态度，公正的处理了这个历史遗留问题，继而增进了中巴两国的友谊。

如今，中国个巴基斯坦这个兄弟国家，建立了一份独一无二的，国与国之间最真诚的友谊，而这份友谊关系，也将会继续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