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峯言峯语

刘备在221年，也就是曹丕称帝的第二年，也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年号章武。当年他发兵东征，结果第二年就在夷陵惨败，只能退守白帝城。他觉得自己没脸再见四川的老百姓，气得心脏病发，一病不起，最终在223年去世，享年六十三岁。

临死前，刘备把诸葛亮叫到白帝城，为了坚定诸葛亮的心，他说：“

你的才能是曹丕的十倍，一定能够治国安邦，完成大业。如果我的儿子能辅佐，你就辅佐他；如果他不成器，你就取代他。

”

诸葛亮听了，既感动又害怕，泪流满面，决心全力以赴，甚至肝脑涂地，也要辅佐刘备的儿子刘禅。刘备还让李严做诸葛亮的副手，并嘱咐刘禅要像对待父亲一样尊敬诸葛亮。刘禅即位后，就是后主。

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里回忆说：“

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

”这话一点不夸张。

夷陵之战，蜀汉可是损失惨重，精兵强将死伤过半，物资装备几乎全没了，曾经的盟友也变成了敌人。外有强敌虎视眈眈，内部也是矛盾重重。

刘备进蜀后，想方设法笼络东州的人士，但对益州的人就差多了，给的官职总是低人一等。如果有人犹豫不决，刘备绝不手软。

彭兼和张裕是益州的名人，一个曾煽动马超叛变，另一个散布刘备在益州待不久的谣言，结果都被杀了。

有人觉得证据不足，刘备却说，门口的芳草香花，如果妨碍出入，就得除掉。

有人劝诸葛亮，我们好歹是外来的，怎么着也得对原来的主人客气点，诸葛亮却坚决地说，我们不会重蹈刘璋父子的覆辙。

因此，益州的本地势力对刘备和诸葛亮心怀不满。

趁着这个机会，汉嘉太守黄元造反了。

黄元的问题好解决，但如何修复和东吴的联盟，平定南中的叛乱，才是真正的挑战。

南中地区，大致就是现在的四川南部、云南和贵州一带。那里住着许多不同的少数民族，统称为西南夷。

刘备一死，这地方就乱了套。

越周的叟帅（也就是贵族，大帅的意思）高定元起兵自称王，样柯的太守朱褒占着地盘不听中央的命令；益州的大姓雍阅杀了太守，还把接任的张裔抓起来送给了东吴；少数民族的首领孟获也跟着起哄，说蜀汉要征收他们根本生产不出来的土特产，煽动大家造反。东吴趁机搅局，封雍阅为永昌太守，刘璋的儿子刘阐为益州刺史。刘阐在交州和益州的边界驻军，和南中遥相呼应。

巴蜀虽然富裕，但没有南中的人力物力支持，要想实现王业，对抗曹魏，那就难了。现在东吴又掺和进来，形势变得更加复杂。

蜀汉那时候可真是小国寡民，势单力薄。刘备一死，这国家能不能继续存在都是个问题。

而且，蜀汉和东吴之间矛盾重重，孙权心里也没谱，到底是该联合蜀汉，还是投靠曹魏，他一直犹豫不决。

对诸葛亮来说，他得解决两个大问题：一是得让东吴继续牵制曹魏，减轻蜀汉的外部压力；二是得让东吴别再插手南中，这样他才能集中精力稳定后方。

所以，恢复和东吴的联盟是当务之急。但怎么说服孙权呢？诸葛亮正头疼呢，邓芝就找上门来了，他说：“

现在主上年幼，刚登基，咱们应该派使者去东吴，重申友好关系！

”诸葛亮一听，这人有两下子，就派邓芝去了东吴。

孙权一开始不见邓芝，邓芝就上表说：“

我这次来，不光是为了蜀汉，也是为了东吴的利益。

”孙权这才接见了他。孙权直接说出了自己的犹豫，邓芝直截了当：“

吴蜀本就是唇齿相依，蜀汉有巴蜀的险要地势，加上诸葛亮的才能，肯定没问题。两国联盟，一起就能兼并天下，至少也能三分天下。如果大王投靠魏国，魏国会要求大王进京，或者让太子去当人质。如果不从，魏国就有借口打过来了，蜀汉也会趁机进攻。那时候，江南可就不归大王了。

”

这一番利害分析，孙权听进了心里，同意恢复联盟，和曹魏断了关系。

邓芝第二次去东吴时，孙权提出了灭魏后两国分治的想法。

邓芝回答：“

天上不会有两个太阳，国家也不会有两个主子。魏国灭了之后，咱们各自凭本事争夺天下，那才是吴蜀开战的时候。

”

这种坦诚和明确的目标，让孙权很欣赏，两国的关系就这么修复了。

吴、蜀联盟恢复后，蜀汉暂时不用担心外患了。

建兴三年（225年），诸葛亮亲自率军南征。南中的叛乱虽然声势浩大，但三方势力各自为战，互相不买账，这给诸葛亮提供了各个击破的好机会。马忠带东路军直取群柯，朱褒很快就被解决了。李恢指挥中路军，切断了雍阅和孟获的退路，逼得他们不得不应战。

诸葛亮的主力军则西进越害，对付最强大的叛军高定元，找机会决战。

雍阅和孟获被逼得只能和高定元联手，准备拼死一战，没想到高定元为了称霸南中，竟然背后下刀子，把雍阅给宰了，援军转眼变成了敌人。

诸葛亮趁机猛攻，一举拿下越害，高定元也被斩杀了。孟获只能撤退，诸葛亮紧追不舍。这年五月，诸葛亮渡过泸水（金沙江）。

这时候，胜利已经在望，为了彻底搞定，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孟获彻底服了，表示南中的人不会再叛乱了。不到一年，南中的叛乱就被平定了。

这次用兵，速度快，过程顺，关键在于诸葛亮坚持了“抚”的策略，以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一路上很少杀戮，目的是希望南中能成为蜀汉稳定的后方，持续提供军需物资。

南中平定后，怎么管理是个大问题。

以前征服少数民族后，通常有几种统治方法：一是用武力逼他们搬家，分散人口，方便控制；二是挑拨他们内部矛盾，让他们自己打自己，就是所谓的以夷制夷；三是派人驻守，威慑当地的豪强，扣留人质，逼他们听话。

两汉、曹魏、东吴都这么干过。诸葛亮的手下也想照着来。

但诸葛亮觉得，派人就得派兵，派兵就得筹粮，兵少了没用，粮少了兵没得吃，对蜀汉来说是沉重负担。南中刚打完仗，当地人伤亡不少，新仇旧恨难消，实力也不足，留太多兵会引起疑虑，时间长了可能又生事端。

南中情况复杂，本来就不信任外人，处理不好，朝廷就成靶子了。

所以，诸葛亮决定用南中人来管理南中，但他也不是完全放手。

他帮着少数民族首领制定大家都能接受的规矩，让他们和睦相处；吸收有威望的少数民族人士加入蜀汉朝廷，用他们的影响力号召南中。

同时，他在南中推广封建生产关系，让首领们用钱帛招募壮丁，训练成军队，招得多的人官就大，有军队的人可以世代做官。这对首领们很有利，把可能的不利因素变成了维护统治的力量。

这一套制度也促进了封建关系在南中的发展。这些都是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的抚夷越策略的具体实施。

诸葛亮在处理民族关系上很有远见，超越了前人，为我国封建时代的民族政策提供了新思路。在他掌权期间，南中确实没再发生大规模叛乱。他的措施对南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南中与内地的联系日益紧密，最终成为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这方面，诸葛亮功不可没，南中人民也一直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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