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入缅作战时，由于滇缅公路运输能力有限，所属三个军10万人马是分成数个批次开进的。当杜聿明第5军的前锋200师前出到同古与日军接火时，拖在最后面的张轸第66军主力还未走出国境，仍然作为远征军总预备队滞留在中缅边境的畹町一线，因此该军只有一个师真正投入了作战，那就是孙立人的新编第38师。

原本计划中的中英联合作战，却在英军一味的逃跑之下成为了泡影，同样拥兵10万的日寇第15军反而形成了战场优势，中国远征军尚未完全战略展开，就不得不撤退回国。而日军以第56师团轻装长途奔袭腊戌，切断了第5军和新38师等部沿滇缅公路回国的退路，不敢硬碰的杜聿明率部转向缅北，试图绕经密支那回国，结果又被日军两个联队抢先一步袭占，无奈之下只好钻了野人山。日军则顺势沿滇缅公路侵入我国滇西地区，以10辆坦克和3000人组成的坂口快速支队，1942年5月2日攻陷畹町县城。此时留驻在中缅边境的第6军军长甘丽初，其实手下还有整整一师兵力，然而却张皇失措望风而逃，同时下令炸毁所属战车连的坦克堵塞道路，结果日本人仅用两个小时就清除路障继续推进。

即便如此，后面第66军的两个师也完全可以利用地形阻击住日军，甚至展开一个团都可以彻底封锁滇缅公路，可惜第66军军长张轸同样带头跑路，于是兵败如山倒。就这样两三万远征军部队被3000人的鬼子在四天内狂撵300公里，溃不成军毫无抵抗能力，使滇西军事形势迅速崩溃。一片混乱中的5月4日傍晚，日军坂口支队派出的便衣队数百人，混在撤退的中国军民人群当中，秘密接近了惠通桥西岸桥头。奔腾的怒江水和怒江大峡谷形成一道天堑，把滇西地区一劈两半，而始建于明末的惠通桥是滇缅公路上唯一的跨江通道，1936年翻新后成为一座全长仅206米的柔索大吊桥，由17根德国进口的钢索组成。两天前远征军工兵总指挥马崇六由此撤往昆明时，特地留下一队宪兵和工兵，同时授权宪兵队长张组武少校全权接管惠通桥，一旦情况紧急可立即炸桥。

广西汉子张组武命令工兵安装好炸药，自己搬把藤椅坐镇东岸桥头，亲自检查过往行人和车辆，下午6时许，正当日军便衣队的尖兵小队距离惠通桥仅有200米时，突然发生了意外情况：一辆从保山开来的破卡车非要上桥逆行向西，宪兵不许令其调头返回，车主何树鹏自恃跟军统有点瓜葛，拒不服从且出言不逊，宪兵们上去一顿大耳刮子。何树鹏负气调头，因操作过猛与另外一辆车相撞，登时堵塞了拥挤的桥头。宪兵队长张组武大怒，喝令宪兵立刻将卡车推下江去，何树鹏呼天喊地以身护车，宪兵少校当即以“妨碍执行军务罪”下令执行枪决。骤然响起的枪声不仅把逃难的中国军民吓了一跳，也震断了内心紧绷的日本人神经之弦，他们想当然地以为被发现了，于是掏出枪支组织敢死冲锋，虽然他们第一时间打懵了宪兵队，但是张组武仍然在几秒钟后清醒过来，挥手下令爆破，当真千钧一发！

这事想想足可以让从重庆到昆明的所有军政大员后背冒出冷汗，如果让日军便衣队袭占了惠通桥，已经迫近芒市（距离怒江100公里）的日军第56师团主力，完全可以在半天内通过此桥。然后兵分两路，一路攻击滇南关麟征第9集团军的身后，与越北日军前后夹击在滇南完成突破。另一路向东直取昆明，而这条公路的后方只剩下两个宪兵团，根本不堪一击。如此一旦日军大量援兵到达（缅甸方面军1943年增加到十个师团30万人），即可从云贵高原直下重庆，那中国的抗战局势可就是另外一个局面了。值得庆幸的是，脾气执拗甚至有点跋扈的私家车主何树鹏没有白死，他意外地用生命挫败了日本人的阴谋，使其坦克汽车只能望江兴叹。

气急败坏的日军随即组织几百人用冲锋舟强渡怒江，并开辟了桥头堡，恰逢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亲率第71军第36师先头部队兼程赶到，拼死反击将登岸日军大部歼灭。至5月8日，第71军主力抵达怒江东岸，遂巩固阵地与日军隔江对峙，这一对峙就是两年多，直到1944年的滇西反攻。惠通桥之战规模不大，意义却是非凡，它避免了西南半壁很有可能在1942年沦于敌手，尤其是意外事件逼露日军便衣队的插曲，充满了偶然性和戏剧性。而若不能及时炸毁惠通桥，后果不堪设想，每每抗战史读到此处，总有八个字萦绕脑海：细思极恐，天佑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