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失利，为保存革命力量，除开部分人员留守苏区，8.6万名中央红军将士，从此踏上两万五千里的长征路。

在长征途中，可谓是“前有狼，后有虎”。红军不仅要面对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还要面对缺粮、缺药、缺武器弹药的恶劣状况。

在爬雪山、过草地时，不少红军永远倒在长征途中，甚至连一口饱饭都没有吃到，到陕北会师后，中央红军主力已经锐减到三万人。

这里就有个问题，为何中央红军在前四次反围剿作战中，都能击败人数多，装备先进的国民党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却失败了，国民党军背后是否有高人指点呢？

那么，谁是逼迫红军长征的罪魁祸首？当然，蒋氏校长还真的算不上，而是背后还真是有高人指点。

当时，针对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军事围剿，蒋氏换了一个人来参与指挥，这个人便是蒋氏的武胆，被称为“当代卧龙”的杨永泰（文胆陈布雷，“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便出自他）。

杨永泰，很多人是第一次听，没啥知名度。

但是，就是这个人，却一手炮制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最毒“隆中对”，差点把中央红军推入绝境，而留守苏区红军的悲惨遭遇，也全是拜杨永泰所赐。

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后，蒋氏可谓是春风得意，便举兵南进，向我中央红军革命根据地大举进攻。

但是，国民党军三次围剿，接连失败。蒋氏很不明白，各地“军阀”人马那么多，都被逐一铲除了，为何红军就这么一点人马，硬是没打下中央苏区，消灭红军呢？

当时，杨永泰上任后，直接一针见血地指出，国府错误地将红军和北洋军阀混为一谈，红军不是乌合之众，而是一群有理想、有信仰的人民军队。

杨永泰还认为，红军历经三湾改编后，确立了政治民主建军，兵民一体，上下齐心，必须采取新的军事策略才能“剿”灭。

既然红军是依靠政治民主起家，那直接来个“政治围剿”，也就是著名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简单来说，杨永泰希望通过政治手段来剥离人民群众和我红军的联系，妄图挑拨中央红军和百姓的血肉联系，然后国民党反动派再趁虚而入。

同时，杨永泰也妄图通过经济封锁的手段，扼制中央红军的发展。以利用军队、行政官员、各地乡绅、地痞流氓等，组成严密的监控系统，和红军打一场“经济战”！

然后，国民党军再通过一定的军事重兵手段，对我各苏区红军进行严厉围剿，并使用剿抚兼施的“阴谋诡计”。

当时，蒋氏根据杨永泰的计策，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政治军事成效。所以，国民党高层便直接任命杨永泰，担任南昌行营秘书长，全权负责政治事务。

最终，杨永泰的这番计策，终于在第五次围剿作战中取得进展，中央红军不得不西去，而杨永泰依然没有停止对于红军的追杀。

杨永泰这个人，十分懂老蒋的心思，无论是湘江战役，还是入川作战，他心里更明白，老蒋想要消灭红军是真，但是控制南方大片领土才是他的终极目标。

1934年底，中央红军主力长征进入西南，蒋介石派大军尾随其后。在大军进入四川后，发现这一带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成都平原一片富饶，倘若未来中日全面开战，这里无疑是最好的战略大后方。

所以，蒋氏从这里开始，便产生了借追剿红军之机派中央军入川的想法。

杨永泰，当然是投其所好，便建议撤销南昌行营，改设重庆行营。一方面，可以继续追剿红军，另一方面，中央军可以入川，从而统一四川。

不过，川派军阀老大刘湘，那可不是黔军王家烈，早就提防着老蒋了。

但是，杨永泰在背后一番精心谋划，先用川北军阀田颂尧和红军作战失利为由，撤职严办树立权威，再仿照办庐山军官训练团的办法，整训川军军官，以便控制川军。

最终，川军撤防裁兵，实现川军国家化，川政中央化，刘湘早已是后悔莫及，老蒋最终将四川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

再说道红军长征路上的军事追剿，经济战，政治战，背后全是杨永泰的手笔。若非杨永泰被刺杀，可能民国不知道会添多少件事！

当然，即便是有杨永泰这一号智囊，依然没有击垮我中央红军，最终红军三大主力在陕北会师，成为我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一座丰碑！