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当毛泽东回忆起数年之前自己第一次出访苏联，住在莫斯科姐妹河别墅的那些日子，曾说出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老虎口里的肉还是可以拿出来的！”

毛泽东对这段经历始终久久难忘，因为这涉及到刚刚建立的新中国的主权、安全、利益问题！

01 毛泽东巧妙虎口夺肉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新中国成立的两个月之后，毛泽东首次访问苏联。

他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废除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同苏联签订的不平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重新签订新中国和苏联之间的新条约。

然而，由于涉及苏联国家利益，斯大林就此问题却一直避而不谈，毛泽东所说的从“老虎”口中取“肉”就是这份新条约的签订。

而就在此时，英国路透社突然声称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起来了，这个蓄意捏造的假消息却为中苏签订新条约带来了转机。

英国通讯社捏造的消息一经传出，苏联方面很是紧张，为了戳穿谣言，经中苏双方商议，毛泽东于1951年1月1日，同意发表一个答苏联塔斯社记者问，并于第二天刊登在《真理报》上。

在回答记者的问题中毛泽东这样说：

“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的决定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

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

毛泽东答记者问一经发表，软禁谣言不攻自破，毛泽东也趁此机会将签订新条约的事情昭告了世界。

而与此同时，他还做了一件非常巧妙的事情。

一九四九年底北京获悉，缅甸和印度政府愿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作为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和英联邦其他国家也将采取承认新中国的步骤。

当时这些消息以电报的形式，通过时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周恩来上报给了毛泽东。

一九五零年一月一日，毛泽东利用同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会面的时机，非常郑重且巧妙地透露给了苏联方面。

而这与毛泽东同意发表答记者问，驳斥谣言发生在同一天。

这一切的开始，都要从二战时期英国著名的首相——丘吉尔，开始说起。

那时候二战已经结束，而丘吉尔本人则在一九四五年的英国大选中落败，不再担任英国首相。

他来到了美国富尔顿城，发表了一次被称为“铁幕演说”的演讲。

1946年3月5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还不足一年，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城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反苏联反共产主义的演说。

在这次演说中，丘吉尔运用“铁幕”一词的意思，就是在攻击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用铁幕笼罩起来禁锢自身，所有此演说被称为“铁幕演说”。

“铁幕演说”也被认为是正式拉开了冷战的序幕。

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提出了“杜鲁门主义”，主张遏制共产主义，标志着以美国为主的资本主义阵营与苏联为主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冷战正式开始。

美英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昭然若揭的敌意是斯大林心中的极大忧患，如果中国能进入社会主义阵营，对于苏联是十分有利的。

毛泽东与斯大林通力合作，粉碎了西方妄图挑拨分裂中苏两国关系的谣言，也传达出了一个十分强烈的信息，那就是中国愿意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毛泽东在建国之初就访问苏联，签订《中苏新条约》以及加入社会主义阵营都是他的重要考虑，这源自于1949年6月毛泽东提出的“一边倒”方针。

这里要重点强调的是，“一边倒”是指国际战略态势上的一边倒，绝不意味着处处都依从别国，更不是去做附属国。

恰恰相反，它是以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为前提的。

与毛泽东提出的“一边倒”方针相对应，苏联在亚洲也需要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盟友，这让斯大林更加坚定了将中国纳入社会主义阵营的决心，并重新考虑毛泽东提出签订新条约的要求。

就在七十年前。1950年1月2日的早上，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刊登在了苏联的《真理报》上，粉碎了英国通讯社的谣言，商讨签订中苏新条约的转机就这样到来了。

当天晚上八点，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莫洛托夫和曾经秘密访问过西柏坡的米高扬就来到了毛泽东在莫斯科的居所。

当莫洛托夫和米高扬询问毛泽东对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意见时，毛泽东开门见山地问道：“苏方是否同意签订新的条约，并且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是否可以让外交部长周恩来感到莫斯科。”

而莫洛托夫在此前已经得到了斯大林的授权，对这两件事情都表示了肯定，半个多月的等待终于有了进展。

1950年1月10日，周恩来带领着他组建的谈判代表团从北京出发，乘火车前往苏联莫斯科。

就在他们赶赴莫斯科的时间里，毛泽东开始了他在苏联的参观游览。

在莫斯科，毛泽东拜谒了位于红场的列宁墓献了花圈，随后又抵达列宁格勒进行访问，并驱车前往波罗的海参观，可以看出毛泽东此刻的心情是比较愉悦的。

但就在这短短的几天之内，国际上又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对于中苏新约的签订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在新闻媒体上进行了对苏联与中国的长篇大论，还说苏联其实已经将中国的北方国土全部侵占等等。

艾奇逊是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重要助手，在美国政坛有很大的影响，他的一番讲话无疑是在挑拨即将签订新条约的中苏两国。

而这已经不是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第一次插手中国事务。

早在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美国国务院发表了名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

它讲述了从抗日战争末期到1949年期间，美国为了反对中国共产党，实施扶植蒋介石的政策，千方百计地反对中国人民。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为此将，自己呈送给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附信》也和白皮书一起发表。

面对这种情况毫无底线的内容，中国当然不会置之不理。

从1949年8月14开始至9月16日，毛泽东先后为新华社撰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五篇针对这一白皮书的评论。

在五次评价白皮书中，针对艾奇逊文章中颠倒事实黑白的情况，毛泽东进行了揭露和驳斥。

这就是毛泽东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第一次“交手”。

时隔不久，1949年底毛泽东出访苏联，中苏两国即将签订新条约，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蓄意挑拨，用意险恶地破坏中国与苏联的关系，阻止中国进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就在艾奇逊发表演讲的五天后，毛泽东结束参观回到莫斯科的居所，通过中国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莫洛托夫得知了两个王的讲话内容，决定同意由中蒙苏三国各发表一个声明，对艾奇逊的造谣予以驳斥。

毛泽东以犀利的笔锋和他特有的风格，尖锐泼辣地驳斥了艾奇逊。

1950年1月21日，苏蒙两国也发表了声明，毛泽东从大局角度考虑问题，没有被美国的蛊惑所影响。

毛泽东坚持他所提出的“一边倒”外交策略，坚定要进入社会主义阵营，这对中苏新条约的签订起到了推动作用。

就这样，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蓄意挑拨中苏关系的风波，在中苏两国领导人的合力之下成功化解。

02 一波刚平 一波又起

但是，就在中苏新条约即将进入谈判阶段的档口又突然再生波折。

这场波折的源头，就是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前夕，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秘密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条约中规定“中华民国和苏联将共管长春铁路三十年，共享旅顺海军基地三十年，大连为自由港，中苏共同经营中长铁路和南满铁路。”

这个条约是雅尔塔协定的产物，而雅尔塔协定是苏、美、英三国背着中国签订，条约中的内容极大侵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使得苏联在中国东北取得了巨大的利益。

签订新条约是毛泽东此次苏联之行重要而紧迫的任务，而苏联在东北的这些特权是新条约中最棘手的。

这时，担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周恩来乘坐火车来到莫斯科，一下火车就前往了毛泽东居住的莫斯科郊外别墅，与毛泽东商谈准备谈判签约事宜。

就在毛泽东外出参观，周恩来乘坐火车前来苏联的这段时间，苏联方面成立了包括莫洛托夫、米高扬、维辛斯基在内的专门委员会，以及一个庞大的工作班子草拟条约及有关文件的文本。

1950年1月22日，莫洛托夫、米高杨、维辛斯基将专门委员会起草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十二个文本草案，作为专门委员会准备的草案委员会稿报送给斯大林，斯大林表示同意。

当天，毛泽东与周恩来前往克里姆林宫与斯大林进行了一次正式会谈。这次会谈，正式开启了中苏商议签订新条约谈判的序幕。

会谈的氛围很是融洽，在谈到旅顺、大连以及中长铁路的问题时，斯大林均表示出了让步态度，苏联驻军可以从旅顺港无条件撤离，具体时间可以商量。

在会谈中还确定了关于贷款协议问题，毛泽东表示贷款协议总的来说对中国是很有利的，年利率仅为百分之一。

斯大林说：“我们向人民民主国家贷款利率为百分之二，给中国以低的贷款利率，是因为中国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通过这次会谈，中苏双方在主要问题上，在原则问题上达成一致取得重大进展，这为以后的谈判奠定了基础。

一九五零年一月二十三日谈判正式开始，但苏方将草案搬上了谈判桌后，中方当即发现这一份草案有答案问题。

这个草案与一九四五年的协定相比，在中长铁路、旅顺和大连的问题上，除了规定苏联驻军会在一九五零年之后开始陆续撤退，其余一切照旧。

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按照苏方草拟的方案来签约，那么一定会在中国的东北留下诸多隐患。

作为中方的谈判代表，周恩来敏锐地发现，苏方草案里缺少了很多在一月二十二日与斯大林会谈时达成的共识，而这些共识，正是能够达成新条约平等性的必要条件。

相隔仅仅一天，情况有所变化，但是在旅顺、大连以及中长铁路的问题上，毛泽东和周恩来绝对不会妥协。

对于谈判的不顺利，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心知肚明，在旅顺、大连以及中长铁路的问题上，苏联拟定的草案含糊其词，其实就是因为新中国刚刚成立一穷二白，没有建制完备的海军。

而旅顺港当时是一个纯粹的军港，所有苏联认为即使交还给中国，中国也难以让这座港口有用武之地。

而旅顺港对苏联的意义不必多说，从沙皇俄国时代起，它就是俄国梦寐以求的太平洋出海口和不冻港。

此外，大连、中长铁路对苏联同样重要，苏联不会轻易将这些在东北取得的巨大利益交还给中国。

在莫斯科姐妹河别墅里，毛泽东和周恩来思考着如何应对这一局面，决定不能按照苏方的草案来进行修改，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一致意见。

就在谈判开启了几天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组织谈判代表们补充了许多之前达成共识的重要内容，重新写了一个草案交给苏方。

为了在名称上区别于旧的条约，周恩来提出新条约在名字上可与旧条约有所区别，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基础上加上“互助”二字，名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一建议得到了毛泽东和谈判代表的赞同。

中方草案提出之后，双方在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问题上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斯大林甚至亲自修改表明，苏联方面对于中方关于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问题保持不同意见。

“如果在本协议生效的三年后，中国仍然没有同日本签订合约，苏联军队也应该在该协议生效的三年后撤出阿瑟港地区。”

阿瑟港是西方对于中国旅顺口的称谓，可是这里面又和日本扯上了关系。

原来刚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还没有同日本签订和平协议，这就意味着日本还有威胁中国国土安全的可能性。

而旅顺口和中长铁路，一个是军事港口，一个是军事运输线路。

苏联声称一旦日本再次侵略中国，苏联便可以通过旅顺军港和中长铁路运送兵员和军舰，保护中国国土安全。

但是新中国有自己的原则，早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国民党时代的所作所为，中国共产党是完全不会同意的！

这就是毛泽东提出的重要外交方针——“另起炉灶”。

正是在这一外交方针的指导下，对于苏联从国民党反动派手中取得的中国东北特权，新中国绝不会妥协，中长铁路。以及旅顺、大连的问题必须要得到解决。

苏方谈判代表之一的米高扬，非常坚持条约中原来的条款，尤其是在中长铁路问题上。

他说：“中国连苏联在一条铁路上调动军队都不愿意同意，如果连这样的让步中方都不能做出，那我们还算什么同盟者呢！”

对于苏联方面在中长铁路上的不同意见，毛泽东与周恩来商量后决定，如果中国与日本在三年内仍然不能缔结和约，在中苏新条约中，应该规定三年期满就将旅顺港和中长铁路归还中国。

而大连为苏联代管或租用的产业，由中国政府接受。

而在这三年内，周恩来提出，即便苏方要在中长铁路长调动军队，也必须是在苏联面临战争威胁的情况下；而与之对等，一旦情况必要，中国也可以利用苏联境内的西伯利亚铁路。

在中国提出解决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草案的三天后，对于中方提出的种种权益，斯大林一一答应了。

这就让人感到不解，仅仅几天的时间，斯大林为何会这么快就改变了态度呢。

原来在中苏谈判缔结新条约的这段时间，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一直试图加以干扰。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公共场合表示，台湾和朝鲜半岛都不在美国太平洋的防御线之内。

杜鲁门也说，美国是不会给台湾的国民党提供任何帮助的，这明显是美国挑拨中苏关系的迷惑信息。

为了干扰中苏两国缔结新条约，阻止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阵营，美国不仅仅是发出了具有迷惑性的示好宣言，而且还散布谣言。

1950年的1月底和2月初，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后两次致电驻法国大使，让他通过适当的渠道散布一些消息。

“苏联要求控制秦皇岛、烟台、青岛等战略港口，毛泽东被排斥在条约谈判之外，甚至遭到软禁；中苏条约的不平等条款将出现在秘密协定中”。

尽管很快证实，在艾奇逊授意下，散布的言论都是彻头彻尾的谣言。

但在当时，这些具有很大迷惑性的谣言在国际上产生了一些影响，这引起了斯大林的关注与重视。

如果这次谈判失败，必然会影响中苏两国之间的关系，况且苏联在东北的特权利益并没有多少根基，这两相对比孰轻孰重，斯大林当然很清楚，他不会让美国的阴谋得逞。

随着谈判的深入，尤其是苏联方面的让步，使得中方草案中的绝大部分内容都得到了认可。

随着中苏谈判的继续进行，条约和各项协定的起草及修改工作也在逐步完成中。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时，毛泽东与斯大林并肩站立，毛泽东的脸上并没有如释重负的轻松感，因为这次赴苏联访问，谈判经历了太多波折。

毛泽东曾在五十年代末向身边的人提到，这段日子就是“虎口夺肉”。

03 尘埃终将落定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到了1952年的最后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和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乘专机到达哈尔，参加中长铁路移交仪式庆祝大会。

1955年1月14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奉命从朝鲜东海岸回国抵达旅顺，接管苏军的防务。

就在同年的五月十六日，驻扎在我国旅顺口地区的苏军指挥部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十二万人，全部撤离旅顺回到苏联。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苏联正式开启了对中国的援助。

苏联的三亿美元贷款按1950年的汇率，折算人民币约合九亿元。

在三年恢复时期，中央政府总投资62.99亿元中，所占比例高达百分之十四点三。

一九五二年，中国制定“一五计划”时，斯大林同意帮助建设一百四十一项重点工程。

一九五四年，赫鲁晓夫又追加了十五项，并提升了质量，成为奠定中国工业化基础的著名的“一百五十六项”。

在苏联的帮助下，我国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外交的第一次重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