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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惠王十一年（前666年），是郑文公继承郑伯之位的第七年，郑国南边的楚国，经过楚武王、楚文王、楚成王三代国君的大力开拓，已经兼并了江汉平原周边的大多数姬姓诸侯国，并且通过向周天子进贡而获得了天子所赐的祭祀胙肉，以及‘镇守南方、平定夷乱、无侵中原’的王命；楚国也据此名正言顺地吞并江汉各地，扩张国土上千里；而国力强盛后，‘无侵中原’的王命就给抛到了脑后，楚国的下一个目标，便是地处中原腹地、楚国北上必经之路的郑国。

此次楚国出兵攻伐郑国的借口，是郑国“背楚向齐”，轻慢楚国（开什么玩笑，郑国和齐国都是正儿八经的天子藩臣、王室诸侯，不和齐国亲近向心，难道要和自称‘我蛮夷也’的楚国搅到一块去么；楚国的这个借口实在太烂了，还不如直接说‘我看上你的地盘了，我就要打你’来得痛快）。

按照史书中的说法，是楚成王要扩大楚国对中原的影响力、以及获取财帛、土地利益，所以命才楚令尹公子子元（即子善，楚成王叔父、楚文王之弟）率兵车六百辆北上伐郑，以压服中原诸侯中有比较分量的郑国，将楚国的势力范围扩展到中原腹地（其实，说是楚成王的命令，实际上是楚令尹子元自作主张，想要以征伐之功来吸引楚文王的遗孀、楚成王之母文夫人（息妫）的青睐，从而擅自决定出兵伐郑；楚成王这个时候不过是个十岁左右的少年，日后的雄心壮志、雄才伟略都还没生出来呢）。

子元的这次出兵伐郑，已经是楚国第二次对郑国用兵了（上一次是郑厉公刚刚继位时，楚国国君楚文王以郑厉公复位“缓告于楚”的理由，出兵讨伐郑国，幸好郑厉公也是强悍勇武之君，将楚军击退，维护了郑国的安全）；而这种来自南方（或者北方）大国的军事压力，郑国在今后的二百年中，还要经历无数次。

刚出兵的时候，楚军进展顺利，公子元率领楚军长驱直入，迅速抵达了郑国腹地，并攻破郑国要地梏敉关（河南新郑城南），甚至攻入了新郑外城的纯门（新郑南门），几乎拿下了纯门通往内城的大道逵市；新郑危在旦夕，城内的郑文公惊慌失措，几乎想要弃城逃跑。

关键时刻，郑国正卿大夫叔詹（郑文公异母弟、郑厉公之子）冷静地地分析了目前的形势，认为楚国这一次动用了六百辆兵车的大军前来伐郑，其国内必定兵力空虚、守卫不足；而子元长期率军在外，会害怕国内因此而生变，所以不敢久战，僵持不下时肯定要撤军。

于是，叔詹一面请郑文公赶紧派出使者向齐国求救，请齐桓公出兵援郑，一面大胆地设下了计谋，安排新郑守军做好 防备，等待楚军前来进攻。而子元在率楚军进抵至新郑内城城门外后，发现新郑内城“县门不发、楚言而出”（就是高悬城门不关闭，城内外看上去并没有防备，且城内隐隐约约有楚国方言传出），城内的真实情况，自己完全搞不清楚。

不明就里的子元见郑人如此做法，心生疑惑，搞不清为什么郑人没有发兵抵抗；而越往里走，四周的环境越寂静，子元的心里也就越没底、也越害怕，更加认为这是郑人在诱敌深入、然后以突然伏击的方式准备包围、重创楚军。

因此，忐忑不安的子元当即断定：“郑有人矣！”（郑国人一定有伏兵！），马上命令放弃攻城，紧急退出了新郑外城，远远地扎营在桐丘，观望后续。不久，得到郑国求救信的齐桓公率诸侯盟国们前来援郑，子元更加认为这是郑国早就设计好的计谋，要对自己实施内外夹击，于是马上命令撤军，返回楚国。

就这样，在沉着冷静的叔詹全力应对下，郑国终于有惊无险地躲过了楚军这一次气势汹汹的攻伐，得保国家安宁。叔詹，也是中华历史上，第一个使用‘空城计’、并大获成功的智谋之士，比我们所了解的汉末三国时期，实际上由孙坚所实施过的‘空城计（对，没错，确实是孙坚曾经实施过，而不是我们所熟悉的诸葛丞相），要早了近九百年。可谓是‘空城计’的开创者（叔詹在接下来的文章中还会有精彩出场，后续会写到）。

伐郑一无所获、尴尬撤军回国后的子元，依旧对楚文王遗孀——文夫人抱有觊觎之心，还堂而皇之地住进了王宫中，持续骚扰文夫人。当时，楚成王还年少，不能制止叔父的跋扈无耻行为，但楚国的大臣们实在看不下去了，因此大夫斗廉借在朝堂议事之时郑重提出谏言，要令尹搬出王宫，以正国家风纪。但子元非但不听，还恼羞成怒，把斗廉抓捕并关入了牢中。

如此不敬君王、飞扬跋扈、无耻逐色的举动，终于使子元犯了众怒。周惠王十三年（前664年）秋，若敖氏（楚国王室别支）成员、申公斗班趁朝会议事的机会，将子元直接刺死在朝堂上，结束了这个志大才疏、好色无耻之徒执掌楚国国政的历史。子元执政的八年，也被楚国人称为“子元之乱”。

借助若敖氏的力量诛杀了擅权且色迷迷的叔父子元之后，楚成王任命若敖氏成员斗谷於菟为楚国新一任令尹；斗谷於菟，就是楚国著名的贤臣、令尹子文。在子文的辅佐下，楚成王在亲自执掌楚国大权后，效法祖父楚武王和父亲楚文王，奋发图强、开拓进取，北上和中原诸国中的强者（主要是齐国、晋国）争夺霸业，数次‘观中国政’，也算成就了一番不小的功业。

虽然依靠叔詹设‘空城计’而逼退了楚军的进犯，但郑国的安宁并没有保持多久时间，楚成王在清除了子元的阻碍后，经过几年时间的休养生息，又消化了之前扩张的成果（这段时间，楚国先后灭邓、申、息，又降服蔡国）后，再一次开始了新一轮的北上征战；而这一次的攻伐目标，还是‘居天下之中、为诸侯通衢’的郑国。

周惠王十八年（前659年），楚成王与令尹子文亲率大军北上伐郑，再一次出兵中原；楚军进展顺利，直入郑境。而此时的诸侯盟主齐桓公得知楚国又对郑国发动进攻后，为了维护齐国的霸主地位、获取盟友们的敬服，便召集了宋、郑、曹、邾等国会于荦地（河南淮阳），准备商议共同出兵援郑抗楚的行动计划。

但楚成王十分精明，得知齐国已经准备出面干涉的消息后，马上干脆利落地从郑国撤兵回国，解除了对郑国的军事威胁。而齐桓公架了好大的势，刚刚举行盟会，结果还没出兵楚国就退兵了，只得扫兴地结束了‘荦之盟’，让诸侯盟友们自行回国，取消了‘援郑’计划。

周惠王十九年（前658年），为防止楚成王卷土重来、再度北上挑衅齐国霸权，齐桓公特地邀请宋桓公，以及江国（河南息县）、黄国（河南潢川）国君到贯地（山东曹县）会盟，提前商议结盟抗楚事宜。

江国、黄国之前都是楚国的属国（小弟），齐桓公这次特别邀请两国参与会盟，就是想要使他们改变归附的对象，加入到齐国为首的诸侯联盟中来。如果江、黄两国附齐的话，以后楚国再次北上，江国和黄国就可以起到阻挡并遏制楚国军事行动的巨大作用。

正如齐桓公所预料的那样，当年冬天，楚国果然又发兵北上，这一次还是进攻郑国（郑文公：你能不能换一只羊薅！）；因为楚军进展行动十分迅速，而齐国离郑国相较楚国离郑国要远很多，因此在齐桓公还来不及做出反应之时，楚国统兵大将斗章就已经攻克了郑国的聃地（河南平舆），并俘获郑国聃地大夫聃伯。和上次的情况一样，在取得了不小的战果和诸多战利品后，楚军又主动撤军回国，避免和闻讯而至的齐军对阵。

同样和上次一样，得到楚军北上侵郑的消息后，齐桓公立即出兵救郑，但紧赶慢赶，还是没赶上趟（这时候，齐国的北方盟国刑、卫两国因遭受戎狄的侵扰进犯而几乎灭亡，所以身为诸侯盟主的齐桓公忙于‘迁刑存卫’，注意力都被牵制在北方，实在没有多余的精力来顾及郑国；霸主也有霸主的难处，郑国就多担待吧）。

周惠王二十年（前657年）秋，不甘心霸主之位被楚国屡次挑衅的齐桓公，又召集了宋、江、黄几个盟国在阳谷（山东阳谷）举行会盟，共同商议应对楚国的侵扰；郑国是否参盟，史书上没说，不过按照实际情况，郑文公必定要赴会，以请求盟主齐桓公多关照关照自己，别让楚国再一次发兵伐郑、又侵占郑国土地了（老是会盟而不出兵，光打雷不下雨，再这样搞下去，齐国的霸主位置可就要被动摇了）。

可楚成王似乎特别喜欢和郑国过不去（也有故意打齐桓公脸、挑战齐国霸主权威的意思），就在‘阳谷之盟’举行的这一年年底，楚成王再次亲率领楚军北上侵扰郑国，这都已经是楚军连续第三年发兵伐郑了！郑文公终于受不了了（没完没了地应付像牛皮糖一样甩不掉、又打不过的楚军，任谁都要抓狂），同时也对盟主齐桓公的敷衍、迟缓反应产生了很大的不满与怨气（每次楚军伐郑，齐桓公都只是一次次地组织诸侯会盟、商议对策，结果什么用也没有；各诸侯国虽然都对郑国表达了口头支持，但却没有实质性的帮助，而楚国的进攻，那可是实打实的要命威胁）。

郑国的土地，已经面临着楚国的严重威胁，被逐年吞并，而齐国和其他诸侯却不能及时派出军队，与楚国真正地打一场会战，最后还是郑国倒霉、失地丧师。面对如此艰难的困境，郑文公是在撑不下去了，于是在楚国第三次前来攻伐时（其实是第四次，郑厉公时期还有一次，不过那次总算没吃亏），打算就此和楚国议和，委屈求全算了，哪怕再给楚国进献一些金帛牛马也可以。至于盟主齐国那边，实在是远水解不了近渴，齐侯请谅解啊。

但就在郑文公想要和楚国议和、朝聘之际（其实就是向楚国投降、背弃郑、齐盟约，改为和楚国阵营结盟），郑国大夫孔叔及时劝止了郑文公的行动，并向国君进谏说：

“当初，齐侯为了郑国的事情（援郑抗楚），屡次召集诸侯、准备施以援手，还时刻挂念着郑国的安危，我们可不能背弃齐侯的恩德，去和楚国议和；那样做的话，将会遭到诸侯们的鄙视，也不会有好下场！”————《左传·僖公三年》：‘齐方勤我，弃德不祥。’

在孔叔的谏言下，郑文公思虑再三，总算勉强接受了臣子的进谏，没有选择和楚国‘议和’，而放弃郑、齐联盟，还是选择留在了以齐国为首的诸侯联盟阵营内。而楚军在第三次攻郑并取得了一定的战果后，也随即撤回国内，以防齐国出兵援郑、于半途截击楚军（和前几次的做法一样）。

虽然楚军在第三次伐郑后，又熟门熟路地迅速撤军返回了国内，但‘诸侯霸主’齐桓公已经对楚国的这种严重挑衅自己霸主地位的嚣张举动厌恶到了极点；齐桓公即将为了维护本国的霸权而组织诸侯联军大举南下‘攻楚’，以向天下诸侯、盟友显示——齐国才是真正的‘大哥’，诸侯霸主地位绝不容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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