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有自己的野心，继承皇位后，立刻做了这两件事
高宗即位后，总结了康熙、雍正两朝为政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其父时期吏治看似肃清，一片平静，实际上是面从心非，许多矛盾都潜伏下来了，也留给高宗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卷进政治斗争漩涡中的一些政治错案急待纠正。在解决这类政治上的冤假错案当中，反映出了高宗作为一位封建时代政治家的气魄和胆量，与其祖、父一样，各有侧重点和角度不同而已。
高宗在纠正前朝错案当中，也有例外的情况。例如，发生在雍正七年(1729年)二月的曾静、张熙投书反清案和由此而引发的吕留良案，本来这两起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在案情方面没有异议。但是，当时世宗的处理却令人瞠目结舌。曾静企图策动川陕总督岳钟琪起兵反清，结果，主犯曾静不诛，却诛从犯。据说，曾静的供词牵涉到很多宫中事情，尤其是世宗夺嫡和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丑闻，说明已传布到民间。
世宗不杀曾静师生二人，是让他们当活教材，到民间去肃清影响，宣扬当今皇帝的英明，忏悔自己愚昧无知，上了死鬼吕留良的当。世宗觉得这样做效果会更好，所以告诫后世子孙不要杀他们。殊未料到这样做效果却适得其反，有关的宫廷秘闻广为流传。在父亲世宗刚刚撒手人寰，高宗便急忙下令逮捕曾静、张熙二人，收缴并销毁《大义觉迷录》,并解释说：“然在皇考当日或可姑容，而在朕今日断难曲宥。”至于违背其父遗言，也就顾不得了与曾静、张熙投书反清案的处理相似的，还有高宗即位后立即驱逐宫内的僧道一类人。
为了掩饰其父迷信于炉火修炼之说，他强为辩解说：“圣心深知其非，聊欲试观其术，以为游戏消闲之具，因将张太虚、王定乾等数人置于西苑空闲之地，圣心视之，如俳优人等耳，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且深知其为市井无赖之徒，最好造言生事”。这一番解释，不过是遵循为君讳、为亲讳之传统，有所掩饰而已。以上两件事，不属于纠正前朝错案。但是高宗即位后并不赞成其父生前的一些做法，说明高宗在藩邸时已经洞察时事，很有政治头脑，只是不便表态罢了。
高宗在为政务在“酌中”思想的指导下纠正前朝政治错案，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纠正与夺嫡有关的打击迫害，或受其牵连，殃及池鱼的错案；二是纠正因所谓科甲朋党被打击，包括对读书人的排斥以及以文字细故罪人的错案；三是或以不合时宜或以不驯服，或以莫须有的罪名而被罢斥的错案。高宗既要贯彻他的为政“主中”的方针和思想，又要表明其父的正确，他的所作所为是对其父的继承。
与夺嫡有关而遭打击迫害的涉及面广，不仅有世宗的兄弟如允提、允礽、允祉、允禩、允糖、允袱、允禵及其子孙亲属，还有康熙朝的一些老臣重臣被牵连，如阿灵阿父子、揆叙、鄂伦岱、苏努父子、延信等。事实上，隆科多案、年羹尧案以及査嗣庭试题案、汪景祺《西征随笔》案等，都属于夺嫡案范围，只不过有的是间接被牵连的。他们当中，有的本人被平反，有的是子孙亲属被宽大，有的还被重新封官加爵，不一而足。
高宗处理这些遗留问题，一般都是在乾隆初年即完成了。拖延时间较长的是允禩、允糖案，他们的子孙在乾隆初年即被宽大，归宗复籍，但他们本人却一直到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正月才被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