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是封建王朝试图变强的方法之一，通过对国家的制度做出重大的变革，来达到富强之目的；说白了是改变现有的格局，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来使国家富强起来。

自古以来，有名的变法有秦国商鞅变法、宋朝的王安石变法、明朝的张居正变法、清朝的戊戌变法等。

因为变法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所以变法者往往下场很惨的，像历史上商鞅落得被杀下场、王安石是被罢相郁郁而终、张居正死后则是被清算、光绪帝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更是被慈禧太后囚禁起来。

今天我们看待历史，宋安之发现大多数人有一个现象，那就是非黑即白，对于很多历史人物或者事件，要么是一味的赞美，要么是一味的贬低；

以非黑即白的角度来看待历史，其实还是一定错误的，除了那些臭名昭著的耻辱人物以外，其实很多历史人物或者历史事件，还是有着两面性的，既有不好的一面，更有好的一面，不可能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更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

今天宋安之就以王安石变法之中的王安石和司马光来说说历史的两面性。

说到王安石和司马光，这两位可谓是大名鼎鼎，王安石的变法是名垂千古虽败犹荣，而司马光从小就有神童之称，像小学课本里就有司马光砸缸勇救小伙伴的内容，后来司马光写出了资治通鉴，更是使人钦佩不已。

说起来这两个人虽然在今天都是正面形象，其实在北宋灭亡以后的几百年里，王安石被大多数人认为是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是一个负面人物，直到近代才翻案平反。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这跟历史的两面性有什么关系呢，下面宋安之具体来说说。

北宋末年，曾受过蔡京恩惠的杨时，为了替蔡京辩解，在批评蔡京的同时，还不着痕迹的指出王安石变法才是当下恶劣局面的原因所在，对刚继位的宋钦宗上疏说道：蔡京用事二十余年，蠹国害民，几危宗社，人所切齿，而论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蔡京以继述神宗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谨按：安石挟管商之术，饰六艺以文奸言，变乱祖宗法度。当时司马光已言其为害当见于数十年之后。今日之事，若合符契。

意思是虽然蔡京祸国殃民，但罪恶的根源在于王安石变法，正因为他的变法，才导致今日金军南下围城，以至一发不可收拾之局面。

自北宋灭亡以后，王安石更是被定义为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到了南渡以后的南宋时期，也无人有异议，之后历朝历代亦是如此，王安石戴着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这顶帽子，一直到了近代才被翻案平反。

平心而论，今天来看王安石的变法内容，诸如青苗法、市易法、农田水利法、方面均税法等，都是好的变法内容，是切实可行的。

但为什么王安石会在北宋灭亡以后的好几百年里，被视为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呢？

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在于王安石变法触动了守旧派的利益，而且关键是王安石最后变法失败了，身为失败者，自然在所难免的要被胜利者进行恶性评价。

二是在于王安石变法，一开始就有守旧派反对，所以王安石选用人才的范围并不大，因此误用了一些小人，诸如吕惠卿和邓绾等都是一些品行不端之人。

像王安石于熙宁七年四月罢相之时，力荐支持新法的吕惠卿为参知政事，结果没想到吕惠卿想在王安石罢相期内，登上相位，因此刻意制造了几件有损于王安石政治声誉的事情，希望借此阻止王安石的复职，最后搞的二人是反目成仇。

王安石在儿子王雱死后，想要告退，邓绾为了自己的前途，死皮赖脸的请求宋神宗不要让王安石告退，还要求在京城赐王安石一套宅邸。

正因为用了这些小人，所以王安石的很多新法，在贯彻执行的过程中就变了性质，反而是弄巧成拙了。

今天来看，王安石的变法其实并没有错，最多是在用人方面犯了一些错误和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但当时失败以后，王安石就被扣上了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不得不说历史还真是讽刺。

这就是历史的两面性，王安石因为当时变法失败了，所以被人以非黑即白的角度说的一无是处，说成是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直到近代，才被翻案平反，才被客观看待。

说完王安石，再说说他的老对手司马光。

司马光自北宋一直到今天，一直属于是正面人物。而司马光也的确颇有才华，光是写出资治通鉴，就使人钦佩不已。

但司马光在政治上，无疑是自私自利的，身为守旧派的代表之一，司马光与王安石的政见不合，简直是有些丧心病狂。

元丰八年，宋神宗驾崩，幼子宋哲宗继位，朝政大权落于高太后之手。

高太后也是守旧派，所以重新起用了司马光，结果司马光为了推翻新法，为高太后想了一个高招，那就是“以母改子”的方法，意思是高太后改变儿子宋神宗的新法，母亲改正儿子的做法，是天经地义的。

司马光是全盘否定了新法，认为这些新法都是这些新法都是“舍是取非，兴害除利；名为爱民，其实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

认真来说，王安石的新法当时已经有一定的成效，而司马光却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新法而要全盘否定，的确操之过急。

像守旧派中就有不少人反对废除新法中诸如保甲法和青苗法。像苏轼和苏辙弟兄，在熙宁年间推行免役法之时，他们是持反对态度的；等到了司马光要把免役法废除之时，他们却又反对废除免役法。

本来王安石变法有了一定成效，如果形成稳定局面，随着时间推移，肯定会使北宋复兴，蒸蒸日上也是指日可待；结果司马光这么一折腾，新法全盘否定，北宋不只是没有了复兴希望，更是因为反反复复的政策，而元气大伤。

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司马光还曾送地于西夏。

在王安石当宰相之时，支持王韶胜利完成了攻取河湟的战役，北宋朝廷在河湟地区建立了熙河路之后，疆域进一步扩大。

后来宋神宗对西夏五路用兵，虽然大败，但由沈括和种谔负责的鄜延路，在这次战争当中，却先后取得了几次战役的胜利，并且夺占了米脂、浮图、葭芦、安疆这四个军寨，都深入到了西夏的境界之内，西夏与北宋是敌对政权，北宋占领这些地方，本是无可厚非。

结果司马光上台以后，竟然设身处地的替西夏着想，提议要把宋神宗在位时期所攻占的所有军寨，要借新帝宋哲宗继位改元的机会，主动的退还给西夏。

司马光在元佑元年的春天，还特地写了一道《论西夏札子》说道要将这些土地还给西夏，说得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西夏没有侵占过北宋土地一般。保守派众人则是纷纷厚颜无耻的支持，文彦博还火上浇油的提议，要把王韶从吐蕃诸部手中收复熙河路的全部地区及其兰州，也一并奉送给西夏。

文彦博的这种愚蠢想法，没想到马上得到了司马光的赞同。

他们马上草拟了一个理由：如窃人之财，既为人所执，犹不与之，可乎？

意思北宋跟贼一般，偷了人家的东西了，是不太道德什么的。

面对这个幼稚理由，变法派人物安焘马上驳斥说道：自灵武以东，皆中国故地。先帝兴问罪之师而复之，何乃借谕如是？

先帝有此武功，今无故弃之，岂不取轻于外夷？

其他大臣诸如孙路和游师雄等人皆是反对，结果却是虽然熙河一路得以保全下来，但是沈括和种谔等人浴血奋战得来的米脂、浮图、葭芦、安疆四寨，还是被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拱手送给西夏了。

这一做法，无论是当时亦或今天来看，无疑昏庸至极，竟然将浴血奋战收复的土地拱手送于西夏，还认为自己这方是贼，这样只是物归原主而已，简直是愚蠢至极。

司马光将北宋收复的疆土，就这样轻飘飘的拱手送与西夏，结果是什么呢？

是至今大众都在称赞司马光，而这件事被人刻意的选择性遗忘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司马光属于当时的胜利者，有人为他歌颂罢了。

在非黑即白的观点下，胜利者司马光的拱手送地的愚蠢之事，都被人选择性遗忘了，可见历史需要两面性看待，是多么困难，是多么可贵。

所谓看待历史，还是少一些非黑即白，多一些两面性的客观看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