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17岁的毛泽东“立志出乡关”，离家时留诗告诉自己的父亲，称“学不成名誓不还”，更提到了“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决心。

或许后世多有人误解为这是毛泽东在向父亲“抗争”，但它其实是毛泽东对父亲作出的一种庄重承诺。

毛泽东出生的年代，中国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已经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他眼见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和同时代的有志青年一起，从心里催生了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强烈愿望。

虽说没有他也会有共产党，但共产党确确实实是在他的带领下走上了伟大光荣正确之路。

甚至，没有他，就不会有人民军队。

这个17岁离家的青年，在后来带给了世人许许多多的震撼。

毛泽东参与创办了共产党

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结束了统治中国数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树立起了民主共和国的旗帜。

一定程度上，它推动了中华民族觉醒的进程，但它也因为存在“致命的问题”，无法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进行到底。

不过过去了几个月，胜利的果实就被北洋军阀的袁世凯窃取。

彼时，18岁的毛泽东也在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

从那时起，一直到后来参与创办共产党、在党内崭露头角，坐实了领导核心的位置，毛泽东一直在思考辛亥革命的“胜利与失败”。

他希望能从中得到经验和教训，反过来更好助力中国革命。

1939年，毛泽东就写下了《青年运动的方向》，明确指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与失败。

他认为，辛亥革命有它胜利的地方，因为它赶跑了皇帝。但也有它失败的地方，因为它只赶跑了一个皇帝，整个中国却还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

他指出，中国革命胜利的关键之一，在于坚持并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

事实上，20世纪20年代初期，尽管毛泽东还未系统形成这样的理论，但包括他在内，很多有志之士的确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他们在辛亥革命失败后，在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下，痛苦地意识到自己距离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

残酷的现实让他们更加认清一个道理，那就是“中国革命必须有新的领导，必须走新的道路”。

这并非是一个人的经验，辛亥革命后，不少人在挫折中感悟到了这样的道理，也开始了建党的摸索和酝酿。

这其中首要的代表人物是李大钊和陈独秀。

早在1920年4月，李大钊和陈独秀就分别在北京和上海会见了俄共西伯利亚局派来的代表，后者赴华正是为了了解中国情况，确定建党的可能性。

双方就建党问题进行了商谈讨论，8月时，陈独秀在上海成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10月时，李大钊也在北京建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随后，在他们的引领下，董必武、陈谭秋、包惠僧等人也在武汉建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这也是后世常说“没有毛泽东，也会有共产党”的原因。

但不可否认的是，毛泽东也是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早在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就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开始了一段吃尽苦头的奔波时光。

1918年8月和1919年12月的两次北京之行，以及期间在长沙、上海等地的辗转，都使他受益匪浅。

那时，他接触到了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两位巨人——李大钊和陈独秀。

毛泽东与他们相继有了接触和交谈。他们也对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49年，毛泽东回忆此事，还重点提到自己当时“在北京遇到了一个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

他说：“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他还说：“他是我真正的老师，如果没有他的指点和指导，我今天还不知在哪里呢！”

可见，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走上共产主义道路，尤其受到了李大钊的影响和帮助。

等到1920年回到长沙后，毛泽东就开始从理论上探索建立共产党。

陈独秀得知后，于1920年11月来信，正式委托毛泽东负责建立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

毛泽东争取到了近10位成员，当前可以确定身份的只有6人。其中，毛泽东和何叔衡是关键人物，他们也在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时作为长沙的代表出席了大会。

毛泽东作为中共创始人之一的身份，也经此更加得到了证实。

毛泽东领导锻造了先进政党

“中国革命、建设事业必须由一个先进政党来领导”。毛泽东早早就认识到了这一个道理。

也因此，他尤其注重党的建设工作，特别是党的思想建设工作。

彼时，经毛泽东领导，党内逐渐形成“三大作风”，越发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越发提倡密切联系群众，越发懂得批评和自我批评。

中国共产党也形成了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不过，在这样“锻造”的过程里，毛泽东也面临着不小的舆论压力。

比如，1937年发生的“黄克功案件”和1948年发生的“黄寿发案件”，就是毛泽东力排众议，对故意杀人犯进行从严从重处理。

其中，黄克功是在井冈山时期参加革命，因骁勇善战屡立战功的老红军和共产党员，很是受到了党的重视。1937年还被安排进入抗日大学深造。

但他却在这一年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爱上了一个为参加抗日救国毅然奔赴延安的进步女青年，逼婚不成，竟然举起了本为守护群众而佩戴的枪支，当场击杀了她。

毛泽东闻听震怒，哪怕其他人说着诸如“功过相抵”的话，他还是支持了对黄克功的死刑判决。

只因为毛泽东认为，黄克功的这一做法充分暴露了他的卑鄙、无耻、残忍和自私，尤其是他还是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作出这样的事就更应该被追究罪责。

黄克功很快被执行了死刑。毛泽东也将他树立成一个负面的典型，号召全军“引以为戒”。

黄寿发犯了和黄克功相似的“致命的错误”。

他爱上了一个保姆，在确定其怀有身孕后，为了让同为军中干部的发妻“让位”，设法要杀害她。

甚至，因为有黄克功被判死刑在前，他一开始还企图强迫警卫员动手，几次遭拒后，他在大年初二亲手将发妻击杀，事后还伪造了一个自杀现场。

当时党内不少人企图为他说情，以致案发一年后都迟迟没有对他进行处理。后来还是毛泽东得知了此事，亲自下达“处以极刑”的指示，黄寿发才被押至军法处，遭到了枪决。

可见，中国共产党不断锻造成为先进政党的过程里，毛泽东起到了指引方向、掌控局面的关键作用。

这也是他的突出贡献之一。

毛泽东领导建设人民军队

“没有毛泽东，就不会有人民的军队”，这句话在我党、我军的建设史得到了充分的证实。

甚至，美国西点军校一位教员的话也从侧面作了佐证。

他说：“美军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就怕毛泽东化”。

这里的“毛泽东化”指的就是党和人民自己的军队。

它是毛泽东领导建成的强大的武装力量，是属于站在剥削统治阶级对立面的人民自己的力量，也属于维护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力量。

这是中国人民追求自由解放、争取自身权益的坚强的保障，自然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军队感到惧怕。

其实，在中国共产党的幼年时期，为了达到革命的目的，党倾向于和国民党合作建设军队。

当时的具体尝试就是黄埔军校，以及北伐战争时期的军事实践。

但事实证明，“寄人篱下”难成事。合作建设军队，军队的领导权就掌握在了国民党代表的资产阶级的手上，这也使得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时，我党尤其被动，哪怕一退再退，大量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也惨死在了蒋介石的屠刀之下。

正是这一退无可退的惨烈经历，让毛泽东清楚地认识到“枪杆子里才能出政权”的道理。

更为难得的是，毛泽东更进一步认识到共产党的军队，必须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军队”，同时必须保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地位。

1938年，毛泽东就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写下：“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这使毛泽东经过具体实践，从血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人民军队建军的“总原则和核心意思”。

正因为确保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革命战争年代，人民军队才得以及时纠正错误，以党的初心为初心，始终执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始终维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这恰恰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军队后来取得革命胜利的关键。

可以说，这个过程中，毛泽东确定政治原则、军事原则，成为了“灵魂人物”。没有他，也就没有了人民军队。

参考文献：

1.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

2.“建设自己的人民军队”（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