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时期，康有为最早提倡并设立农学会，而负责实行的人则是孙中山。在广州起义之前，孙中山就已经设立了农学会，但他同时也借此来掩护革命活动。到了1896年时，罗振玉等人又设立了上海农学会，之后其他地区比如直隶地区也都自发地设立了农学会。

20世纪初，清政府开始明令各地设立农务会。在此前后，各地农学会纷纷开始设立，并对以后的农会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895年5月，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提到了外国农学会，这不仅是他首次提起外国农学会，还对外国先进的农业经济大加赞赏，因而后来由他主张设立的农会也一直倡议向外国农学会学习。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在后来也有人提出，中国农学会要向外国农业学习。

在这一年，广州的《中西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创立农学会的文章，当时中国刚刚在甲午战争中战败。于是，这篇文章就从战败事件入手，先是指出了中国战败的原因和后果，并阐述了强国之道应该如何具体来做，最后再顺势提出了农学会的主张和它的活动计划，表明了创立农学会对于现今社会来说是势在必行的。

所以如今特在省城创立农学会，并以集思广益为实效，到处去搜罗各国的农桑新书，把它翻译成汉文，再设立学堂，培养出更多的农学之师。

但孙中山在广州设立农学会的目的，还想要借此掩护革命活动。在邓慕韩的《乙未广州革命始末记》中，曾详细写明了广州农学会的创立目的，“广州方面，则在城内双门底（现改名永汉路）王家巷王氏书舍设立机关，表面以研究农学掩人耳目，故以农学会为名，又名云冈别墅。

一时官绅冠盖往来，绝不疑及此为革命总机关也，而实则借此秘密联络会党军队。孙先生除亲往北江、香山等处接洽发动者外，且时往来粤港之间，惨淡经营已逾半截。孙先生自主持农学会机关外，另在卤虾栏组织一机关，由陆皓东常驻于此，筹备既妥，乃定发难。”

不久后，由于这场革命活动被叛徒出卖，农学会也跟着被清政府镇压，陆浩东在会所里遇害，孙中山被迫逃到海外，这个农学会也就被迫解体了。在1896年的时候，孙中山在伦敦遭难，当时清朝驻英公馆的译员曾多次找他谈话，并诱骗孙中山承认自己是自愿进入使馆的，还许诺会帮助孙中山摆脱在广州起义中的责任。

当时孙中山谈起关于农学会的情况时说，他在广州设立农学会时，曾在卤虾栏设立分会，凡是要入会的人，必须将姓名和籍贯登记下来，再出具一张发票给入会的人收藏。

而且他曾经托人向前任抚台说请，请求他批准开办分会，但因抚台有病在身，便一直拖延没有审批。当时农学会总会已经开办，但要教农民种植，便先要开垦清远县的荒田。这处荒田是总会置办的，只要这块荒田成功开垦出来，就可以把整个广东的官地一并开垦了。

当时入会的人中有绅士、船主和学生等等，但就在前年的九月初八左右，李家绰忽然带兵前来，把总会和分会全部查封了，还查出了一本名册和一些器具。那些官兵还捉拿了众多会友，其中一个姓陆的会友原本是个蚕师，因为承受不了苦打，最终被迫招供，被就地正法了，其他人则还在狱中。

孙中山谈到的这些都是涉及农学会比较实际的情况。同年，罗振玉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农学会，它的发展脉络在学界中已经有梳理，还有一些没有研究到的地方，就在于《农学报》的推广和宣传了。

当时，当地政府特别重视《农学报》的推广，曾有一篇文章就对此有所描述。文章载称，牧民之道，主要是先开民智培养人才，而这就必须推广学堂教养的方法，让偏远山区的农民也知道东西各国变法的原因、如何学以致用，这样才能逐渐富强起来。

自从中国和外国通商以后，中国还只知道循规守旧，但其他国家却在学校、商务等方面竭尽全力地追求创新了。相比之下，中国却一味循规守旧，丝毫不想着变通，这样是非常危险的。近期上海新出的《译书公会报》和《农学会报》中，就有专门翻译自欧洲近百年来的各国历史等的文章。

日本自维新以来，出的书都是各国的政教之本，其中关于学校、商务、百产、畜牧等方面的内容更是非常详细。比如说浙江省的蚕茶叶，都是商务大宗，以前虽然都有种植和烘焙的方法，但终究不如外国人创新出来的方法好。这些都是关系到民生利害的，所以要学会因地制宜，随时劝导。可以先用一些比较简单的办法来试验，如果试验成功了，再去购买器具，按照同样的方法种植。

罗振玉

此外，罗振玉还主动联系了当地政府来推广《农学报》，到了1905年底，他“具禀江督行辕请推行农学会译印报章”，两江总督批示道，上海农学会译印报章讲求的是农学的新法和新理，对学务很有好处，但现在却销路不畅，请依照苏属札派报章的例子来推行宁属，希望宁藩司会同学务处、农务局能够认真审核讨论。

除了地方政府以外，中央政府也非常重视推广，在1898年的时候，御史曾宗彦曾上奏总理各国事务的衙门请求振兴农业。他表示务农是富国的根本，最亟需的就是振兴农业。现在各省还有很多可耕的地，所以各省督抚应该命令各地的地方官，劝导所有乡绅农民，采用中西结合的方法切实兴办，不准再随意敷衍。必须知道讲求农政，也就是说让地方官随时维持保护，实力奉行，如果办得有效果，就可以批准该督抚奏请奖励。

至于农学会的宣传方面，各地报刊都在积极地宣传农学会，比如在《湖南演说通俗报》中，就曾有文章在宣传上海农学会，而且经过多方的努力之后，上海农学会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除此之外，很多地区也都相继开始创办农学会，其中“今陛卿童年创为农学会”这一句话，就充分表现出了当时确实还有其他农学会的创办。比如在《蜀学报》等报刊中就有记载，当时的四川威远不仅创设了农学会，还制定了章程。

在1901年的4月，《申报》中有一篇名为《保利权说》的文章，里面就提到了“欧美诸国通行赛会，如农学会、格致会等，视为盛举，冀与国民研求物产，振兴工艺，法至良意至美也”。而在之后的文章中也都提到了“创设农学会”的主张。

关于安徽宣城创设农学会的文章中，就提到宣城绅士吕镜澄主政，向省宪奏请在宁国府创设农学会。因为宁国的一个郡就有很多荒地，如果能够对林业牧畜等各方面事务加以推广的话，一定可以开风气而保利权，而他的这一请求最终得到了批准。

1905年，《北直农话报》刊登了王树善的《说农话报为农学会之起点》，文章先是指出富国的根本就在于没有荒地、没有废弃的木材和没有无业游民。而袁世凯此人便深知这三点，所以他除了练兵、兴学、巡警和工艺外，还创办了农务学堂，让诸多学子学习外国的新法，从而补助中国的旧法。

作为农务学堂的创办人，王树善认为袁世凯设立这个学堂并不是为了培养几个学生而已，而是要讲究直隶通省的农务，只是以学堂为取法的地方，一边培养学生为将来办理通省的商务，一边研究农学，编译农书，并调查演说。同时大家可以凑点钱，创办一些实业。

通过调查，发现哪里有荒地，就去设法开垦，发现哪里少了树木，就设法种树，如果哪里多了某种土产，便设法创立某种工厂。官员多筹集一些公款，绅士多筹集一些股份，比如会馆、善堂等。筹集到多少钱，就办多少事，办事的人都是公举，等到以后会员多了后，事业将不可限量。

至于农报，是农学会尤其要着力办的事情，因为学堂不可能到处都有，教育也无法普及，那就完全要依靠农报来宣传和开通民智了。如今农报已经印行三期，很多人都乐意购买阅读，由此可知直隶省的民风淳朴，耕读并重，那么将来举行农会的时候，必然会令人民欢欣鼓舞的。

王树善提出的创立农学会主张在第二年就变成了现实。当时计划是先在省城创立农学总会，所有农务局的人员和农务学堂的教员学生都应该入会，并成为义务员，不发薪水，只有去各地演说时，根据路程的远近来补发津贴。等到有些成效以后，再逐渐推广，到各处府厅州县设立分会。

不过后来，因为袁世凯的原因，农学总会变成了农务总会，同时清政府一边下令要各处设立农务总会和分会，一边又要求各地设立农务会。在政府发出命令的前后时间里，各地都设置了农学会。

不过清末的农学会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扰民、经费没有保障等。因为有些地方在设立农学会的时候，不仅只注意揽权攘利，还要求农民在注册会员的时候，需要每人缴纳钱财，创办人便借此来大力敛财。

综上所述，在清末时期，农学会就已广泛存在，并且对当时和之后的农会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