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国民党财政局长向军管会＂投诚＂：潘汉年可证明我身份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的钟声响彻全城。在这座繁华的国际大都市里，一场惊心动魄的权力交接正在上演。作为国民党政权在上海的重要部门，财政局的接管工作尤为关键。然而，当共产党接管人员顾准来到财政局时，却遇到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情况。

国民党上海市财政局局长汪维恒竟然主动要求与顾准进行秘密会谈。在局长办公室里，汪维恒小心翼翼地关上门，向顾准透露了一个惊人的秘密。这个身居高位的国民党官员，竟然声称自己是中共地下党员！面对顾准的质疑，汪维恒提到了一个关键人物——潘汉年。

究竟汪维恒的身份是否属实？他为何会在这个关键时刻选择＂投诚＂？潘汉年又能如何证明他的身份？这个看似简单的接管过程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惊天秘密？

I.汪维恒的身份揭秘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的第一天，阳光明媚，春风和煦。国民党上海市财政局大楼前，一辆军用吉普车缓缓停下。车门打开，一位身着简朴军装的中年男子走了下来，他就是共产党派来接管财政局的顾准。

顾准刚踏入财政局大楼，就被一位身材瘦高、面容严肃的中年人拦住了去路。这个人自我介绍说是国民党上海市财政局局长汪维恒，并恳请与顾准单独谈话。顾准虽然心存疑虑，但考虑到顺利接收的重要性，还是同意了汪维恒的请求。

两人来到局长办公室，汪维恒小心翼翼地关上门，环顾四周，确保无人偷听后，才低声对顾准说道：＂同志，我是中共地下党员，1924年就加入了党组织。＂

顾准闻言大吃一惊，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位国民党高官。他警惕地问道：＂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自己的身份？＂

汪维恒平静地回答：＂你可以打电话给潘汉年同志，他知道我的身份。＂

顾准立即拿起桌上的电话，拨通了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的办公室。电话那头，潘汉年听完顾准的汇报后，语气轻松地说：＂老汪啊，他确实是我们的同志，你可以信任他。＂

挂断电话后，顾准紧紧握住汪维恒的手，激动地连说三声：＂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原来，汪维恒的革命生涯可以追溯到二十多年前。1924年，在家乡浙江诸暨的一次地下党员会议上，年轻的汪维恒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按照组织安排，以教师身份为掩护，积极发展地方党组织。

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汪维恒奉命潜伏到国民党军队中。凭借在北京军需军官学校的学习经历，他成功打入国民党军需系统。从此，汪维恒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隐蔽斗争。

在国民党军中，汪维恒凭借过人的才干和清廉作风，很快得到上级赏识。他先后在中央军校、胡宗南部队等重要岗位任职，逐步晋升为少将军衔。尽管身居高位，汪维恒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他利用职务之便，多次营救被捕的地下党员，并为党组织传递重要军事情报。

1938年，在李克农同志的批准下，中共隐蔽战线的同志重新与汪维恒取得联系。此后，汪维恒成为中共在国民党军中的重要情报来源。1943年，他及时向党组织通报了蒋介石密令胡宗南进攻延安的计划，为延安地区的防御部署提供了宝贵时间。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汪维恒被任命为国民党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在这个关键岗位上，他为上海和平解放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他暗中与地下党组织保持联系，提供了大量关于上海财政状况的重要情报，为共产党接管上海财政工作奠定了基础。

此刻，站在顾准面前的汪维恒，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国民党官员，而是一位为党的事业默默奋斗了二十多年的老同志。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叠文件，递给顾准说：＂这是我从台湾带回来的一些军事情报和美军顾问团的活动情报，请转交给组织。＂

顾准接过文件，感慨万分。他意识到，眼前这位看似普通的中年人，实际上是一位在敌人心脏深处战斗了二十多年的无名英雄。汪维恒的＂投诚＂，不仅确保了上海财政局的顺利交接，更为共产党在上海的接管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内部支持。

在接下来的交接过程中，汪维恒表现得十分配合。他向顾准详细介绍了财政局的机构设置、人员构成和各项工作情况，为共产党接管上海财政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与此同时，他还动员财政局的其他工作人员积极配合新政权，确保了上海金融中心在政权更迭期间的平稳运转。

II.汪维恒的革命生涯

汪维恒的革命生涯始于1924年，那一年，他在浙江诸暨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彼时的汪维恒，年仅28岁，正值风华正茂。出生于破落地主家庭的他，接受过新式教育，曾在家乡担任小学教师。然而，面对山河破碎、列强环伺的中国，汪维恒深感教育救国的局限性，决心投身更为激进的革命事业。

加入中共后，汪维恒立即投入到地方党组织的发展工作中。他利用教师的身份掩护，在学校里秘密发展进步学生，组织读书会，传播马列主义思想。在他的努力下，诸暨地区的党组织迅速壮大，为日后的革命斗争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四一二＂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党组织决定安排一批党员秘密潜伏到国民党内部。汪维恒因其出身背景和个人能力，被选中执行这项艰巨的任务。

按照组织安排，汪维恒放弃了教师职业，前往北京军需军官学校学习。在校期间，他刻苦钻研军事知识，努力掌握军需管理技能，为日后潜伏做好准备。毕业后，凭借优异的成绩，汪维恒成功进入国民党军队，开始了他长达二十余年的隐蔽斗争生涯。

在国民党军中，汪维恒凭借过人的才干和清廉作风，很快得到上级赏识。他先后在中央军校、胡宗南部队等重要岗位任职，逐步晋升为少将军衔。然而，无论职位如何变化，汪维恒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汪维恒被调往东北协助抗日。在此期间，他多次利用职务之便，暗中协助地方游击队获取武器弹药，为抗日武装斗争提供了重要支持。同时，他还冒着巨大风险，多次营救被国民党逮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1938年，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中共隐蔽战线的同志李克农重新与汪维恒取得联系。从此，汪维恒成为中共在国民党军中的重要情报来源。他利用自己在军需系统的职务便利，为党组织提供了大量关于国民党军队部署、武器装备、后勤补给等方面的重要情报。

1943年，汪维恒获悉蒋介石密令胡宗南进攻延安的计划。他冒着暴露身份的巨大风险，通过秘密渠道将这一重要情报传递给党组织。这一情报为延安地区的防御部署赢得了宝贵时间，对保卫党中央、保卫革命根据地起到了关键作用。

抗战胜利后，国共关系日趋紧张。汪维恒被调任上海，担任国民党军需部门要职。在这个位高权重的岗位上，他不忘初心，继续为党的事业默默奉献。他利用职务之便，暗中支持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工作，为即将到来的解放战争做准备。

1947年，解放战争全面爆发。汪维恒根据党组织的指示，积极配合上海地下党的工作。他利用自己在财经领域的影响力，暗中引导一批爱国工商界人士支持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同时，他还多次向党组织提供国民党军队调动、经济状况等重要情报，为解放军进军上海提供了重要参考。

1949年初，随着解放军节节胜利，国民党政权面临崩溃。在这个关键时刻，汪维恒被任命为国民党上海市财政局局长。这个看似荣耀的任命，实际上为汪维恒完成最后的革命任务创造了条件。

在财政局长的位置上，汪维恒为上海和平解放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他暗中与地下党组织保持密切联系，提供了大量关于上海财政状况的重要情报。同时，他还在内部动员财政系统工作人员，为即将到来的政权更迭做好思想准备。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汪维恒拒绝了国民党当局撤退台湾的指令，毅然选择留在上海。他悄悄整理了二十多年来收集的重要军事情报和经济资料，等待着与中国共产党的重逢。

当5月27日，共产党接管人员顾准来到财政局时，汪维恒终于等来了揭开自己真实身份的时刻。二十五年的隐蔽斗争生涯，让这位共产党员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牺牲。然而，当他终于能够公开自己的身份时，汪维恒的第一反应不是宣泄个人情感，而是迅速向组织汇报工作，交接重要情报，确保上海金融中心的平稳过渡。

III.潘汉年与地下工作

潘汉年，这个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人物，与汪维恒的革命生涯有着不解之缘。作为中共地下工作的杰出代表，潘汉年在上海这个复杂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1906年，潘汉年出生于江苏常熟一个小商人家庭。年轻时的他就表现出过人的才智和对社会问题的敏锐观察力。1925年，潘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他传奇色彩浓厚的革命生涯。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潘汉年被党组织派往上海，负责恢复和重建遭受重创的地下党组织。在这座被称为＂魔都＂的国际化大都市里，潘汉年凭借其卓越的智慧和灵活的策略，很快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站稳了脚跟。

1930年代初，潘汉年受命组建中共中央特科上海站。作为这个秘密情报机构的负责人，潘汉年开始了他在隐蔽战线上的辉煌事业。正是在这个时期，潘汉年与当时已经潜伏在国民党军中的汪维恒建立了联系。

1938年，在李克农同志的批准下，潘汉年亲自与汪维恒重新取得联系。这次接头，标志着汪维恒正式成为中共在国民党军中的重要情报来源。潘汉年敏锐地意识到汪维恒的特殊身份和位置所能带来的巨大价值，因此特别重视与他的联络工作。

为了确保联络的安全性，潘汉年亲自设计了一套复杂的联络方案。他们约定在上海的一家不起眼的小茶馆里定期见面。每次见面，两人都会装作偶遇的老朋友，寒暄几句后就各自离开。重要情报则通过事先约定的暗语和特殊符号传递，避免直接接触可能带来的风险。

1943年，汪维恒通过这个渠道向潘汉年传递了蒋介石密令胡宗南进攻延安的重要情报。潘汉年立即意识到这一情报的重大价值，迅速通过秘密电台将信息传递给延安。这一情报为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及时调整战略部署提供了关键依据，最终成功挫败了国民党的进攻计划。

抗战胜利后，潘汉年被任命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参与了与国民党的和平谈判。在谈判桌上，潘汉年表现出高超的外交才能和灵活的策略。而在谈判之余，他仍然不忘与汪维恒保持联系，继续收集国民党内部的重要情报。

1946年，国共和谈破裂，内战一触即发。潘汉年奉命留在上海，负责领导地下党组织的工作。在这个风云变幻的特殊时期，潘汉年和汪维恒的合作更加紧密。汪维恒利用自己在国民党军需系统的地位，为潘汉年提供了大量关于国民党军事部署和经济状况的重要情报。

1948年，随着解放战争形势日益明朗，潘汉年开始为接管上海做准备。他利用自己在上海滩广泛的人脉关系，秘密联络各界人士，为即将到来的政权更迭做好思想动员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汪维恒作为国民党上海市财政局局长，成为潘汉年重点争取的对象。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潘汉年与汪维恒进行了最后一次秘密会面。在这次会面中，两人详细讨论了上海和平解放的具体方案。潘汉年指示汪维恒在关键时刻要稳住财政局的局势，确保金融系统的平稳过渡。同时，他还叮嘱汪维恒要做好接受组织审查的准备，以便尽快恢复公开的党员身份。

5月27日，当共产党接管人员顾准来到财政局时，汪维恒按照与潘汉年商定的计划，主动要求与顾准进行秘密会谈。当汪维恒提到潘汉年可以证明自己的地下党员身份时，顾准立即打电话向潘汉年求证。

接到顾准的电话，潘汉年毫不犹豫地确认了汪维恒的身份。他对顾准说：＂老汪啊，他确实是我们的同志，你可以信任他。＂这简短的一句话，不仅证实了汪维恒二十多年来的隐蔽斗争，也体现了潘汉年作为地下工作负责人的果断和魄力。

在上海解放后的接管工作中，潘汉年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被任命为上海市副市长，负责协调各方面的工作。凭借其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和广泛的社会关系，潘汉年成功地化解了许多潜在的矛盾和冲突，确保了上海这个特大城市的平稳过渡。

在接管过程中，潘汉年特别关注像汪维恒这样的地下党员的安置工作。他亲自过问汪维恒的工作安排，确保这位为革命事业默默奉献了二十多年的老同志得到组织的认可和合适的安排。

IV.上海解放与汪维恒的贡献

1949年5月，随着解放军大军压境，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工商业中心即将迎来历史性的转折。作为国民党上海市财政局局长的汪维恒，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政权更迭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5月25日，上海市政府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解放军。会议上，多数官员主张跟随国民党当局撤退台湾。然而，汪维恒却力排众议，提出了留守上海、确保城市平稳过渡的建议。他以专业的财政分析论证了撤退可能带来的经济灾难，成功说服了部分犹豫不决的官员。

会议结束后，汪维恒立即着手准备财政局的交接工作。他秘密召集了几位心腹下属，指示他们务必保护好财政档案和重要资料，防止有人趁乱销毁或盗取。同时，他还暗中联系了一些进步人士，请他们协助维持金融秩序，防止可能出现的挤兑和恐慌。

5月26日晚，上海市长陈良荣在广播中宣布国民党军队撤离上海。这一消息传出后，全市陷入一片混乱。有人趁机抢劫银行，有人哄抬物价，更有不少官员仓皇出逃。在这种情况下，汪维恒临危不乱，连夜召集财政局主要负责人开会，部署应对措施。

会议上，汪维恒明确要求所有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严禁挪用公款或泄露机密。他还亲自起草了一份《致上海市民书》，呼吁市民保持冷静，相信新政权会维护人民利益。这份声明虽然没有公开发表，但在财政系统内部产生了稳定军心的作用。

5月27日清晨，解放军进入上海市区。按照事先与地下党商定的计划，汪维恒早早来到办公室，等候接管人员到来。上午9时许，由顾准带队的接管小组抵达财政局。

面对突如其来的接管小组，财政局内部一片慌乱。但汪维恒却表现得异常镇定，他主动上前与顾准握手，并请求单独谈话。在办公室里，汪维恒向顾准坦白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并表示愿意配合接管工作。

起初，顾准对汪维恒的说法持怀疑态度。但当汪维恒提到潘汉年可以证实他的身份时，顾准立即打电话向潘汉年求证。得到潘汉年的确认后，顾准的态度明显缓和，开始认真听取汪维恒关于财政局情况的汇报。

接下来的几天里，汪维恒全身心投入到交接工作中。他详细向接管小组介绍了上海的财政状况、税收系统、银行体系等情况，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他还主动提供了一份详细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名单，其中包括许多隐蔽的资产信息，这些信息为新政权接管和管理上海的经济命脉提供了重要参考。

在汪维恒的协助下，上海的金融秩序很快得到恢复。他提议保留部分原有的金融机构和人才，以维持城市经济的正常运转。这一建议得到了接管小组的采纳，为上海平稳过渡作出了重要贡献。

除了协助接管工作，汪维恒还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积极劝说一些犹豫不决的工商界人士支持新政权。他向这些人详细解释了共产党的政策，消除了他们的疑虑。这一工作对稳定上海的社会秩序，维护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处理公务之余，汪维恒还抽出时间整理了自己多年来收集的重要情报和资料。这些资料涉及国民党军队部署、经济状况、高层动向等多个方面，对新政权了解和掌控局势具有重要价值。

5月30日，上海市军管会正式成立。在交接仪式上，汪维恒代表原财政局全体工作人员宣读了拥护解放的声明。仪式结束后，他主动向军管会提交了一份详细的工作报告和建议书，为新政权制定经济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随着接管工作的深入，汪维恒的真实身份得到组织的认可。他被任命为上海市财政局副局长，继续为上海的经济建设贡献力量。在新的岗位上，汪维恒发挥了自己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知识，为上海的财政改革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汪维恒的案例，是众多在国民党统治区潜伏的共产党员中的一个缩影。他们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为新中国的诞生和城市的平稳过渡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的付出，为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建立政权奠定了重要基础。

V.汪维恒晚年与历史定位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汪维恒结束了长达二十余年的隐蔽战线工作，正式公开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1950年初，他被任命为上海市财政局副局长，开始了他在新中国的公开工作生涯。

在这个新的岗位上，汪维恒充分发挥了自己在国民党时期积累的丰富财政经验和专业知识。他主导制定了一系列财政改革措施，为上海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他提出的＂稳定物价、统一财政＂的政策建议，得到了上级的高度认可，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施。

1952年，汪维恒被调任中央财政部，担任副部长职务。在中央工作期间，他参与了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工作。凭借其对国民经济运行规律的深刻理解，汪维恒在计划的制定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富有远见的建议，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然而，1957年的反右运动给汪维恒的仕途蒙上了阴影。由于他在一次部内会议上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被扣上了＂右倾＂的帽子。尽管这一指责很快被澄清，但这一事件还是对汪维恒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1958年，汪维恒主动请求调离中央，回到上海工作。在上海，他被任命为市政府副秘书长，主要负责经济协调工作。尽管职务有所下降，但汪维恒并没有消沉，而是继续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为上海的经济发展献计献策。

1960年代初，面对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汪维恒提出了一系列务实的建议，包括调整工业结构、发展轻工业和纺织业等。这些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上海度过了经济困难时期。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作为老干部，汪维恒未能幸免，被打成＂走资派＂。他被下放到江苏农村劳动改造。在艰苦的环境中，汪维恒始终保持着坚定的信念。他利用业余时间，默默记录下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对中国革命的思考。

1972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汪维恒被允许回到上海。虽然没有恢复工作，但他获准在家休养。这期间，他开始整理自己多年来的工作笔记和回忆录。这些材料后来成为研究中国现代史，特别是地下党历史的重要资料。

1978年，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汪维恒终于迎来了平反。他的党籍得到恢复，并被任命为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尽管年事已高，汪维恒仍然积极参政议政，为上海的改革开放贡献自己的智慧。

1980年代，汪维恒开始接受一些历史学者的采访，讲述自己在地下工作时期的经历。他的回忆为研究中共地下党史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特别是他与潘汉年合作的经历，为学界了解中共在上海的地下工作提供了重要线索。

1985年，汪维恒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蓝本，完成了回忆录《隐蔽战线二十年》。这本书详细记录了他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工作经历，成为研究中共地下党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1988年，已经82岁高龄的汪维恒应邀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政协会议。会上，他就改革开放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特别强调要重视金融风险的防控，引起了与会者的广泛关注。

1990年，汪维恒去世，享年84岁。在他的追悼会上，许多老同志都前来送别。他们纷纷回忆起与汪维恒共事的点点滴滴，赞扬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

汪维恒的一生，跨越了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动荡的半个多世纪。从青年时期加入革命队伍，到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地下工作，再到新中国成立后参与国家建设，他的经历是中国共产党人为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而奋斗的缩影。

作为一名长期在隐蔽战线工作的共产党员，汪维恒的贡献长期不为人所知。然而，正是像他这样默默无闻的地下工作者，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的付出，为中国共产党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中国现代史的研究中，汪维恒的经历为我们理解中共地下党的运作方式、情报工作的重要性以及革命胜利的复杂性提供了重要视角。他的故事，不仅是个人的传奇，更是一段鲜为人知的革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