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商鞅徙木立信

教员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期间，写出了《商鞅徙木立信论》。这是文献能记录到的教员最早的文章。

教员在文章中，感叹了国民愚蠢、素质低下，赞赏了秦国公孙鞅等执政者们的良苦用心，遗憾数千年来民智未开。他赞同用法令治国，推崇商鞅依法做事。

第一中学的老师们评价这篇文章，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

客观来说，教员以弱冠年纪写出如此文章，殊为不易。他肯定商鞅变法的作用，认为法治对国家有大善。老师的评语：“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

吾不知其所至

。”真的是神准预言。伟人以后的成就，绝对超出了老师们的想象。

二、认识商鞅变法的基础

我们看待商鞅变法，首先需明确一点，那就是，公孙鞅是站在谁的立场、代表谁的利益，推动变法的。这点不明确，就会糊里糊涂、浑浑噩噩，搞不清商鞅的思想到底是进步的还是倒退的，也搞不清商鞅之法到底是良法还是恶法。

我先亮明自己的观点：商鞅之法对秦君、军功新贵族来说是良法，对老百姓、旧贵族来说是恶法。商鞅的以农为本、不循旧法、重农抑商、编户齐民思想是进步的，而重刑少赏、轻罪重罚、强国弱民思想是退步的。

公孙鞅作为一个卫国的没落贵族，在魏国学成法家之术。他在魏国没有出路，无法施展自己的治国之术。而后，不远千里来到秦国。他来秦国，可不是为老百姓谋利来的。他是为自己的富贵前途、锦绣前程而奔波。“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公孙鞅来到秦国先后向秦君兜售帝道、王道、霸道。是秦孝公自己选择了最残忍的霸道，所以公孙鞅才能执行霸道，即法家之术。

公孙鞅先后被封为左庶长、大良造、商君，这可都是秦君封的，不是老百姓封的。所以，他只能站在统治阶级即秦君的立场上，为君王办事。所谓为国家谋利，就是为君王谋利。

对秦国的普通老百姓来说，无论是拼命种田不至于饿死，部分人享受到了军功爵位，还是面临严苛的刑罚、动辄重罚、获得赏赐少，都不是草民们能主宰的。因为，商鞅变法，是要把秦国打造为一台战争机器，满足秦君恢复穆公霸业的雄心。变法达到国富、兵强、民弱的目的就行。变法只准老百姓干两件事：种田、打仗。

所以，商鞅变法的基础，就是为统治阶级谋利益，让国家以农为本，全面打击商人、手工业者、游民、私斗械斗之人、崇尚辩论之人，把老百姓栽种在土地上，大量生产粮食，达到国富的目的。同时，不断发动对外战争，以战养战，以别国土地、人口等资源充实自身，达到兵强即国强的目的。

三、商鞅思想的进步性

以农为本。

古代生产力发展低下，生产工具落后。所以，古代统治阶级的变法，都只能从生产关系上作文章。商鞅变法，对不耕种的人严惩，恨不得全国老百姓都去种地，发挥生产力的极致上限。商鞅并没有改变生产力，只是部分改变了分配方式，蛋糕从老贵族手里，部分分配给了新军功贵族。其他各国因为守旧势力比较大，没有能彻底变法，所以对农力、民力的潜力挖掘不能到极限，纷纷败给了秦国。

但是，以农为本的思想，千秋万代都是正确的。粮食是国家、老百姓的根本。没有粮食，就没有一切。所以，商鞅这种重农思想，永远不过时。

重农抑商。

商鞅变法，靠发展农业来富国。对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商人，征收重税。这样，迫使百姓不得不去种田，通过种田获利，从事此业的人就会多。百姓放弃经商、手工业，力量都集中到农业上。在外征战兵力强、在内国家富有，就成就王业了。

自商君后，“重农抑商”都是历朝历代的国策。

因为商人跑来跑去不好管，增加了社会动荡，又无法衡量商人到底谋了多少利，也没有统一的收税标准。

古代也没有国际贸易，属于零和博弈，干脆打击经商算了。重农抑商这种思维持续了接下来的两千年，后来从汉朝开始被吸收到了儒家观念里。那次著名的“盐铁会议”上，大佬们认为农民更有道德一些。毕竟商人到处跑，有了钱就胡吃海塞骄奢淫逸，不如农民。商人作为资产阶级，剥削确实是大量存在的。

编户齐民。

《商君书》称，国家要登记民众的人数，活着的登记造册，死了的人要从户口册上消除掉。如果这样，民众就不能逃避税租，田野上就没有荒草，那么国家就能富足，国家富了也就强大了。

自商君后，户籍、人口管理都是历朝历代国家根本，包括现代。我们读历史发现，刘邦打下咸阳，萧何进咸阳，先把户籍人口拿到手。北魏文明冯太后改革，也是抓住户籍人口。隋唐再次强盛，也是摸清了户籍人口的底数。所以，“编户齐民”的思想影响深远。只有编户齐民，才能弄清国家的生产力，对改革、战争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民力。

后来，秦国甚至能够做到，对全国十三项统计数据精准掌握。所谓十三项统计数据是指粮仓数、金库数、壮年男子、半年女子的数目；老人、体弱者数目，官吏、士人的数目，靠游说吃饭的人数，商人的数目，马、牛、喂牲口饲料的数目。

由此，能看到秦国的统治之精细程度。这种战争机器发动起来，山东六国哪挡得住。

四、商鞅思想的落后性

重刑少赏。

《商君书》称，称王天下的国家用十分之九的刑罚，十分之一的赏赐；强大的国家刑事罚占十分之七，赏赐占十分之三；弱国的刑罚占十分之五，赏赐也占十分之五。于是就在秦国推行“重刑少赏”之法。

秦国不仅对敌人残暴，对本国老百姓也是很残暴的。《睡虎地秦简》列出了大量的服徭役、削为奴、重肉刑等案例，记录秦之暴最多的是秦人自己的司法档案。

商鞅的认识是：刑罚重了，爵位才显得尊贵；赏赐少了，刑罚才更有威严。爵位尊贵，这是君主爱护民众；刑罚有威严，民众才能拼死为君主效命。所以轻罪重罚，那么刑罚能除掉而事情也能办成，国家就会强大；使用刑罚有重有轻，那么刑罚虽然用了，犯罪的事却仍然发生，国家就会被削弱。

这是典型的赏罚不匹配，量刑不当、刑罪不当，不公平、不合理。其实，秦国严罚估计主要针对的是无权无势的普通老百姓，而君王贵族却有办法脱罪，不可能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老百姓并不是因为爱戴君主而拼死效命、拼命耕田作战，而是因为恐惧、害怕刑罚而不得不听从使唤，对君王、国家只有恨，没有爱。

听人说过，现在有公司老板也倡导负向激励。做法就是平时多批评员工，让他觉得自己错多功少，这样年终奖少发或者不发就顺理成章了。这不就是商鞅“重刑少赏”思想的继承么。

这是赤裸裸、严酷的剥削呀。

“十”“伍”长制。

秦国百姓，一听说要打仗，便互相庆贺。百姓参加战争，就像饥饿的狼看见了肉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打仗可以消灭敌人，消灭敌人可以获得功爵，而获得功爵可以抵罪。为什么要抵那么多罪？主要是因为“十”“伍”长制。

父亲送儿子去当兵，哥哥送弟弟去当兵，妻子送丈夫去当兵，他们都说：“不能得到敌人的首级不要回来！”

又说：“不遵守法律，违抗了命令，你死，我也得死，乡里会治我们的罪，军队中又没有地方逃，就是跑回家，我们要搬迁也没有地方可去。”

秦国军队、地方的管理办法都是将五人或五户编成一伍，实行连坐，用标记来区分他们，用法令来束缚他们，犯罪逃走了也没有地方居住，没有办法生存。一伍中，若一人、一户犯法或逃跑，其他四人、四户未揭发、阻止，就一并加刑。

这样就导致秦国百姓基本上可能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人人告发别人，人人被别人告发，最终形成一个几乎人人有罪的结果。因而秦国百姓要靠军功，抵很多罪名。他们光顾着避免一生沦为抵罪的奴隶，就花光了所有力气，哪还有靠军功往上发展的可能。靠军功变成新贵族的，毕竟只是很小一部分。所以，秦国这套制度治理成本极小，剥削程度极大。

总体来说，商鞅的思想，具有法家的代表性。法家有点像辟邪剑谱，见效快，反噬也大。法家治国和喝了古尔丹的药水差不多，喝了你能变成猛男，但你死的也会很难看。

商鞅就是要穷极民力，举国体制，全国皆军，变法求强，打仗图存。这套体制在战国七雄当中，是挖掘国家战争潜力最彻底的。

因为有秦孝公的坚持（孝公活的时间算比较长了），给了新法二十年的稳定期。一代新军功贵族从中获益走上庙堂成为新贵，他们是新法最坚定的支持者。

这套战时体制很适合战国争霸，六国自己体制没人家高效，亡了不足为奇。

秦灭六国之后，本应从战时体制改为和平体制休养生息，不能再搞战争机器那套做法（一直把人当作机器，弦绷太紧了，就会断）。但秦国没有这么做，亡了也该。后来，刘邦的西汉建立，再也不敢把人当机器，完全不要情感了。

西汉开始靠黄老之学、后来又依靠儒家仁治并一直坚持到清末，这就是修正了法家的严酷、狠辣。后世治国都是“外儒内法”，没有再敢单用法家的了（太不讲人性了）。儒家有点像太祖长拳，刚中有柔、绵密不绝，虽然也是维护封建统治，但显得温和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