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关大捷的背后：桂南会战国军惨败，陈诚白崇禧同时被降级处分

1938年武汉和广州相继沦陷后，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侵华日军转而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试图逼迫重庆政府投降。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切断海外通往中国的国际运输线，以扼杀中国军队的战略物资获得、摧毁中国军民的抵抗意志，而“桂南会战”就是在这个历史大背景下发生的。

第五军军长杜聿明

在日本海军的绝对优势下，我国沿海地区被敌人全部封锁，南方的国际运输线只剩下两条：第一是从缅甸仰光港到云南内地的“滇缅公路”，前半程受英国控制；第二条是从法属越南通往昆明的“滇越铁路”，路权由法国人控制。不过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军鞭长莫及，只能威胁英法两国关闭上述通道，还不敢公开动用军事力量进行切断。

然而另外一条秘密通道却距离日军华南占领区很近，这便是不太为人所知的第三条路线：它从越南河内先通过铁路到边境城市同登（79年军迷都熟悉了它），再从同登通过公路到达广西南宁，武器装备在这里源源不断运进广西，注意啊，这些物资都是中国花钱买的。

荣誉第1师师长郑洞国

日本人很快发现了这条线路的存在，命令驻广州的第21军攻占南宁进而切断之，所以日军1939年发起的所谓“南宁攻略”目标仅仅是桂南部分，并非以侵占整个广西乃至于进兵大西南为目的。是年11月9日，日军参战部队第五师团和盐田支队（TW旅团）在海南三亚集结完毕，由第五师团长今村均中将统一指挥，于六天后突然在广西钦州湾实施登陆。

由于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根本未曾料到日军会进犯广西，因此毫无军事准备，负责钦州湾海防的桂军新编第19师一触即溃。第四战区主力当时都在粤北一线与日军对峙，整个广西境内只有夏威第16集团军的两个军六个师，在日寇广岛师团的猛烈攻击下，仅仅九天时间全线即告崩溃，11月24日南宁失守。

为了巩固南宁的防御，第五师团第21旅团在追击中占领了南宁以北50公里的昆仑关，这是桂南地区进入广西腹地的天险和要隘。重庆方面急调驻扎全州的杜聿明第五军驰援（军委会直属战略预备队），命令该军务必夺回昆仑关。12月18日第五军所属三个师同时发起反攻：戴安澜第200师和郑洞国荣誉第1师正面攻关，邱清泉新编第22师在昆仑关以南阻援。用第五军这样的机械化部队进行并不擅长的山地攻坚战，其实是非常愚蠢的，但是没有办法，附近一时没有其它有力部队。

昆仑关的战役细节不再赘述了，第五军历经旬月苦战，在1939年的最后一天以尸山血海克复昆仑关，消灭第21旅团及增援而来的盐田支队一部共4000余人，击毙少将旅团长中村正雄。然而第五军也付出了可怕的伤亡，官兵牺牲和失踪6400余人，抗日名将第200师师长戴安澜以下负伤11000人，后期投入作战的第66军和第99军也伤亡约12000人，所以“昆仑关大捷”实在是惨胜如败。

第五军的战车部队

更重要的是，第五军基本丧失了战斗力，全部撤出战场至广西迁江休整，昆仑关阵地则由增援上来的第37集团军第66军的159师和160师接防。此间中国军队先后调入广西南部增援的已有第35（邓龙光）、第37（叶肇）、第38（徐庭瑶）三个集团军的番号，加上原有夏威的集团军，仅用于一线的兵力即达10余万人，对战场上日军一个师团附一个旅团构成绝对优势。

然而1940年1月13日，日军增援部队第18师团和近卫旅团到达，战局再次逆转。 已经越过昆仑关准备反攻南宁的国军各部，在日军的攻击和迂回下再次陷入大乱，重庆军委会命令白崇禧反攻宾阳重新夺取主动权，后者回复：“我各部伤亡太大，在日军的迂回下，全线发生动摇，已无法展开攻击”。

1940年2月3日，日军第18师团在攻击前进中再占昆仑关，第21军参谋长佐藤甚至要求军部再增援兵，一口气攻占桂柳地区进逼贵州，沿柳渝路直下重庆，如今回头想想都是一身冷汗。 所幸当时日军还没有进攻川渝的作战思路，因此佐藤的建议被大本营否决，中日两军在昆仑关以北地区形成对峙，桂南会战以重庆军失败而告终。

鬼子虽然没有继续深入，却是把蒋某人吓得够呛，战后在柳州召开军事检讨和追责会议，严厉处分了各级将领，开出了抗战历史上最大最多的一张“罚单”：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降级，从一级上将降为二级上将，且行营从此无权指挥战区军事；前来督战中央军的军委会政治部主任陈诚亦遭处分，第37集团军总司令叶肇送交军事法庭，第38集团军总司令徐庭瑶“撤职查办”（这可是杜聿明的恩师、第五军的创始人），同时又撤了三个军长和三个师长的职，作战不力的第9师干脆被取消了番号，改为“无名师”。

徐庭瑶、杜聿明、郑动国、邱清泉等

这不是危言耸听，四年后的“桂柳会战”（豫湘桂战役的一部分）中，日寇第11军攻陷桂林、柳州后便兵犯贵州，直接造成贵阳几乎不保和重庆震动，国民政府甚至有了西迁西康的打算，而如果他们1940年初就这么干了，抗战形势如何发展，真的很难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