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3月5日，蒋介石第一心腹陈诚肝癌病逝，弥留之际留下三条遗言：

1.希望同志们一心一德，在总裁领导下，完成国民革命大业。

2.不要消极，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全国军民，共此患难。

3.党存俱存，务求内部团结，前途大有可为。

其中第二条，隐晦地指向了蒋介石爱用浙江人招致世人非议之事。陈诚以浙江同乡、民国大佬、第一心腹的身份说这样的话，蒋介石看后不免默然，心中虽有块垒，但悲戚故人，亡者为尊，也不好再说什么。

其实蒋介石并非顽固的地方主义者，他之所以任用浙江人当心腹，有一定历史原由。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蒋介石也有他的苦衷。

一、国府大员的浙江帮

据说，蒋介石提拔人有三条不成文的规定：一是重用黄埔系出身的军人，因为蒋是靠黄埔系起家的；二是重用同乡；三是重用对蒋介石个人十分忠诚的人。

其中，重用同乡的痕迹尤为浓厚，且蒋介石对同乡的信任和依赖，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了黄埔系。

浙江籍的大员人数众多,比如：张静江、戴季陶、黄郛、邵力子、陈果夫、陈立夫、陈诚、陈布雷、朱家骅、胡宗南、蒋鼎文、汤恩伯、陈仪、戴笠、毛人凤、徐恩曾、叶秀峰、周至柔、俞飞鹏、俞大维、俞济时、林蔚、潘公展、董显光等都是。

大众熟知的，多是国共三年内战中被解放军收拾的大将，比如陈诚、胡宗南、汤恩伯等。拜近年来谍战局大兴所赐，特务系统的“戴老板”“毛局长”，也拥有极高的知名度。

浙江帮在蒋家王朝中的地位超然，除了这几位瓜缘较热的，其他人物，遍布于党、政、军以及交通、财务、军需、后勤、机要、舆论宣传等重要部门,他们都是蒋介石赖以掌握大权的得力干将。

其实，蒋介石不光靠浙江人掌权，在其感情倾向上，对浙江人也是厚爱三分。这其中，以文胆陈布雷与蒋介石的关系，体现得最明显。

陈布雷是浙江慈溪人，大革命期间就被蒋介石罗致于麾下，充分发挥其恣肆之才，为蒋介石出谋划策、执笔论政。陈布雷是个典型的旧式文人，忠君事主之心非常笃实。

蒋介石知道他这个特点，对他十分尊重，以国士待之，从不敢有任何轻慢之意。要知道，蒋介石本性有些乖张暴戾，对部属动辄大骂殴打。比如同是浙江帮的戴笠，蒋介石就经常辱骂，甚至于罚跪、抽耳光。蒋规定,特务人员的职权范围,就是做他的耳目和工具,“除服从领袖命令外,没有你们个人意志的自由”,“你们特务工作就是领袖的耳目,换句话讲,就是领袖所用的革命工具。做工具的人,只有死心塌地的绝对服从主官的命令,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主官要你们死就死,要你们活就活,丝毫没有你们抉择的余地”。

而对陈布雷，蒋介石则把人性中仅有的一点矜持、温暖，都留给了浙江老乡陈布雷。

尽管陈布雷比蒋介石小好几岁,但蒋对陈口口声声称“布雷先生”而不名,相见之时,蒋总是颔首倾听、态度专注。蒋介石这种礼贤下士的作态,使陈布雷感激涕零。陈布雷在日记中写道:“接蒋先生复电,嘱安心静养,不必急急入京,假期即再展延十天亦可。诵电,感激无量。”

陈布雷五十岁寿辰,蒋亲书“宁静致远,澹泊明志”相赠,“略表向慕之意”。显然是自视为刘备,而以诸葛亮自况。

可以说，蒋介石对浙江籍大员的态度，已经超出了正常的主从关系，掺入许多个人感情色彩，从而使得浙江系政治人物地位，远远超越了其他派系。

二、江浙财团

当然，不能说因为蒋介石是浙江人，他就天生喜欢用浙江人。国民党政权中浙江人之所以一骑绝尘，跃居各派之前，也有一定历史原因。其中财政方面的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

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企图武力消灭所有异己力量，当时国民党政权只是一个地方性政权，没有坚实的财力支撑。当时的江浙财团敏锐地看出蒋的力量，决定与蒋合作，从而催生出蒋介石与浙江人物强大地缘纽结。

当时，国内有所谓的三大财团：华北财团、江浙财团、华南财团。其中江浙财团实力最为雄厚。

江浙财团是以上海为基地、以金融资本为核心的资本集团。这个集团，以江苏、浙江籍资本家为核心,其经营范围非常广泛，不仅是银行资本,还包括钱庄资本、商业资本、工业资本等等，各种业务相互结合、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几乎是长三角地带唯我独尊的经济力量。

江浙财团中，又是以浙江人最厉害。比如，江浙金融资本及其主体“南三行”，其中两家都是浙江的：上海商业、浙江实业、浙江兴业。

资本需要政治力量的保护，江浙财团看上了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

1927年2月,江浙财团即派遣虞洽卿、钱新之为代表,到南昌与蒋介石秘密晤谈,共同策划清党和镇压工人运动事宜。双方达成交易,蒋介石表明了反革命态度,江浙财团则在经济上大力支持蒋介石。由于得到江浙财团的允诺,蒋介石便立即亮相,公开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背叛革命事业。

江浙财团急于和政治力量进行捆绑，随即在4月1日向蒋介石提供了300万元。

举世所知，就在这笔经费输入给蒋介石11天后，蒋介石发动了那场被记入中国革命史的臭名昭著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底气来自哪里？就是江浙财团的支持。

上海棉纱大王荣宗敬拍胸脯说:“要铜钱用,我有,……要多少,我出多少。”[5’(P92)以示对蒋介石的支持。

后来蒋介石不断发动进攻中共苏区、新军阀混战等战争，江浙财团更是倾力支持。南京政府发行公债以解决军费，江浙财团认购的公债占全部数额的三分之二！

诸君只闻蒋冯阎桂大战之惨烈，只知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的罪行，岂知这背后，有江浙财团源源不断的银弹支撑。

蒋介石对江浙财团的头面人物投桃报李，让他们在政府中担任高官。

上文提到的虞洽卿，是浙江慈溪人，乃是上海滩有名的大资本家。他与蒋介石地望毗邻，更多了一层亲近关系，令蒋介石备感乡人之可靠。因此，虞洽卿一度担任财政部次长，地位仅次于宋子文。

张静江、戴季陶、戴笠等大佬，与江浙财团也有着许多直接或间接的联系，长期经济、政治上的合作，使得浙江籍人物进入政坛高层的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多地扮演着重要角色。

经济上的影响，很快对民间造成了附带效应。

浙江民间都知道蒋介石的权位，以及对乡人的看重，应募参军、报考黄埔军校的人非常多。据不完全统计，黄埔一期学生706人，浙江籍学生44人；二期学生453人，浙江籍学生68人；三期学生1297人，浙江籍学生180人；四期学生2686人，浙江籍149人。本乡本土学生日渐增多，蒋介石十分高兴。

三、忠诚第一能力第二

蒋介石任用官员，历来高度重视忠诚度。

不管你有多大才能，首先要考量是否忠诚。蒋介石曾说过，蒋曾说:“人再能干,不为我用,又如何?”

民国经济专家，曾任经济部常务次长的何廉，因为有杰出的经济学才能，一度被蒋介石擢为高官，本想一展抱负，推进国民经济建设。结果却发现，他那一套理论在蒋介石面前根本就吃不开。原因倒不是理论有错，而是与财政部长宋子文意见相左，蒋选择信人而不信理论，把何的建议全部搁置起来。

因此,何廉说:“蒋先生主要是一个具有中世纪思想意识的人”;“委员长要求于部下对他的忠心和驯服超过对才干和正直的要求。”

吴国桢说:“他多半是以对他本人的忠诚与否,而不是按他们的能力来挑选指挥官,只要一个人对他忠诚,有点腐败他也不在乎。”

吴国桢这话是有所指的，坊间大多认为说的是陈诚、胡宗南和汤恩伯。

陈诚，浙江青田人。1919年，陈诚考入保定军校第八期炮科。1925年，任黄埔军校炮兵科上尉教官兼炮兵队区队长，这个职务，成了陈诚发家的起点。据说，陈诚某天晚上失眠，便挑灯夜读《三民主义》。校长蒋介石恰巧在查夜，对陈诚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后来一问才知道，这个小个子区队长竟是浙江同乡，次日早操，便把他提升为少校炮兵队长。

此说是否真实，目前还无法考证。军衔提升不是儿戏，蒋介石在军中也必须顾及别人感受，似乎不能这么随意地提拔。但陈诚的浙江籍贯，无疑为他提供了极大的助力。

1926年，陈诚参加北伐，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中校参谋。后来一路官运亨通，30岁的年纪，就当上了少将。

蒋介石还和宋美龄一道做媒，让陈诚娶了民国大儒谭延闿的女儿谭祥，谭祥还是蒋宋夫妇的干女儿，这样一来是亲上加亲、近上加近，从此成为蒋介石最为倚重的同乡、心腹、干将。陈诚的儿子陈履安回忆说，陈诚曾对家人说过，他与蒋介石“名虽下属，恩深骨肉”。

陈诚在军内形成了所谓的土木系，土是十一，木是十八，指的是陈诚担任过长官的十八军、十一师。陈诚在中原大战、抗日战争中都为蒋介石立过大功，蒋介石对他也十分欣赏，要人给人要枪给枪，宠遇一时无二。

但陈诚的本领却算不得多么厉害，至少在军事上，国军将领中比他高明者有许多人。陈诚却倚仗蒋介石的信任，不断排挤异己，尽可能地抓权。

1947年陈诚主持对华中解放区进攻失利，被粟裕的七战七捷打得晕头转向。一时间陈诚遭受大量指责，蒋介石也对两次重兵围攻解放区失利异常恼火（另一场是围攻中原解放区之役，李先念率部成功突围），陈诚第一次遭到信任危机。

陈诚急于摆脱尴尬处境，恰逢东北战局恶化，杜聿明打不过101，局势难以为继。陈诚天真地打算到东北重整局面，挽回面子。蒋介石给了他这个机会。结果到东北上任几个月，老毛病又换了，到处撤军长、撤师长，大量换上土木系心腹。虽然短时间内加强了统一指挥，还被充了十几万兵员。但一到战场上立即现了原形，处处挨打，处处被动，精锐的美械师在东野面前几乎没有招架之功，局面进一步恶化，连沈阳都受到威胁。

东北各界纷纷唾骂陈诚瞎胡搞，葬送了党国前途。后来蒋介石气得没办法，亲自飞赴沈阳召开作战总结会，众将见老头子来了，还摆出一副公平公正的样子，一时间纷纷站出来指责陈诚无能、贪污、搞派系。

所谓贪污之词，确属诬言，陈诚有千般不好，在廉洁操守上倒还过得去。但他在东北搞乱了人心，弄乱了部队，丢了许多城池，这是谁也揭不过去的账。陈诚被说得颜面无光，气愤地站起来，把手枪拍到桌子上，大声说：“我陈诚决心与沈阳共存亡，如果沈阳丢了，我就以这把枪自杀！”

蒋介石虽然生气，但仍然看重陈诚的忠诚，并没有治他的罪。

1948年年底，国民党在辽沈、淮海两大战役中败局已定，蒋介石预感大陆将无法守住，提前在台湾预备退路，环顾当时诸大佬，何应钦面忠心奸不足为恃，阎锡山、白崇禧、李宗仁或是丧家之权，或是乌眼鸡一般等着抢总统之位，次一等的战将，周至柔、胡宗南、汤恩伯、俞大维等要么位望不足，要么能力低下，都不足为任。

若是叫蒋经国去，虽然放心，但儿子远处海外，身边却有乏人使用，选来选去，又选中了陈诚。

江山危急之时，所选必是股肱。可见在蒋介石心中，陈诚确实是当得起股肱二字。

陈诚在台湾一度也被李宗仁拉拢，以至和蒋介石有了些误会。但当台湾风雨飘摇之际，正是陈诚在岛内大力推行经济改革与政治管制，为蒋介石打造了一个十分稳固的局面。

所以蒋介石内心纵然有些疑忌与不满，终究没有给陈诚什么难堪。

1963年，因为“反攻大陆”的计划，陈诚与蒋介石发生了很大的冲突。陈诚对蒋介石说，一旦反攻的号角响起，他仍会请命出征，但他不同意贸然地“反攻”。

蒋介石对陈诚的忠心是不怀疑的，可要是影响到蒋经国的接班，那就另当别论。据说，有一年陈诚过生日，邀请胡适、蒋梦麟、梅贻琦、王世杰南下旅行庆祝。香港媒体将此事渲染为现代的“汉惠帝与商山四皓”，让蒋介石开始有了心结。陈诚心知肚明，决心辞去“行政院长”之职。蒋介石见陈诚如此，知道他不再是传位的“障碍”，于是继续利用他。直到1963年底，蒋介石才同意陈诚退下来。

包括陈诚重病弥留之际的遗言，第一没有提到反攻大陆——这是蒋介石从不离嘴的口号，第二暗指蒋介石过于重视派系和地域观念，按理说这都是大不敬。

换言之，这是陈诚以死进谏，为蒋介石做最后一次贡献，蒋介石也只是黯然无语，并没有对陈诚的后人有过什么惩罚。

四、犯错了也容忍

蒋介石晚年反思他对浙江人的态度，曾说，除了杀陈仪杀得对，其他几个都失于宽纵。

陈仪是浙江人，在国民党内也是位高望重的元老。但1949年1月间，国民党军败退江南，时任浙江省主席的陈仪传言要和平起义，还试图策动汤恩伯向人民解放军投诚。

陈仪曾是汤恩伯的上司，并一手把他举荐给蒋介石，使后者成为炙手可热的军界红人。但汤恩伯反咬一口，立即揭发老上司，蒋介石毫不留情，指示将陈仪逮捕，1950年将其枪决。这是浙江籍国民党元老中，极为罕见的案例。

这件事也再次证明了，在忠诚面前，什么能力、资历统统都不足为侔，只要你不忠于我，立即就是杀。

蒋介石所说的宽纵，最突出的是胡宗南和汤恩伯。

胡宗南是浙江镇海人，黄埔一期生，他在国军中的地位，隐然属于同期中第一人，连杜聿明都比不过他。

内战爆发后胡宗南统领三十万大军镇守西安，长年与彭德怀缠斗，还监视着西北二马，是不挂名的西北王。但胡宗南以三十万之众，迟迟拾掇不下彭德怀数万弱旅，还连连丧师失地，延安得而复失。到1948年后，几乎是一胜难求，一退汉中，再退大西南，最后活活把西南半壁拱手让给解放军。

担负如此重大折期遇，却打成这样，胡宗南难辞其咎。逃回台湾后，胡宗南利用蒋介石残存的同乡之情，又是上书谢罪，又是自请处罚，还迅速脱离了军队，侥幸在蒋介石生气之前，有尊严地退休了。

汤恩伯名位稍低，是兵团司令一级的将军，此人素好保存实力，屡屡临战畏怯。豫湘桂战役中避敌不战，一度被蒋介石猜忌，麾下军队被分调开去。孟良崮之战，指挥不力导致张灵甫74师被全歼，事后蒋介石追查责任，当着一众将领的面，让汤恩伯跪下，用手杖打得他满头满脸都是血。

但因为汤恩伯十分忠于蒋介石，直到败逃台湾前，蒋介石还一直让他带兵。

败退台湾后算总账，汤恩伯没有胡宗南那么好的运气，在台湾几乎立不脚，不得不旅居于日本，后来客死他乡。

蒋介石这种用人风格，世人看得很清楚。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说:“蒋委员长的个人偏向,喜欢任用故旧和他个人认为可靠的老伙伴,以担负重要的职位。至于明知他们腐化贪污有据,或缺少能力等等,他却置之不管。”“委员长选择人员,不是根据于军事上的才能,而是根据于个人的可靠与否,以致政府和军事指挥的局面都每况愈下。”

1941年5月间,熊式辉对浙江人、黄埔系吃香愤愤不平，预言说“再过二年,恐无可用之将”。

文胆陈布雷更是焦虑地说:“现在的干部不行,能行的干部在哪里?新的干部又如何始能起来代替旧的干部呢?这是一个大难题,目前的党,是发牢骚的集团,既无权又无能。”

如此弊病，蒋介石未必意识不到，然而长年形成的政治惯性，又怎能说改就改，败逃台湾后思之，唯浩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