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民主的政治（1815-1914）：英国政府的观念与关注》，[英] 迈克尔·本特利著，王皖强译，商务印书馆，2025年10月出版，410页，108.00元

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从下往上看的历史”风靡英国历史学界。以《过去与现在》《历史工作坊》等杂志为主要阵地，英国新社会史学家强调大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并作出种种尝试。这不仅能提供与传统政治史不一样的有关历史事件动因的解释，也能开拓历史学家的视野。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说，“从下而上的历史”给予历史学家超越其他领域学者的优势，他们“知道我们对过去知之甚少，知道寻找真相的重要性，也知道在某一专业领域深耕是达成这一目的的手段”（Eric Hobsbawm, On History, The New Press, 1997, p. 216）。

然而，圣安德鲁斯大学荣休教授迈克尔·本特利（Michael Bentley）似乎并没有受到这一风潮的影响。在《没有民主的政治（1815—1914）：英国政府的观念与关注》（Politics without Democracy: England 1815-1918）中，本特利采取了一种完全“上”层的视角，试图通过进入十九世纪英国高层政治精英的心理、他们所“关注”的政治世界以及他们对政治事件的一系列思考，呈现十九世纪英国政治的风云变幻。此书在1984年一经问世即引发了热议，其第二版也于1996年出版。2025年10月，商务印书馆译介了此书，令其与国内读者见面。这本书可值称道之处颇多，当然也不乏争议，可从以下三个角度解读。

高层政治视角及争议

本特利于剑桥大学取得历史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十九至二十世纪的英国政治史和欧洲史学史。在英国政治史方面，本特利深受莫里斯·考林（Maurice Cowling）的影响，而考林恰恰是史学界所称“高层政治派”（High Politics）的代表人物（张小忠：《语境中的观念：迈克尔·本特利的历史叙事初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7年第2期，259页）。这一学派既反对社会经济决定论，认为政治并非由政治经济因素决定，又反对将英国政治史简化为朝着自由、民主发展的渐进历程。考林等人对政治事件的讨论更为细致，不满足于从政治家的官方言论中分析其立场与政治行为，而是通过分析政治家留下来的信件和演讲稿，更深入地了解了其政治行为发生改变的微妙与真实动机（Richard Brent , “Butterfield's Tories: 'High Politics' and the Writing of Modern British Political History,” The Historical Journal , Vol. 30, No. 4 [Dec., 1987], p. 952）。简言之，在某种意义上，高层政治的历史是可以独立存在的。

本特利的雄心在于，将这一通常用于剖析短时段政治危机的微观研究方法（高层政治派学者大多使用该方法研究某一年或特定几年发生的历史事件，例如考林的《1867：迪斯雷利、格莱斯顿和革命》），应用于长达百年的宏观叙事。本特利尖锐地指出，1815年至1914年的英国是一个由极少数精英主导的封闭政治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政治议程的核心始终是精英阶层内部的党派博弈、个人野心、财政考量与帝国事务。本特利告诉读者：“民主信念的兴起并不意味着作为传统政治行为模式的高层政治消亡。高层政治发生了微妙变化，更准确反映这种变化的是晚宴请柬和乡间别墅的来宾登记簿，而不是法令法规和巡回演说。”（294页）

在高层政治视角下，对于那些被普遍认为对十九世纪英国历史产生巨大影响的事件，本特利的态度是有所保留的。在他看来，政治变革的动力极少源于底层民众的民主呼声。“两个一目了然的事态发展——工人反抗和妇女革命——掀起的波澜足以让每个政治家都意识到它们的到来。然而，政治家们看待这两个事件的框架可能与社论作者和大学教师所熟悉的框架大相径庭。”（287页）例如，在叙述彼得卢事件时，本特利肯定了这一事件的重大意义，但同时指出，这一事件对接下来几个月政府政策制定的影响是有限的。“动用武力驱散集会的决定是地方当局做出的；大臣们收到的初步报告表明，这是一次造反的集会，而且镇压造成的伤亡很小；无论如何，只有少数几位大臣收到了报告。”（32页）

相反地，读者被带入皮尔、格莱斯顿、迪斯雷利、索尔兹伯里等人的思维世界，感受他们在具体历史关头所面临的多重、短暂且常常矛盾的“压力”。政治决策不再是无情的历史规律的体现，而是个体在复杂局面中基于有限信息、党派利益和个人性格做出的抉择。例如，在叙述英国外交局面的改变时，本特利特别从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的性格出发，强调其感性的性格和个人生活中遭受的打击是其作出外交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1905年夏天，他母亲去世，这使得他与其他帝国派谈判时不够果断。他担任外交大臣几周后，他那古怪而腼腆的妻子在法洛登附近遭遇马车事故，造成颅骨骨折，这件事的打击让格雷变得面目全非。”（298页）

1905至1916年间担任英国外交大臣的爱德华·格雷

不过，本书采用的高层政治视角也招致了不少批评。例如，在第一版出版的时候，J. P. 帕里就批评这种视角对政客的行为动机解释不足，很难看到有关这些政客倾向于采取某种行动方针的清晰且完整的解释。他指出：“若要因本特利未能阐述数十年来金融或宗教政策本身的发展历程而指责他，那未免有失公允——因为这本就超出了他的论述范围。但提及‘观念与关注’时，人们曾燃起一丝希望，期待这部著作能做到鲜有教科书考虑之事：探究政治家的抱负与政策制定之间的深层关系。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期望终究还是落空了，尽管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J. P. Parry, “Review: High and Low Politics in Modern Britain,”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 29, No. 3 [Sep., 1986], p. 755）

对此，本特利似乎不以为意，认为高层政治视角仍具可取之处。在第二版序言里，他指出：每本书都有一个起点，自己“依然坚持本书的立论，依然认为它们事关对现代英国政治运作方式的理解”（第9页）。

叙事型政治史的风采及问题

抛开学术界对本书高层政治视角的褒贬，对于一般读者而言，此书还有另一个作用，即作为了解十九世纪英国政治的窗口。正如本特利所说，“我的任务就是撰写一部叙事史……让读者领略十九世纪政治的风采，把握这一个世纪变革的脉络”（第4页）。因此，“本书是供阅读而不是‘使用’的，因为它有着循序渐进的目标。从本书讲述的故事，有时从字里行间，可以追溯到一个具有多面性的演变过程。无论你感兴趣的是内阁政府的历史，还是自由党、教会、经济压力、帝国、知识界，抑或是政治人物的影响的历史，这种演变过程给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这一时期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不断扩大”（第4-5页）。

为了出色地完成富有吸引力的叙事型政治史这一任务，本特利广泛引用政治家之间的通信及日记内容，并将其中的不少内容原封不动地保留在书中，从微观的角度表现十九世纪英国政客的个性、态度以及他们作出决策的具体过程，让读者置身其中去感受。例如，在呈现1835年皮尔政府受到的政治压力时，本特利引述格雷维尔日记指出，在野党议员“早早地把议会长椅挤得满满登登，在事情结束之前根本不挪窝”（81页）。当然，本特利也非常重视数据的作用。在解释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城市化、1868年议员背景等议题时，本特利都使用了统计数据以让读者对历史有客观地认识。

本特利十分看重叙事语言。语言不仅决定着故事是否引人入胜，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故事本身是否重要，而故意的寓意更需要运用隐喻等手法来表现。总体上，不得不承认，本特利的写作犀利而有趣，文笔机智、警句迭出。中译本也恰当地传递了本特利的这份幽默感，读来令人忍俊不禁。例如，在叙述十九世纪政治家圣诞节前夕到元旦之间的通信时，本特利在解释用衰老、疾病来判断政治变化的做法的同时，不无讽刺地表示，对此时的英国政治家而言，“授职和谋职形成了一种高高在上的氛围，长此以往，身处其中之人就丧失了分寸感，遇事每每小题大做，随时准备在每个茶杯中发现风暴”（22页）。在描述罗斯伯里执政时的糟糕表现时，本特利写道：“首相、财政大臣和爱尔兰事务大臣互相不说话。他们通过中间人交流，就像关系疏远的父母经常通过孩子来沟通一样。”（244页）寥寥数语，罗斯伯里所面临的僵局就跃然纸上。

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高度文学化、倚重轶事的做法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尽管这种做法能够对人物进行生动刻画，但也经常导致叙事比例失衡。在有关本书的一篇措辞严厉的书评中，P. R. 格什曾尖锐地指出，兰道夫·丘吉尔勋爵1886年以后健康状况的恶化与十九世纪末官僚机构膨胀的政治意义，在书中占用了近乎同等的篇幅，这完全是不恰当的（P. R. Ghosh, Review to Politics without Democracy 1815-1914. Perception and Preoccupation in British Government by Michael Bentley,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102, No. 403 [Apr., 1987], p. 519）。另一方面，充满细节的故事，虽然吸引人，却也容易让缺乏相关基本历史知识的读者迷失并失去读懂的信心。在这本书中，阶级、社会结构变迁、意识形态潮流、大众政治动员等“外部现实”仅作为背景章节独立存在，未能与主线叙事有机融合，读者容易产生“只见五彩斑斓的树叶而不见树干”之感。所以，本书读者可能需要更多关于英国历史的知识，才能更好地吸收它的信息。

这一百年，“英国从来没有民主可言”？

《没有民主的政治》在纠正辉格史方面的贡献为史学界所公认。辉格史学的一大特征在于其“目的论”，即从宪政与民主的现代结果出发，去回溯、筛选、简化英国政治历程，将整个英国政治史解释为一部走向宪政、自由、民主的进步的历史，视民主为政治发展的必然与最终结果。自巴特菲尔德的《历史的辉格解释》出版以来，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不断反思与拆解辉格的历史解释框架，不少史学创新之作均以抨击辉格史学为靶子，纳米尔学派更是通过微观分析十八世纪英国议会政治，在政治史领域削弱了辉格史的影响。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著《历史的辉格解释》

从学术源流上来说，本特利的史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巴特菲尔德和纳米尔的影响。此书也直击辉格历史解释的要害。本特利通过微观审视十九世纪政治精英的动机与观念以及政治行为的细节与过程，让读者看到，政治精英所思所想的世界没有指向“民主”，本特利也颇为挑衅地指出，“在本书所讨论的历史时期，英国从来没有民主可言”（第3页）。这显然打破了辉格史对现代民主政治的叙事神话。后续研究者也无法再天真地重复“民主渐进”的故事，必须严肃对待政治精英的自主性与历史进程的偶然性。

需要注意的是，本特利的研究与十九世纪英国政治史研究的一个核心议题“政治民主化”，实际上并不冲突。因为，一旦跳出高层政治精英群体的世界，从社会思潮、大众政治运动及其结果来看，十九世纪英国政治依然是一部通过数次议会改革使选举权逐步扩大的民主化改革的历史。从这一角度而言，本书实际上未能充分解释民主化改革何以可能以及如何推进，它回避了民主最终成为潮流的历史。这不免让人反思批驳辉格史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在呈现动机与结果不一致的同时，如何让读者正确看待这种不一致。

此外，注重细节、过程的叙事型政治史虽然克服了辉格史意义上的目的论，但无法彻底摆脱目的论。本特利在此书第二版序言中写道：“在修订《没有民主的政治》时，我不止一次想推倒重来，重新讲述整个故事……然而，修改了几页之后，我发现原先的句子对下文的叙述至关重要，如果删去这些句子，下文的叙述也要相应修改……拉扯一根线头，能拆散整个织物。”（第6-7页）换句话说，叙事的逻辑、结构及故事的意义配置，本身暗含预设的目的。预设的目的就是那“一根线头”，没有它，作者会迷失在无数的历史细节中，无法织出“整个织物”——一段有始有终且有明确意义的历史。从这一点来看，实际上，任何史学研究都带有一定的目的论，都存在某种目的论下的事实筛选，其是无可避免的。

因此，最好将《没有民主的政治》看作一部未完成的对话的开场白，而非盖棺定论的终章。它或许没有写出全部的历史，但无疑改变了历史被书写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