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许多欧洲人而言，中世纪被视作一个“丑陋”的时代。这个时代没有现代医学的庇佑，疾病横行不息，除了闻名的黑死病外，还有甲状腺肿、癌症、皮疹等多种无法治愈的病症。一旦感染上这些病，几乎就意味着这一生的彻底毁灭。众所周知，疾病的流行与公共卫生息息相关，但中世纪的医生们对黑死病知之甚少，他们误以为这种瘟疫是通过“毒化”的空气传播的。于是，预防黑死病的“妙计”便是尽量避免皮肤接触到空气。而皮肤上的体垢，也被视为预防黑死病的第二道防线，它们通过将毛孔封死来阻挡病菌的侵入。这个理论听起来荒谬，但在当时却是一种相对合理的想法。

而说到欧洲人的卫生习惯，或许“懒惰”也算是一种主观原因，但更深层的客观因素则是缺乏基础设施和社会观念的限制。现在，我们都知道，人生最幸福的时刻之一便是腹泻时能够立刻找到厕所，并且配备充足的卫生纸。现代人早已享受到了“厕所自由”，不仅厕所随处可见，就算偶尔忘记带纸，外卖小哥也能迅速送来。然而，在中世纪的欧洲，这一切却显得遥不可及。说到公厕，中国早在周朝就有了，不仅有公厕，甚至还细分了男女厕所。而在欧洲，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上厕所的问题一直是一个无法谈论的话题。

在传统的欧洲文化中，屎尿被视为不洁的排泄物，而在传统的亚洲文化中，屎尿却被视为肥料，甚至是一种经济商品，可以拿来交换。《笑林广记》中有个故事，讲述一个人从寺庙购买粪肥，和尚索价双倍，乡人感到疑惑，和尚却解释说：“这些粪便不同，都是师父亲自排出的，泡开之后一担便能变成两担。”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大粪是上好的肥料，需求极大，甚至会去外面购买。然而，欧洲却没有这种文化，尽管欧洲的畜牧业非常发达，农民使用的肥料多来自牲畜，而人类的排泄物，却成了城市发展的巨大污染源。

电影《香水》成功地呈现了18世纪法国的环境，脏乱差是那个时代的写照，城市的卫生条件令人堪忧。街道上垃圾遍地，腐烂的鱼虾到处都是，空气弥漫着刺鼻的臭味，几乎让人无法忍受。为了遮掩这股臭气，香水应运而生。谁能想到，当时的香水，其实就是空气清新剂的前身。讽刺的是，今天的我们总是在笑印度恒河的水质，而中世纪的法国，也绝对不配与“浪漫之都”划上等号。唯一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的，居然是一起上厕所。

其实，欧洲早在古罗马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公共厕所，而且还是坐便式的，比现代的厕所还要时尚。然而，这些古罗马的公共厕所并没有隔间，坑与坑之间一目了然，肠胃健康状况无所遁形。由此可见，古人所说的“有机会一起上厕所”，并非没有根据。更糟糕的是，古罗马的下水道系统并不完善，厕所里的粪便无法及时排出，久而久之，不仅臭气熏天，甚至还会积聚大量的可燃性沼气，有时下水道的火苗都会窜出来，给那些“不幸”的使用者带来伤害。 到了中世纪，欧洲的文明大幅度倒退，公共厕所逐渐被废弃。人们宁愿在家里“解决”，农民倒还好，随便在后院挖个坑就当作厕所。然而城市中的人们，只能依靠便壶，方便完毕后便将便壶倒在街上，溅到路人身上也只能算是倒了霉。事实上，不仅是普通平民，贵族们也同样如此。根据史料记载，在庆祝安娜·波林成为亨利八世的女皇的仪式上，两名女仆便全程蹲在餐桌下，随时准备接住她的排泄物，一人拿着便壶，另一人握着纸巾。

试想一下，一边吃饭一边排泄是什么样的场景？女皇的长裙不仅仅是装饰，它还有遮掩的作用。她自己尽情享受，却丝毫不顾及身边人的感受。18世纪的凡尔赛宫中住着2000多位居民，由于厕所稀缺，便壶也并不多，无论是奴仆还是国王，只要内急了，便可随时随地“解决”。再加上长时间不洗澡的恶习，宫殿中弥漫的味道简直难以忍受。可以说，在公共卫生方面，中国远远领先于欧洲。所谓的“西方文明”，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