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39年的春天，重庆街头人来人往。李克农正与地下党员王莹、金山商讨事情，突然远远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匆匆走来。那人低着头想要快步通过，李克农却情不自禁喊出了对方的名字。这一声招呼，让在场所有人的神经都紧绷起来。当天晚上，周恩来得知此事后，脸色异常严峻，他厉声对李克农说：＂你和他打招呼，若是暴露了他的身份，你负责！＂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一向沉稳的李克农会做出如此冒险之事？那个行色匆匆的身影又是谁？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隐秘故事？

一、谢和赓的革命源起

谢和赓出生在广西桂林城北的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父亲谢顺慈是清末秀才，在当地开设私塾，教授学生诗书礼乐。1912年，谢和赓呱呱坠地时，正值辛亥革命后不久，整个中国正处在新旧交替的动荡年代。

在谢家，最让谢和赓敬重的是他的二哥谢铁民。谢铁民自小就展现出过人的才智，不仅精通文史，还对时事政治有着独到的见解。1927年，谢铁民在广西大学读书时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随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经常给年幼的谢和赓讲述革命道理，也带他阅读进步书籍。

1930年，一场意外改变了谢家的命运。谢铁民在组织广西农民运动时不幸被国民党军队发现，在转移途中壮烈牺牲。这个消息传来，谢和赓握着兄长生前最后留给他的一本《新青年》杂志，暗自下定决心要继承兄长的遗志。

1931年冬天，在广西大学就读的谢和赓通过学校进步社团，结识了地下党员李明。在李明的引导下，谢和赓开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积极参与学生运动。当时的广西大学，虽然表面上被国民党控制，但暗地里却有不少进步师生在开展革命活动。

1932年春，谢和赓经李明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掩护身份，他在学校里表现得极为低调，甚至刻意与一些国民党学生打好关系。这段经历为他日后的地下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党组织很快发现谢和赓有着独特的优势。他出身名门，谈吐不凡，又精通文史，最适合打入国民党上层机关。1933年初，组织决定派他到冯玉祥的部队工作。在此之前，谢和赓需要进行为期三个月的特殊训练。

训练期间，谢和赓学习了情报工作的基本技能，包括密写、暗号、联络方式等。更重要的是，他学会了如何在敌人眼皮底下隐藏自己的政治倾向。当时负责培训的同志对他说：＂革命工作需要伪装，但内心的信仰永远不能改变。＂

1933年4月，经过严格考察，组织正式任命谢和赓为吉鸿昌将军的秘书。这是他革命生涯的第一个重要任务，也是他走上特殊使命道路的开始。

二、潜伏之路

1933年夏天，谢和赓正式走马上任，担任吉鸿昌将军的秘书。这份工作让他有机会接触到许多军政要员，也为他日后打入国民党核心层面奠定了基础。在吉鸿昌部队期间，谢和赓负责处理日常文书工作，因为他的文笔优美，常常得到将军的赞赏。

1934年春，组织突然决定调整谢和赓的工作。当时的广西军阀势力正在发生微妙变化，党组织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宣侠父同志找到谢和赓，向他传达了新的任务：回到广西，打入桂系军阀白崇禧的核心圈子。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组织做了周密的安排。首先，他们请到了冯玉祥和李济深两位将军为谢和赓写推荐信。这两封推荐信成为打开白崇禧大门的关键钥匙。其次，组织安排谢和赓只能与宣侠父保持单线联系，一切行动都要受周恩来和李克农的直接指导。

回到广西后，谢和赓开始在《广西日报》发表文章。他特意研究了白崇禧的军事思想和政治主张，写了一系列颇具分量的评论文章。这些文章既不露锋芒，又暗含对白崇禧的恰到好处的赞誉，很快就引起了白崇禧的注意。

这时，一个意外的机遇出现了。谢和赓的同学马仲孚恰好是白崇禧的妻弟。马仲孚在白崇禧面前多次称赞谢和赓的才学，这让白崇禧对这位年轻人更加关注。1935年初，白崇禧终于召见了谢和赓。

在与白崇禧的第一次谈话中，谢和赓展现出了过人的才智。他对军事、政治、文化都有独到见解，而且说话谦逊有度。这次谈话之后，白崇禧立即决定让谢和赓担任自己的机要秘书。

为了进一步拉近关系，白崇禧开始为谢和赓张罗婚事。他有意将妻子的表妹许配给谢和赓。这个提议让谢和赓陷入两难：如果拒绝，可能会引起白崇禧的猜疑；如果接受，又会影响地下工作。经过组织研究，最终决定同意这门亲事。这个决定果然让白崇禧十分高兴，对谢和赓更加信任。

1937年，白崇禧接到调令，前往南京担任要职。在挑选随行人员时，他谢绝了李宗仁推荐的其他人选，只带了谢和赓等少数几个亲信。这个决定充分显示了白崇禧对谢和赓的信任已经达到了相当程度。

到达南京后，谢和赓的工作变得更加重要。他不仅要处理白崇禧的日常事务，还要参与起草重要文件。每当白崇禧需要向蒋介石汇报工作时，都会让谢和赓负责文稿的起草工作。就这样，谢和赓成功打入了国民党的核心圈子，开始了更加危险而重要的地下工作。

三、关键的情报工作

1937年末，白崇禧准备向蒋介石呈递一份关于抗日战略的建议书。这份后来被称为＂万言书＂的文件，由谢和赓执笔起草。在起草过程中，谢和赓巧妙地将党组织对抗日战争的部分主张融入其中，使白崇禧的建议在某些方面与我党的抗日策略不谋而合。这份文件最终得到蒋介石的重视，为后来国共两党在抗日问题上的合作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1938年春，白崇禧需要在国民党军事会议上发表重要演讲。谢和赓受命修改演讲稿时，面临着一个危险的局面。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派人送来了一份材料，要求必须加入到演讲中。这份材料中包含了大量针对共产党的攻击言论。谢和赓以词不达意为由，多次修改，最终成功淡化了反共内容，将演讲重点引向加强抗日。

在与军统组织的周旋中，谢和赓展现出了高超的智慧。1938年夏，军统特务怀疑白崇禧府上有共产党暗探，准备展开秘密调查。谢和赓通过白崇禧夫人的表妹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布置了一个反向迷惑计划。他故意放出消息，说有日本特务想要渗透到白崇禧身边，这让军统的注意力转移到了追查日谍的方向上。

1938年底，党组织在重庆的一个秘密据点被军统发现，多名同志被捕。谢和赓获悉后，利用职务之便，主动请缨协助白崇禧处理相关案件。他以调查案情为由，多次前往监狱，暗中为被捕同志传递消息，并设法营救出其中两名重要同志。

1939年初，八路军在后方的物资补给遇到严重困难。谢和赓获知这一情况后，开始在白崇禧的军需系统中做文章。他利用职务便利，在军需物资调配过程中动了些手脚，使一批重要物资能够通过地下党的秘密渠道输送到前线。这些物资包括医疗用品、通讯器材等，对支援抗日前线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了完成这些危险的任务，谢和赓必须格外小心。他每天都按时出现在白崇禧的办公室，处理日常公务，表现得既不太积极也不太消极，保持着一个秘书应有的分寸。他经常陪同白崇禧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和其他高级将领的秘书们保持着适度的来往，既不疏远也不过分亲近。

这期间，谢和赓还建立了一个隐蔽的情报网。他利用白府中的勤务人员、司机等基层工作人员，收集各种看似不起眼但实则重要的信息。这些信息经过整理后，通过特殊渠道传递给党组织，成为制定政策的重要参考。

然而，越是处在关键位置，工作就越发危险。1939年春天的那次街头偶遇，将谢和赓多年来苦心经营的地下工作推向了一个危险的边缘。

四、危机与转机

那次街头偶遇后的第三天，军统特务处突然对白崇禧府邸周边展开了秘密监视。谢和赓发现跟踪人员后，立即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他先是借口白崇禧夫人生病，暂停了所有不必要的社交活动，随后又以整理档案为由，将所有可能暴露身份的文件销毁。

1939年4月，情况进一步恶化。军统特务处派人以送资料为名，来到白崇禧府上。这些特务带来了一份名单，上面记录着一些可疑人员的活动轨迹。谢和赓在查看名单时发现，其中就包含了那天与他打招呼的李克农的活动记录。

面对这个危机，谢和赓采取了一个大胆的行动。他主动向白崇禧汇报说，最近发现有人在暗中调查府上的工作人员。他表示，这种行为严重影响了将军的威信。白崇禧听后十分恼火，立即打电话向戴笠质问。这一举动反而打消了军统的怀疑，因为在他们看来，一个共产党地下工作者不会这样高调地提出质疑。

为了进一步消除疑虑，谢和赓开始频繁出入国民党的一些重要场合。他在这些场合表现得格外活跃，不时发表一些符合国民党理念的言论。同时，他还主动向军统提供了一些关于日本特务的情报，这些情报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既不会危害党的工作，又能让军统觉得有价值。

1939年夏天，白崇禧受命筹备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这次会议将讨论对日作战的重要部署。谢和赓在准备会议材料时，发现了一份关于共产党在敌后根据地活动的密报。这份密报如果递交上去，将会给党的抗日工作带来严重影响。

在这个关键时刻，谢和赓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利用自己整理文件的便利，将这份密报与其他几份文件搞混，然后以文件分类错误为由，将密报转入了另一个部门。等到军事会议开始时，这份密报已经被淹没在大量普通文件中。

1939年秋，白崇禧因为一些政见分歧，暂时离开重庆返回桂林。这个变动给谢和赓的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在白崇禧离开期间，他以整理文件为名，留在重庆继续工作。这段时间，他得以更自由地活动，为党组织传递了大量重要情报。

然而，这种相对宽松的局面并没有持续太久。1939年底，军统特务处开始在重庆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肃特行动。多个地下党组织的联络点被破坏，一些同志不幸被捕。谢和赓不得不再次回到白崇禧身边，以避开军统的注意力。在这个过程中，他临时改变了与组织的联络方式，采用了更加隐蔽的通信手段。

五、最后的潜伏岁月

1940年初，白崇禧重返重庆，负责指挥第五战区的军事行动。谢和赓作为白崇禧的机要秘书，开始接触到更多军事机密。这一时期，他获取了大量关于国民党军队调动的重要情报，这些情报为我党在华北地区的军事行动提供了重要参考。

在这个阶段，谢和赓的工作方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不再像以前那样频繁地参与社交活动，而是把更多时间用在整理军事档案上。通过这种方式，他得以系统地掌握国民党军队的部署情况。同时，他还建立了一个以白府园丁为核心的情报网，这些普通的工作人员成为传递信息的重要渠道。

1940年夏天，一个意外的机会让谢和赓接触到了国民党的最高军事机密。当时，蒋介石召开了一次秘密军事会议，白崇禧因病未能亲自参加，便派谢和赓代为前往记录会议内容。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详细阐述了对日作战和围剿共产党的双重战略。谢和赓将这些重要信息通过特殊渠道传递给了组织。

1941年春，军统特务处在重庆展开了新一轮搜查行动。谢和赓提前得到消息，立即通知组织转移了一批重要档案。同时，他利用白崇禧的关系网，暗中打探军统的行动计划，为组织争取到了宝贵的转移时间。

这一年的夏天，白崇禧的一位老部下来访，带来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军统特务处正在调查白府周围的可疑人员，其中就包括一些经常出入白府的工作人员。谢和赓当机立断，主动向白崇禧建议清理府内人员，借此机会调整了几个可能暴露的同志的工作岗位。

1942年初，谢和赓遭遇了最危险的一次考验。一名被捕的地下党员在审讯中供出了与白府有关的一些线索。军统特务准备对白府进行秘密搜查。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谢和赓收到了组织的紧急指示：必须立即撤离。

然而，谢和赓经过深思熟虑，决定留下来继续工作。他认为，此时撤离反而会引起更大的怀疑。为了应对危机，他主动向白崇禧汇报了府内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并请求彻查。这个看似冒险的举动反而打消了军统的疑虑。

1943年，谢和赓开始为自己的转移做准备。他以家中老母亲病重为由，多次向白崇禧请假返乡。在这个过程中，他逐步减少了与组织的联系，将重要情报工作转交给其他同志。同时，他还精心设计了一套离开后的应对方案，确保不会留下任何可疑痕迹。

1943年冬，在组织的周密安排下，谢和赓终于完成了他长达十年的潜伏任务。这位在国民党高层周旋多年的地下工作者，最终安全地回到了解放区。他带走的不仅是大量重要情报，更重要的是为党的地下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