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萍跟彭德怀的接触并不多，算不上深入，即便在长征中，张是在彭的指挥下奋战向前的，可两人关系还是算不上亲近。张爱萍晚年回忆，与彭德怀关系亲密、深受彭德怀信任和重用的人，是牺牲在抗战后期的彭雪枫。

彭德怀与张爱萍之间，稍微密切点的接触，是在张完全成长起来，建国后到中央总参的工作期间。张爱萍经常到彭德怀处汇报工作，彭德怀也经常找张爱萍研究一些问题，彼时两人工作在同一座楼的不同层，跑来跑去还是有些麻烦。

于是，彭德怀邀请张爱萍到自己这层来办公。这个邀请是不容拒绝的，彭立即找来自己的办公室主任处理。就这样，张爱萍和彭德怀成了抬头不见低头见、朝夕相处的同事。

张爱萍晚年回忆起彭德怀，很多都是关于挨他批评的内容。张爱萍比彭德怀整整小12岁，彭作为张的老首长，张在红军时期常受他的直接指挥。

1935年的一场战斗前，张爱萍写了份侦察报告，准备交给毛主席。交过去前，他先给彭德怀看了。彭德怀看后问：“这个报告，你自己看过第二遍没？”张爱萍说没，彭就问为什么，张自信回答：“我相信我写的东西不会错，不用检查。”

彭德怀闻言没有多讲，直接把东西甩到张爱萍身上，说：“那你就拿回去好好看看吧。”张爱萍拿回去一看，果真错了几个字。这些错字无伤大雅，不影响报告意思，但终归是不好的。在此之后，张爱萍写东西，必检查一两遍再收起来或交上去。

彭德怀不是个爱说教的人，那些部下之所以被他折服，对他发自内心的敬仰，主要是因为他的品行、他的作风、他的人格魅力。他更善于做而不善于说，他身上的优秀品质，如俭朴、刻苦、不好声色、同甘共苦、意志坚定等，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许多人。其中便有张爱萍。他们是不爱享乐、不愿享福的人，只想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多做些贡献。

张爱萍从地方到中央，就是彭德怀安排的。上岗前，彭德怀直白地告诉他，要他来，就是要他做些得罪人的整编工作。彭问有没有信心，张的回答干脆明了：你有我就有。

彭德怀最让人敬佩的一点是，他是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一心为公，没有自己的山头。长征前，他原本可以成为一个单独方面军的统帅，但他以没必要拒绝了。长征后，他又心甘情愿地把一手带出来的红三军团，并入到红一军团中。

影响他人的最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言传身教，其中“身教”重过“言传”。我们可以发现，彭德怀带出来的将领，身上基本都有彭浓烈的个人色彩。他不是没有缺点，更不是没有犯过错误，但他不在意功名利禄。他对群众和部队基层情况的关心，远超过个人权力和荣辱。

庐山会议后，在种种因素的影响下，张爱萍只见过彭德怀一次。那次见面，这对老首长和老部下之间，没有过多交流，彭只是勉强解释了一句：“反正我不是反革命。”彭德怀即便不说，张爱萍也知道，他怎么可能是反革命。哎。

66年后，一次关于彭德怀的大会上，张爱萍陪斗，他几次抬头看彭，想有眼神交流，但彭始终自始至终没有把头抬起来。若彭德怀知道，他过去那些一起爬过雪山、走过草地的老部下们，如今的处境和遭遇，跟他大差不多，他不知是感到没那么孤独的安慰，还是一种说不出的悲哀。

66年后，张爱萍在被关押期间受尽磨难，于72年断腿，后被送到301医院匿名就医。他得知彭德怀就住自己楼上时，心情激动万分，说什么也要去看一看。

当时张爱萍刚接受手术治疗，行动不便，去哪都得拄着双拐杖。他独自一人，偷偷地、艰难地爬上楼梯，快要走到彭德怀房间门口的时候，附近执勤的警卫发现了，要他立即退后，不许往前了。

张爱萍装作自己找错了房间，试着往里闯，边闯还边大声说：“我是张爱萍啊，这不是我的房间吗？你们为什么不让我进去？我是张爱萍啊，快放我进去，我是张爱萍！”

张爱萍故意弄出的动静，很快就惊动了院方保卫部和彭德怀专案组的人，他被强行架走了。张爱萍不确定，彭德怀听没听见他的声音，他多么希望老首长听见了。张爱萍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告诉彭德怀，他并没有被人遗忘，他的部下还挂念着他。

张爱萍试图用自己拙劣的表演，给彭德怀带去哪怕一分一毫的安慰。即便这样做是冒很大风险的，事后很可能会遭到审查，多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但他不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