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何评价同治中兴？虽然水分很大，但在三个方面有所突破
古代封建王朝，当国家安定、百姓安居无忧，被称为“盛世”；而当国家历经变故、内乱或外患，最终得以扭转局面，则被称为“中兴”。盛世不多言，这里着重探讨中兴。在中国历史上，虽然中兴并非常见，却也有着一些著名的例子，如夏代的“少康中兴”、汉代的“光武中兴”、宋代的“高宗中兴”等。就清代而言，“同治中兴”被认为有一定的评价。然而，这个“同治中兴”与同治皇帝似乎毫无关联。在辛酉政变后，两宫太后和恭亲王奕共同掌握清王朝最高权力，尽管暂时度过了皇位与权力的危机，但内忧外患的政治危机依然严峻。因此，清统治者采取了三个方面的措施，构成了“同治中兴”的基本内容。
首先，他们重用了汉族地方督抚，全力镇压太平天国等反抗力量。曾国藩、胡林翼等汉族官僚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清政府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掌握着湘军、淮军等军队的节制权。这在清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这支联合军队的指挥下，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于同治三年（1864年）失陷，太平军余部及捻军也于同治八年（1869年）被平定。这一系列行动使得清王朝恢复了在全国的统治。
其次，在对外问题上，清政府开始从自我封闭转向开放，对外国的态度也由抵抗逐渐演变为有限度的沟通。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统治者对外国人充满了鄙夷、怀疑和惊惧。然而，英法联军在占据北京后，与清廷签订了《北京条约》，取得了侵略特权和赔款后很快撤兵。这一变化出乎清政府的意料，部分上层贵族对外国人的态度发生了转变。恭亲王奕成为这一思想变化的代表人物，他在给咸丰帝的奏折中表示，自英法订约以来，这些外夷遵守条约，撤兵南返，对大清朝并无恶意。这一变化促使清政府逐渐放弃封闭政策，与外国建立更多联系，甚至在同治十二年（1873）接见了外国使节。
第三，清政府启动了洋务运动，推动近代化的军事和工业事业。兴办了现代海军、修建铁路、架设电线、创办学堂、派遣留学生等，从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国的国力。这一系列变革，加上同治至光绪中未爆发大规模外国军事侵略战争，使得清政权相对稳固，一些人称其为“同治中兴”或“同光中兴”。
然而，客观地看，“同治中兴”虽取得一些成就，但清王朝并未真正强盛。在随后的历史发展中，清国日益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这段历史，虽然被誉为“同治中兴”，却并未真正迎来兴盛。这使我们思考，历史的真相往往复杂多变，单一的标签难以完全揭示历史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