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这个名字有的人陌生，有的人熟悉。他是我们1935年到1943年的党内一把手，是1935年决定中国命运唯二的关键性人物。毛主席能够重新工作、逐渐掌握大权，张闻天是个功不可没、绕不开的人物。

很多人都以为遵义开完后，毛主席就成手握实权、名正言顺的一把手了；实际上，在这之后的八年时间里，张闻天、周总理的职务、权力都比他高、大。张闻天是一个不慕名利、高风亮节的同志，他担任一把手的八年时间里，曾两次主动让位。

毛主席曾说，“洛甫（张闻天的化名）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张闻天从王震口中听到这句话时，激动得连声说道：“这是对我的最好评价。”可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跟彭总一起栽了跟头。

1959年的庐山会议，对张闻天的一生产生了巨大、不可磨灭的影响。他犯过错误，也立下功勋；可是在59年后，他的功勋不再被人提起，他的错误却像一个污点落在白纸上，不断扩大，直至铺满。

张闻天公开表态，大力支持彭总在7月14日给毛主席写的信。他坚信自己的观点和论点是正确的。在小组会上发言后，秘书曾提醒他要注意，据目前形势，可能有人对他的发言进行批判、反驳。当时张闻天胸有成竹地说：“我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们反驳不了。”

两天后，毛主席进行了一次怒气冲冲、改变会议方向的讲话。张闻天忽然发现自己与素来正确的毛主席的观点背道而行。他立即主动、公开、从严地检查自身，并再三恳求小组和大会，不要把自己的发言引发下去。可惜，亡羊补牢，为时晚矣。他的请求均没得到批准。

张闻天有些慌了，他几次打电话到毛主席处，要求面谈解释自己的一些言行，表示自己并没有其他意思。可是被各种理由所拒绝。不过，到8月2日，毛主席给他写去一封信，也就是后续各项会议的重要学习材料之一的《给张闻天的信》。

信的开篇，毛主席就用恨铁不成钢的语气说：“怎么搞的。你陷于那个军事俱乐部里去了。”这不是疑问，而是肯定。他还挑明了张闻天发言后的心情是如何：“讲完没两天，你就心烦意乱。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被人们缠住脱不了身。自作自受，怨得谁人？”

“我认为你是旧病复发，你的老而又老的疟疾原虫远未去掉，现在又发寒热了。你这个人很需要大病一场。”这段批评可谓相当辛辣，涉及过去和现在，“处理想法”也在里面。信的结尾，毛主席要张闻天“痛改”，还说“承你看得起我，打来几次电话。想到我处谈一谈”。先说愿意谈，后说今日太忙，日后再讲。

这封给张闻天的信，毛主席用四字定位，“达我悃忱”——表示我是诚恳的。信中还写到汉代辞赋家枚乘的赋作《七发》，意在毛主席希望大家可以用它来批判那些出现“泄气、悲观、糜烂、右倾”等思想的人。

毛主席指示工作人员将《七发》印发给参会者，并作下很长的批阅，以便他人了解。“枚乘所攻击的是那种泄气、悲观、糜烂、右倾上层统治的人们。我们现在也正有这种人。”

可惜，事与愿违，《七发》没发挥毛主席所希望的巨大作用；庐山上和庐山下，大部分人都采取寻找“莫须有”的问题的方式，来追逼“军事俱乐部”的人和事。这有点像1966年到1976年十年间发生的种种。

如狂风中的风筝，不再被拉线者控制，肆意飞翔，要么等到狂风停下，风筝慢慢落地；要么放开手中的线，让风筝飞向远方，省得手掌被线撕扯出血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